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司法缘何要奉行克制主义

从司法的中立性要求来看，克制主义应该是法官的意识形态。司法克制主义要求法官对法律要忠诚；要克己守法，廉洁自律，尊重法律规则；要对立法权、行政权和其他社会公共权力保持谦抑的姿态。法官保持克制主义是法制本质中的应有之意；是保障法律自身意义安全性需要。虽然司法克制主义与能动主义在司法过程中都不是那么纯粹，在历史的长河中此消彼长，但在某一个时期总有一种姿态占据主导地位。我们认为现阶段中国的法制建设需要司法克制主义理论。因为，我们没有经历严格法制主义的熏陶，人们对法律规则还不够尊重，法律至上还没有得到较为普遍的认同。因而必须对法官和公众进行规则意识的强化和启蒙。实际上，没有严格的规则主义就没有法制，没有司法者等对权力行使的克制就不可能有法律秩序。     

司法实践中的法律推理

法律推理作为一种重要的法律方法,在我国司法工作中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长期以来,我国的法官所进行的司法审判工作,其实就是在演绎推理的框架内进行的,这尤其体现在作为司法审判的结论——判决书的撰写上。法官审判工作的整体就是一个司法三段论的过程。只是由于我国现存的法律教育体系中缺乏必要的法律方法的指导,绝大多数法官意识不到自己所进行的审判工作与法律推理方法之间的联系。本文正是从我国审判工作的实际出发,论述了法律推理的含义,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运用以及对司法工作的重大意义等问题。     

法律方法的意义探析

近年来,随着法学研究的转向,法律方法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但对法律方法的内涵存在着不同的理解。法律方法一词主要在三种意义上被使用,即社会学意义上的法律方法、法制意义上的法律方法以及司法意义上的法律方法。我们认为,应该直接用司法方法来指称司法意义上的法律方法。     

试论我国司法体制的改革

党的十五大郑重地向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发出了依法治国的世纪宣言：”健全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是我国的基本治国方略，是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提出的更新、更高要求。为此，我们应加快司法体制的改革，进一步完善司法结构，使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坚强的法律保障。     

弗兰克现实主义的司法观

弗兰克并不排除一般的法律规则的存在,只是怀疑在具体案件中,法律规则的适用是：否能导致人们预期的法院判决,法律规则本身是否可以提供人们需要遵守的理由;因此提出法官的判决才是现实的、真正的法律。司法在弗兰克那里已经不单纯是三权分立体系中相互制衡的一种因素,而且是权利、义务实现的必由之路。法律的存在与否并不在于是否由立法者或法官做出,关键的是发生实际的法律效力。强调司法过程的重要性只是弗兰克将法律与社会联系在一起考察的必然结果。     

WTO中的司法规则与我国司法改革

对照WTO中与司法有关的规则 ,我国司法制度在司法独立、法制统一、立法和司法的透明度、司法审查、司法人员的素质等方面尚存在明显差距。今后一段时期内 ,我国司法改革应从保障司法独立 ,加快法律的立、改、废 ,完善公开机制 ,扩大司法审查的范围 ,推进法学教育及法官遴选制度改革等方面逐步、稳妥地推进     

司法现代化在我国农村的困境及其出路

司法现代化是法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可是司法现代化在农村仍然遭遇着种种困境,这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基础。实现农村的司法现代化,一方面要对传统法律文化进行认真彻底的反思,肃清沿袭至今的消极影响;另一方面则应从制度上保障司法的公正性,在司法领域树立法律的权威。     

