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梁启超的历史文献学思想

梁启超不仅借鉴西方近代的史学理论与方法 ,促进了中国传统史学向近代的转型 ,而且在继承中国传统史学尤其是乾嘉学派文献整理的基础上 ,对历史研究的基础工作———资料的搜集、考证与整理提出了一系列的原则和方法。其历史文献学思想会通中西 ,既充分吸纳了学术界的新思想、新方法 ,又继承了乾嘉史学在文献整理上的优良传统。考证的目的是为信史进而为良史的产生创造条件 ,这是梁启超历史文献学思想的最大特色。     

论福柯思想的文艺学价值

米歇尔·福柯是关注于西方文化和哲学边缘问题的思想家,在他看来,文艺总是在某种程度上与疯癫结合,因疯癫与理性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交流与较量状况的不同,导致文艺呈现出不同的特征。作为后现代思想的启蒙者,福柯反对现代主体意识,否定作者是自由的创造主体的说法,强调作者是话语功能的实践形式,是一个根据不同语境可以由不同个体填充的位置。他预言了当今文学网络化的状况,对当代许多文论流派造成深刻的影响。     

历史的边缘人——福柯及其后现代史学

本文通过分析福柯对理性的反叛、对传统历史叙述方法的改变以及对传统历史观中历史连续性问题的否定 ,阐述了站在历史边缘的福柯 ,如何用他的后现代史观对传统史学进行强烈冲击 ,并对现代史学的进一步发展产生有力的推动     

论中华民族的历史意识

中华民族具有高度自觉的历史意识，主要表现在追念祖先、崇尚“古训”、重视“藏往”、维护历史记载的真实性和坚持历史评判的崇高性五个方面。这种高度自觉的历史意识以及由此形成的延绵不断的史学传统，是维系中国文化连续不断、百世流传的重要纽带。     

论福柯“权力话语”下的经典译介与流变

在法国米歇尔·福柯的\     

论清朝官方史学的研究及其学术拓展

清朝官方史学在清代史学发展和社会历史中,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深化此项探讨,可显现出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互动、互补、又互有排抑的矛盾关系.将这个思路拓展为对整个中国古代史学史的研究,将会取得很大的学术突破.以中国官方史学的运行机制与缺少官方修史活动的西方史学予以比较,有助于探索史学产生和发展的规律.     

文明史学:20世纪初“新史学”建构的知识谱系

戊戌时期出现的史学变革言论,是文明思潮在史学领域的表现,至20世纪初结出硕果:以文明史学为蓝本建构起一套新的知识谱系,完成对传统史学的革命。新史学是实现新文明的路径之一,欲真正理解新史学,必须站在文明视角。新史学的核心贡献并不局限于"历史是什么"的本体层面,而在于依托文明理论视角,初步建立起一个新的史学知识谱系,其主要逻辑架构可以概括为:为什么要书写历史——书写什么样的历史——怎样书写历史。新史学不仅致力于实现历史书写从"眼光向上"到"眼光向下"的典范转换,而且尝试用"人类——世界——国家——社会"这一清晰的层级结构,来取代"天下——王朝——社会——家族"的传统书写模式,并由此带来扩大史料范围、跨学科治史等一系列史学方法层面的变革。     

论考古阐释与中国考古学实践

学术界一般把描述、解释和复原视为考古学不同研究层面上的三个主要目标。随着考古学研究的转型,考古阐释的方法、手段也在发生着变化。自现代考古学诞生以来,考古阐释的发展大致经历了进化论、传播论和迁徙论、文化功能研究、过程考古、后过程考古(阐释考古学)等几个阶段。国内的同类研究也经历了一个由自发到自觉的过程,从文化历史考古学向过程和后过程考古学研究并举的过渡中既有收获也有经验教训。在新的学术条件下,全面复原古代社会、重建古史的历史使命迫切需要以考古学为中心的多学科阐释方法、手段的不断进步。     

钱穆与中国新史学

近两年来,中国大陆学者们似乎对"新史学"又有了一份新的热情,这也许是中国历史上每逢世纪之交的一种惯常现象.后学总结梳理前学应是历史进步与发展的必然.然究竟谁人以及何种史学研究能代表20世纪中国的"新史学",好象并没有达成基本的共识.本文从史学思想、史学方法两大方面,主张20世纪中国的新史学,肇起于梁启超,接踵之人乃王国维,真正成型的代表是钱穆.钱穆的最大贡献在于破除史家门户藩篱,提出贯通诸家的历史研究新路向;同时以独创性的思维,首倡以历史精神研究历史;并且在史学方法上提出"更生之变"与"洗汰传统"的史研新法.这些独具亮色的贡献,不仅领袖20世纪的史学研究,而且也代表着中国新史学的发展方向.     

