大部制改革与政府职能转变

大部制改革是当前行政体制领域的一个热门话题。所谓大部制，简单地说，就是按照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将职能相对接近的部门进行横向合并，从而拓宽管理幅度。在大部制的改革中，检验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的成效，既要看政府机构调整是否科学合理，更要看政府职能是否真正转变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上来了。所以，应把转变政府职能作为其核心任务。     

地方政府大部制改革的理论基础和借鉴意义

大部制改革作为我国新一轮政府机构改革的主要内容,有其实施的理论根据和现实可能性。本文讨论了大部制改革的五点理论基础,并结合随州模式、重庆模式、成都模式、北京模式和上海模式,阐述了地方政府进行大部制改革的优势所在。在推行大部制改革的过程中,注重政府能力和责任的培养是大部制改革的内在要求,公共治理模式是大部制改革的具体方向,行政权三分是大部制改革的可行做法,树立中央权威是大部制改革的有力保障。     

深化“大部制”改革之我见

党的十七大指出，要“加大机构整合力度，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由此大部制改革拉开了第六次机构改革的序幕。为避免此次改革再次陷入“削减-膨胀”的恶性循环，本文首先分析这次大部制改革的背景，其次是正视大部制改革的四大挑战，最终提出改革中亟待解决问题的策略，分别从转变政府职能；改革的策略方法；内部协调、管理；加大监督力度四方面思考。努力实现“大部制”改革顺利进行，以达到促进市场经济发展、建立服务型政府的目标。     

论大部制的治理结构与治理机制

面对新时代的挑战,西方国家都进行了大部制改革。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表明,我国大部制改革已经起步。其主要内容是按照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要求,理顺职责关系,优化政府组织结构,规范机构设置,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完善行政运行机制。笔者以决策、执行、监督相分离为核心的现代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为基础,全面剖析了大部制的内外部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论述了大部制借鉴现代公司治理模式的意义,以期促进大部制的健康良性运行。     

西方整体政府对我国大部制改革的启示

大部制是当前我国探索的一种政府模式。而整体政府是继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以后政府改革新的发展趋势。大部制与西方的整体政府的契合点在于党政关系都非常密切、解决政府改革所导致的碎片化的治理和以服务型政府的公平和正义为核心价值。这将对我国的大部制改革在党政关系的规范化、健全大部制改革的协调机制和转变政府职能带动政府转型方面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地方政府机构改革中如何推行大部制

推行大部制是地方机构改革的突破点.只有与转变政府职能、理顺各级政府关系和转变政府治理结构相配合,地方政府推行大部制改革才算成功.地方大部制改革需坚持职能调整模式原则、差异性原则和统筹协调原则,由省级政府主导,职权配置和机构设置应当考虑决策、执行与监督权分离问题.省级政府机构数量应当控制,以决策型机构为主;地市级政府职能应当逐渐弱化,尽量减少机构;县级政府除部分决策机构外,更多地设立执行机构.改革的程序应当符合法律要求,吸收相关行政机构和行政相对人参与.     

政府职能转变分析

政府职能转变是政府机构改革的前提。当前政府职能转变还有不少困难需要克服。由于政府机构仍然膨胀，政企、政事、政社不分严重存在，政府职能转变举步维艰。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旧体制的惯性制约、政府自身利益的制约和过渡时期本身等。改变这种状况，重点是对政府角色重新定位，关键在于理顺各种关系，而政府职能协调发展则为巩固政府职能转变成果的保证。     

叩问大部制

改革开放后的第6次机构改革将以明确的大部制概念为引领。大部制,就是将一些职能相近或相关的部门整合为一个大部,将原来的部委改为内设的职能司局,或者由部委管理但又具有一定独立性的机构。宽职能,少机构,是其鲜明特征。     

试论政府职能的有效转变

１９９８年以来的我国政府机构改革备受世人瞩目，实现政府职能的有效转变是机构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本文拟从提示三个改革怪圈入手，剖析改革开放以来前三次机构改革失败的原因；再用发展的观点提出政府机构的新角色，在此基础上实现政府职能的有效转变。     

推进地方食品监管大部制改革的组织现状及完善对策——基于贵州省的调查

食品监管大部制改革在地方推进中面临诸多困难与障碍,特别是西部欠发达地区。通过对地方食品监管大部制改革中组织现状的实地调查,从机构及职能部门设置、职责界定及划分、组织协调机制、组织保障能力等层面,对地方食品监管组织进行了纵向与横向比较,分析了目前地方食品监管组织存在的结构不合理、职责划分不清与职能分工不科学、协调机制不完善与协调方式单一、人员及经费保障能力弱等问题,最后从完善地方立法进程,推进监管机构渐进式改革与职能整合,促进监管职责科学界定及职能转变、完善组织协调机制并推动协调方式创新、加强保障能力建设等,探讨了推进地方食品监管大部制改革的组织完善对策。     

公共管理视阈下我国“大部制”改革的路径选择

党的十七大提出实行“大部制”改革，进一步理清了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思路，为我国行政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也使政府改革有了新的契机。然而我国“大部制”改革也面临重重困难和部门利益集团的阻挠，我们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冲破部门利益阻挠，妥善协调部门利益在组建适应新的国内外形势的高效率的“大部制”机构的同时，健全法制，强化依法行政的理念，健全政府权力监督机制，建立责任政府、有限政府，以实现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     

公共服务型政府——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新范式

以我国政府职能转变为着眼点,分析了政府职能的内涵与我国政府职能的现状,并对政府职能转变的意义进行了探讨.提出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新范式--公共服务型政府;并试指出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的相关举措,以期对我国政府改革提出一些建议.     