《司法基本法》与中国司法改革

自1982年以来,以三个"五年改革纲要"的制定为标志,我国进行了三次司法改革。三次改革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但也存在改革的"依据不足"的困境,改革的推进缺乏必要的法律依据予以支持。为此,我国司法改革的推进,应当以选择"法律"而非"制度"为突破口,从法律规范的层面推进司法改革,统合现有的司法法资源,制定统一的《司法基本法》;在此基础上,以统一的《司法基本法》为依据,推动司法改革的整体深化。制定后的统一《司法基本法》,在内容上以宪法为依据,将宪法中的司法制度与司法的基本规则予以具体化,在位阶上属于基本法律的地位,具有高于普通法律的地位,因而能够全面回应司法改革对法治资源的需求,确保司法改革在法律的框架内有序行进。     

司法克制下的法律解释

法律是一种不断解释性概念,法律解释是法律适用的前提。作为法官释法的两种不同的司法哲学,司法克制抑或司法能动的分歧集中于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的限度。近年来,司法能动备受学者推崇,但也常被误读或曲解;实践中深受法官青睐,却多为之所滥用,甚至被异化为掠夺和扩张法律解释权的武器。当务之急,法官应当奉行司法克制,尊重并认真对待规则,依据法律文本的含义解释法律,审慎地建构裁判规范。     

阳光司法:从刘涌案谈判决书的论证与公开

刘涌案引起公众大量非议的重要原因是二审判决书论证不足和公开性不够.加强判决书的说理和论证并向公众公开是树立司法权威、建立为人民服务司法和实现理论界与实务界良性互动所必要的.判决书的论证应从证据能力、证明力、证据的综合认定及法律适用几方面进行.公开判决书可通过网上公布及公共场合展示来实现.     

法治、司法改革与法律共同体

法治是法律之治,法律之治是以司法活动为中心而展开的,没有完善的司法就没有良好的法治。司法活动的主体实际上是法律共同体,司法改革成功与否,关键看是否能够建构中国的法律共同体并使之成为司法的决定性力量。中国的国情决定法律共同体建构的中坚力量是法学家,司法改革应使法学家阶层成为法治的中心。司法改革为法律共同体的建立提供了契机。     

法律评价:类型、文化与司法改革

法律评价是司法机关适用法律的实践活动。法院行使审判权和检察院行使检察监督权是法律评价的两种类型。对法院行使审判权和检察院行使检察监督权的文化层面的探讨,涉及到对法院文化和检察文化的研究。法院文化和检察文化是法律评价中的两种基本文化形态。研究法院文化建设、检察文化建设与当前司法改革的关联性,有助于推进司法机关行使法律评价职权的社会文化环境建设,对研究中国的司法改革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     

法律解释是什么——《法律解释学》述评

法律方法问题逐渐成为近几年法理学中的研究热点问题,在这一背景下,作为其中重要内容的法律解释问题依然备受人们的关注。陈金钊教授等学者的新作《法律解释学》较为系统地对法律解释的基本问题进行了深入阐释。全书围绕的核心问题就是"法律解释是什么"。这一贯穿全书的线索可以按照从形上到形下的顺序进行理解:法律解释不仅是一种理论学说,同时也代表着权力,更是在司法实践中适用的具体方法。     

司法判决的不确定性及其矫正

司法的确定性应当是司法的一种应然状态,但司法活动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司法实践中,由于案件事实认定、法律规则、法律解释、法律推理等不确定等因素的影响,司法结果往往是不确定的.要克服这种不确定性,确保司法结果的可预见性,就要完善立法,确立"法律真实"的案件事实观念,培养法官共同的职业道德和职业知识素养.     

论司法信息公开

国际组织、政府部门和专家学者正密切关注着信息公开法制的发展,司法信息公开法制的建立已成为世界潮流。中国虽然已颁布《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但有关的法律信息公开却没有纳入其中,我国的审判权的行使仍不是十分透明,缺乏对自然人、法人以及其他组织司法信息知悉权、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力、法律监督权力的制度保障。本文认为我国亟待建立司法信息公开制度,明确规定法院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均应公开,同时规定衡平性的限制性条款。     