历史编撰新图景:大众化历史叙事的隆起——兼论后现代史学

大众化历史叙事的繁荣具有两个背景:大众文化的崛起及世俗社会的复归。而专业史学对科学化的极端追求给大众设置了难以逾越的阅读障碍。随着20世纪六七十年代后现代历史学的勃兴,逐渐出现了要求历史书写回归叙事、寻找读者与进行话语转换的呼声,"宏大叙事"、"大历史"这些看起来天经地义的观念正在遭受强力质疑。"叙事主义历史哲学"向长期以来主宰史坛的"分析的历史哲学"发起的挑战成为当代历史思维领域中最令人瞩目的事件。西方后现代史学其实就是一场发生在西方语境下的史学大众化运动,它给史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促进了历史研究领域的拓展、研究内容的转移以及文体的变动。我们在对后现代史学的极端相对主义进行辩驳的同时,也要对后现代主义促进史学发展所起的正面作用予以肯定。     

科学哲学视野中的福柯研究

福柯哲学是法国科学史发展的重要环节,具有鲜明的法国科学哲学特色。福柯在科学哲学领域颇有建树。20世纪80年代,主流科学哲学界发现了福柯,SSK(科学知识社会学)等都深受其影响。从科学哲学发展史来看,福柯哲学进入科学哲学的视野具有重要的价值和启迪意义。     

史料解析题的考查形式及解决途径

目前,历史教育改革中,历史教学注重引用史料,并将史料引入考试之中。但是,对于在历史教学中运用史料的原因、使用史料的方法以及使用史料可能遇到的问题,很少有人进行深入的探讨。从运用具体史料进行历史教学入手,就利用史料拓宽学生的思维空间和培养创造性思维的广阔性时史料解析题进行全面深入的分析,提出了具体的解决途径。     

毛泽东诗词的历史观解读

毛泽东的历史观不仅以理论形态见诸于他的理论著作,同时也蕴含于他的大量诗词作品中。毛泽东诗词中的历史观是其唯物史观的诗化反映,它表现为革命史观、发展史观和人民史观的高度融合。     

论福柯的身体政治思想

福柯是当代世界最伟大的身体政治思想家。他的身体政治思想包罗万象，对日常生活的疯癫、疾病、性的历史建构，对身体规训、身体统辖、身体治理的政治论述，对权力和话语的身体铭刻，无不显示福柯身体政治思想的深度和幅度。而其思想的基石，是当时最为盛行的新自由主义。     

关于文学史研究中的历史方法

文章就历史方法在文学史研究中的运用及其意义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并总结了历史方法在实践中的三个不同的要求,同时还对所谓历史主义与历史方法的概念进行了辨析和界定。文章力求从方法论的角度对文学史研究进行思考。     

海洋考古与海洋文化建设——以舟山群岛为例

舟山是海洋大市,海洋考古资源十分丰富。加强包括沉船考古、海港考古、海洋聚落考古等三大领域的海洋考古工作,推进海洋文化建设,是建设舟山海洋文化名城的重要任务。     

论历史规律研究中四个重大问题

探究“历史主动精神”的深层哲理,推动了对规律研究中重大问题的再次讨论。第一个问题,历史规律是否遵循自然规律？这一问题关系到探寻社会规律的方法。长期被忽视的自然规律可能性这一视域可以用来解释历史规律的条件性和主体选择性,也可用来把握社会规律的客观性与具体道路的选择性的统一。第二个问题,规律的决定因素是什么？这一问题关系到规律与事物基本要素的关系,其解答有助于厘清社会规律孕育、产生、发展的条件。第三个问题,主体能否创造规律？其涉及科学的可能性与选择性、历史活动的“为我关系”“从它关系”、历史活动的“内在价值”“外在价值”、历史活动的普遍规律与特殊规律等层面的关系。第四个问题,主体如何认识和掌握规律？一些掌握规律的路径值得重视,如从不可重复的历史事件到可重复的规律、从心理动机到“背后的决定因素”、从个体之力到“社会合力”。     

连续、递嬗和“循环”——谈《尚书》的历史变动观念

在《尚书》历史思想中,历史变动观念丰富而重要。《尚书》的历史变动思想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历史是连续而非断裂的;历史是不同朝代（实即新旧时代）的递嬗;历史是某种程度的＂循环＂。它们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政治伦理和道德体系,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叶兆言新历史小说民间视角审美意向浅析

叶兆言的新历史小说交织着消解与构筑的双重意向,即交织着"形而下的客体真实的改写与形而上的超验世界的重构",其作品将虚构和真实融为一体,并通过故事叙述把历史事实溶解在平民化的认识和体味之中,消解了历史的神圣性;同时,以民间的视角展示历史本真面目和具体入微的社会生活存在,探究人在各种情境中的生命形态,由此勾勒出一幕幕有笑有泪的市井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