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平行进口中出口商的知识产权瑕疵担保义务——平行进口相关当事人归责厘定

平行进口是国际贸易领域和知识产权领域长期争论的焦点,各国立场不一,莫衷一是。虽然对平行进口的定义与法律定位存在诸多不同的看法,但平行进口涉及的是知识产权产品的进出口,属于国际贸易法的规制范畴,已无异议。对平行进口商进口行为定性的研究固然重要,平行进口中出口商的角色亦不容忽视。对此,1980年《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作为调整国际货物买卖的重要国际公约,于第41条、第42条和第43条对卖方的知识产权瑕疵担保义务作了原则性的规定。海关依法禁止侵犯知识产权的货物进出口的措施对平行进口中出口商知识产权瑕疵担保义务的履行也起着重要的监督作用。解读相关规定,明确平行进口中出口商的知识产权瑕疵担保义务,有利于平行进口中相关当事人的责任认定,为全面审视平行进口提供新的视角。     

61届联大通过《残疾人权利公约》

第61届联大于2006年12月13日通过了《残疾人权利公约》（Convention of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这是国际社会在21世纪通过的第一个人权公约。联合国秘书长、联大主席、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和各国大使纷纷对这一公约的通过表示祝贺。     

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权利挑战、规则重构和诉讼愿景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虽未明确提及全球气候变化,但二者之间的联系却愈发紧密。这主要表现为全球气候变化所引发的海平面上升、海洋暖化或酸化等问题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适用和解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一方面,海平面上升是否会导致领海基线移动、岛礁法律地位变更,将对一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构成法律挑战。另一方面,全球气候变化对海洋环境造成潜在的威胁和破坏,如何通过规则重构的方式实现《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碳排放、海洋暖化或酸化、大气污染跨界损害的有效规制是国际社会亟须关注的重要议题。值得注意的是,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相比,《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可能为全球气候变化提供了强制争端解决程序,但在诉讼主体资格、法律义务和可归因性的认定等方面,国际诉讼活动仍面临着诸多的法律障碍。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退出机制及我国的考量

即使在全球化的时代,国家利益至上仍然是无可厚非的。中国作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签署国,在维护公约精神、履行公约义务的同时,理应享拥公约赋予的权利——国家利益,并得到公约的强力保障。然而,作为折衷产物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30年的实施过程中,虽建立起了一套新的海洋法律秩序,但“软法”的迹象显现。就我国岛屿争端的现实来看,公约在争端解决上少有效用,我国的海洋权益屡次被声索国恶意利用公约之名侵占。本文就《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退出机制,对我国保留公约缔约国身份的相关问题展开探讨,结论是积极影响与消极影响共存,如果我国与周边国家的矛盾进一步突出,退出公约,可望争取更广大的处理空间。     

美国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是迄今为止最广泛、最全面、最有影响的管理和规范海洋活动的国际公约,已经并将继续对国际政治、经济和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美国虽然积极参与了《公约》的谈判和制订,但时至今日仍未批准《公约》,令人费解。本文回顾了美国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渊源,通过《公约》对于美国国家利益关联性的论述,探究美国未批准加入《公约》的缘由。本文认为,随着国际海洋形势和美国自身实力等因素的不断变化,美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批准《公约》是大势所趋。美国一旦批准《公约》,必将附加对其更加有利的额外声明、条件等,对此,我们应予以关注。     

海盗罪的国际法规制

为了打击海盗行为，16世纪以后，西方各国逐渐形成了关于海盗罪的国际习惯法体系。进入20世纪，国际社会开始致力于将惩治海盗的习惯法法典化。《尼翁协定》及《尼翁补充协定》是前期的主要成果。二战结束后，国际社会制定了《日内瓦公海公约》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海盗罪的定义、构成要件及执法权限等作出了明确规定。上世纪80年代后，国际海事组织又制定了《制止危及海上航行安全非法行为公约》、《关于海盗和海上暴力行为的示范国内法》等富于操作性的法律文件。     

论《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在中国的适用

中国批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意味着中国在国际法上承担接受该公约的约束,《公约》与现行国内法一样在中国法律体制内具有同等效力。《公约》在中国的适用应是以转化为主、纳入为辅的模式。     

论二十国集团作为气候外交平台的优势与挑战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或FCCC）缔约方第15次会议,即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结束之后,世界各国的很多决策者和学者对把二十国集团当作推进气候变化外交的另一平台展开了讨论。因此,很有必要研究二十国集团在解决气候变化问题方面存在的风险和可能性。研究结果表明,尽管二十国集团从结构上看起来在解决气候变化问题方面具有很强的吸引力,但是目前二十国集团在推进气候变化谈判方面能力有限,不能替代联合国主导的气候变化谈判框架。     

海洋维权执法下《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适用——南海仲裁案第13项仲裁请求裁决评析

仲裁庭无视对菲律宾第13项请求进行判断的前提——黄岩岛主权归属及沿海国的确定,武断地得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298条1(b)不适用于领海的结论。仲裁庭对菲律宾第13项请求不具有管辖权。菲律宾船舶在我国黄岩岛领海的通过不能构成无害通过,我国有权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25条采取必要的步骤以行使保护权。在行使沿海国保护权的特殊情形下,应对《国际海上避碰规则》适用于船舶航行进行严格解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94条的义务主体是船旗国,义务的属性是管辖义务,违反《国际海上避碰规则》并不必然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94条的义务。     