从主位推进分析看司法判决推理

司法判决书是裁判过程的书面表达。法官做出裁判的过程,实质上就是以认定的案件事实和相关的法律规范为前提,运用演绎形式推理合乎逻辑地推演出判决结论的司法判决推理过程。综合Danes(1974)提出的5种主位推进模式和徐盛桓(1982)提出的4 种主位推进模式,并根据提出的连贯话语推进的9 种主位述位逻辑关系,探讨一篇优秀民事判决书的“本院认为……”部分如何实现演绎形式推理和法律命题内容实质推理双重共振的司法判决推理过程,从法律语言学视角对当前我国的裁判文书改革朝着论证体裁方向发展提供有益启示和借鉴。     

在司法中民间法与法律方法的勾连

随着学界对民间法研究转向司法实践,民间法与法律方法的勾连问题不可避免地成为民间法研究中重要的内容.正是在法官对大小前提的建构过程中,民间法与法律方法的勾连成为一种可能,与此同时也为民间法司法运用提供了方法上的支持.具体而言,民间法可以通过法律发现进入司法,作为法律的解释源进入司法,通过利益衡量补充法律漏洞,作为经验法则认定案件事实,以及作为法律论证的理由.深入研究民间法与法律方法的可能勾连,有利于建立起本土化的法律方法论体系,从而促进法律方法论学科的建设.     

论法律方法的法治立场——基于新形式法治理论的视角

法律方法对于法治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在司法过程中,法律方法的适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个案正义的实现。虽然对于法律方法的适用都要站在维护法治的立场上,但是由于不同的立场对于何谓法治有着不同的理解,例如司法克制主义推崇形式法治的立场,而司法能动主义则坚持实质法治的立场。因此基于不同的法治立场对于法律方法的适用可能会对法治的实现在实质上有着不同的作用,甚至有害的作用。基于新形式法治理论,我国现阶段法律方法的适用应该坚持统合司法克制主义与司法能动主义关照之下的法治立场,因为这两种立场本身都是为了维护法治这个目的和立场的,没有必要非此即彼,但是在实际的过程中,必须有一个限度,而这个限度则是由形式法治的立场所决定的。这种法治立场并不是一种泛泛而谈的纯粹理论性的研究,而是一种面向司法过程的法治立场,是我们运用法律方法的原则问题。法律方法的法治立场的确立,有利于我们在司法操作的层面更好地实现法治,这与政治或是国家意义上的法治立场是不同的,是一种面向司法实践的法治立场。     

论司法实践中虚拟财产的法律保护

随着近年来我国互联网的迅猛发展,网络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人们也越来越多地被互联网的虚拟世界所吸引,其中尤以网络游戏最甚,于是有关虚拟财产的纠纷也日益增多,人们便将这些纠纷诉诸法律,因此司法实践中形成了一些关于虚拟财产的司法判例。文章通过分析司法实践中形成的虚拟财产的司法判例,剖析司法实践中虚拟财产的法律界定问题,比较分析了各法院对虚拟财产属性认定的不同原因,提出我国应该通过制定单行法,完善司法解释和建立网络仲裁制度来解决虚拟财产纠纷问题。     

论教义式法律思维与司法形式主义的谋合

十八届四中全会再次强调"建设法治国家",并明确要求要善用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考虑问题。这不仅说明了法律思维的重要性,而且也必然关涉法律和司法的理念定位与技术选择。在司法向度内,司法形式主义与教义式法律思维作为一种经过长期累积而形成的稳固的知识体系,表征着司法的基本规律,具有一种不可替代的本源性、基础性和优越性;它们也因共享形式性、逻辑性和程序性而高度谋合,并一起合理而高效地维护着法律安定和司法正义。不过,它们也有层次之别:司法形式主义是抽象层面的司法理念,是实现实质正义的前提和基础,因而应成为我国当下司法的元理念;教义式法律思维属于具体层面的司法技术,其安全又极易操作,理应成为我国当下司法的首要方法。因此,坚守司法形式主义理念与教义式法律思维方法应是我国当前司法的理想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