新公共管理改革研究

传统的"科层制"或"官僚制"公共行政模式存在僵化、效率低下、缺乏创新等缺点,因此新公共管理改革席卷了整个西方社会。研究、借鉴西方国家的新公共管理改革对我们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改革传统的公共行政管理模式,提高行政管理能力和效率具有重要的意义。     

“过犹不及”:对“新公共管理”的借鉴必须适当

西方进入后工业社会后,在社会变迁和经济全球化的压力下,政府纷纷陷入了管理危机、财政危机和信任危机之中.新公共管理主张通过民营化等形式,把公共服务的生产和提供交由市场和社会力量来承担,而政府主要集中于掌舵性职能.但西方学者的研究表明:新公共管理是一柄“双刃剑”——既可能使经济效率最大化,同时又可能损害社会公平.因此,在我国的行政改革中,应该借鉴新公共管理的合理因素,但这些借鉴必须“适当”,要防止出现“过犹不及”的片面性.我们的指导方针只能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精神.     

政府机构改革的价值逻辑——兼论大部制机构改革

政府机构改革是在价值取向支配下进行的,价值取向决定政府机构改革的内容和效果,评价政府机构改革的成功与否也必须从价值取向出发。政府机构改革的价值取向从属于公共行政价值取向。政府机构作为实现国家意志的载体和工具,具有明显的执行属性,目的在于保证公共资源配置的高效和公平,因此,效率与公平是政府机构改革的基本价值取向。回顾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政府机构改革轨迹,从机构精简、政府效率等方面看,它基本上满足了效率的要求,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公平价值也获得了一定关注,但处于次要地位,导致严重的公平问题,其根源在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价值定位。只有将这种非均衡的价值取向转变为“讲究效率,注重公平”的均衡价值取向,才能准确找到政府机构改革的方向,并进行系统思考和顶层设计,方可成功。大部制是兼具效率与公平价值的体制,是今后政府机构改革的有益方向,但也需要在效率与公平之间进行合理权衡与取舍。     

论大部制背景下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制改革

201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将原国家知识产权局职责、商标管理职责、原产地地理标志管理职责予以整合,推动了我国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制改革进程。基于大部制改革整合评估框架展开考察,当前我国知识产权综合管理在知识产权管理职能的整合、知识产权管理体系的统一、知识产权行政协调机制构建等方面仍有不足。因此,有必要在大部制改革现实背景与理论框架之下,进一步整合知识产权管理职能,逐步统一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建立健全知识产权协调机制,以增强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制改革的实效。     

论地方政府推进大部制改革的困境与战略思路

大部制改革成为地方政府行政体制改革的方向,但其在地方的推行过程中存在利益博弈、成本障碍、心理障碍和代理缺位的现实困难。因此,可以从合理划分权力与平衡部门利益、降低改革成本、做好宣传和大力发展第三部门等角度来探讨推进大部制改革的策略。     

当代西方国家地方政府组织重组及变革新动向

组织重组是当代西方国家地方政府结构调整的一个重要工具。当代西方国家地方政府的组织重组产生了政策过程理论、新公共管理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三种解释性理论。经过组织重组,当代西方国家地方政府建立了一种以规范化、小型化、弹性化和任务化为特征的新型组织结构。这对我国当前地方推进大部制改革与服务型政府建设具有借鉴意义。     

适应WTO要求加快转变政府职能

中国加入 WTO会促进政府职能转变。政府必须合理确定自身应发挥作用的主要方向 ,在此基础上 ,重点抓紧调整与 WTO规则不相适应的地方。通过转变行政理念、转变行政管理方式和进行政府机构改革等途径 ,尽快调整政府职能 ,以适应 WTO的要求 ,使中国最大程度地受益     

大部制改革的概念界说与路径选择

通过分析大部制的概念,合理界定大部制改革的内涵与范畴,为大部制改革及今后进一步改革奠定理论基础。又由于此次改革是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实行的五次政府机构改革的基础上及电子政务建设卓有成效的背景下进行的,所以在信息化时代探索新一轮改革卓有成效的路径模式,有必要充分发挥电子政务在大部制改革中的工具媒介和推动作用,为大部制改革实践的成功开展提供技术支撑,而大部制改革亦反作用于电子政务,缝合“信息孤岛与鸿沟”,促进其向纵深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