“南海仲裁案”的裁决无助于南海地区的和平稳定

正近来,关于南海仲裁案的最终裁决众说纷纭,这并不意外,毕竟这是百多年来中国面对的第一桩涉及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国际官司"。中菲两国皆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缔约国,以《公约》来审视、框定双方的立场、举措也不奇怪。《公约》第十五部分就缔约国间关于《公约》的解释和适用争端的解决作了规定,要求缔     

略论破坏海底电缆管道罪

破坏海底电缆、管道罪是危及公海海上安全的国际犯罪。虽然《日内瓦公海公约》、《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国际公约都对本罪的概念、构成要件做出了规定,但是并没有规定本罪的具体刑事责任。因此,公约缔约国就必须在其国内法中将公约的内容加以贯彻。     

海洋地理不利国问题之中国视角再审视

海洋"地理不利国"问题曾在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上被热议,并体现于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本文先从"地理不利国"概念的起源谈起,探讨"地理不利国"具体概念和确定标准。再根据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及相关国际法,分析海洋地理不利国家所具有的特殊海洋权益。最后根据对我国地理、人口、资源、经济等因素的分析,得出我国是海洋地理不利国家,应优先享有相应海洋权益的结论。     

论政府间国际制度与国家的关系--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与中国为例

本文以制度性多边主义为背景 ,首先从理论角度分析了政府间国际制度与国家的关系问题。继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与中国的关系为例 ,着重讨论了在国家考虑“参与”国际制度和“参与以后”两个阶段里《公约》与中国的关系 ,具体阐述了“中国为什么要求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参与《公约》对中国产生的影响”两个问题。     

残障研究的多学科视角及综合取向

2006年联合国通过、2008年生效的《残疾人权利公约》是面向残疾人的最全面的专门人权公约，倡导的社会模式已经成为各国立法实践与行动者倡导的立意指南。残障研究需要完成范式转换，借鉴多学科的视角，实现综合取向的实证研究。法学的人权研究、社会学的福利视角、社会工作的干预、人力资源的经济学视角，都是残障研究综合的学科基础。交叉学科（法社会学）以及注重实践的残障社会工作，将是残障研究的重要力量。残障研究要获得更大自主与自觉，还需要扎实的基础研究。     

历史地、发展地、全面地看待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历史地、发展地、全面地看待１９８２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罗钰如１９８２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总计有门个部分，包括３２０条和９个附件。所涉及的问题，概括地说，主要有：领海和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大陆架、岛屿和群岛国。国际航行海峡的通过、内陆国出人海权利...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南海争端中的效用及中国对策

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作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签署国，维护公约的精神和严肃性是我们应尽的义务。我们既需要坚持公平和正义的原则，保持航道畅通和航行自由，又必须援引公约，捍卫在领海的主权和专属经济区及大陆架内的主权权利，坚决反对某些国家恶意利用公约，并以公约之名行侵犯中国权利之实。本文围绕相关国家对公约的不同释义而产生的分歧，探讨公约在争端解决中的优势与缺失，以及其在南海争端中应发挥的效用。     

我国增强在北极地区实质性存在的实现路径研究

北极地区除北极沿岸国的主权区域和管辖权区域外,绝大部分地区属于公海区域,为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其应该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实行全球治理,而非由北极国家共治。作为区域性政府间国际组织的北极理事会缺少国际法基础,我国不应将加入北极理事会作为参与北极事务的成就,更不应将北极理事会作为参与北极事务的重要平台。联合国国际海底管理局是符合国际法要求的合法组织,北极地区的治理适用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区域制度,而不是某几个国家或组织制定的区域性条约或规章。我国应在增强北极地区实质性目标的基础上,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调整参与北极事务的工作思路,依托符合国际法的国际组织实现对北极的治理,同时加强对北极地区区域性国际制度和理论的研究,倡导全球共治北极。     

从国际法角度探析日本排放核废液入海问题

日本2011年4月以来的排放核废液的行为,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该行为既违反了＂对整个国际社会承担的义务＂,也违反了日本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伦敦倾废公约》和《及时通报核事故公约》所应承担的义务。同时,因其并不符合《伦敦倾废公约》所规定的免责条件,日本政府也无权援引《伦敦倾废公约》的例外条款为自己开脱责任。     

越南的南海政策及中越关系走向——基于国际法与区域外大国因素的分析

近年来,越南的南海政策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越南通过对南海诸岛法律地位的调整,和东盟各国基本达成了一致立场,同时也赢得了美、日、印等国的支持。虽然越南声称此举是希望与各国建立战略信任,以维护区域内的和平与安宁,但其真实目的是想通过操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某些条款、以中国的领土和海洋权益为筹码来联合东盟国家和区域外大国,从而达到其利益最大化的目标。"981事件"是越南为检验其政策调整成效与中国展开的第一次交锋。该事件后,中越关系斗争性的一面有所上升,但双方的实力对比和在南海问题上的态度,决定了中越关系总体和平稳定的大趋势在未来几年内难以根本改变。     

后冷战时代联合国人权活动的特点、争议与问题

冷战结束后 ,联合国人权活动的范围和效率进一步提高 ,推动了全球范围内的保障人权活动的深入。但联合国人权活动仍存在许多争议和难题 ,比如政治性因素占主导地位 ,国际人权保障与国内人权保障之间不能有效协调 ,联合国人权公约的执行同主权国家多样化的自主选择存在矛盾 ,强权政治的干扰等等。联合国人权活动的效果取决于这些矛盾的协调和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