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范与事实双重场域下公法精神的嬗变

"规范"与"事实"之间的紧张关系是法律精神发展史的主要内容;公法精神的演变表现为"意识形态"与"科学理论"之间的冲突与对抗。当代社会中,规范主义和功能主义虽然都在不同程度上融合了"规范"与"事实"、"意识形态"与"科学理论"的隙罅,但是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存在一些未解的难题。只有将公法精神定位于"公共服务",基于现实去完善"公共性"的限制条件,才有可能解决"规范主义"和"功能主义"留下的难题。     

论我国转型时期的民法规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之后,我国正从法治的立法时代迈向司法时代。作为成文法国家,我国法治的基本要素包括维护法律的稳定性和保障法律的正确施行。法律规范是法学研究的核心,也是司法裁判的基础。针对我国转型时期的法治现状,我国现有理论对民法规范本身的研究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对民法规范的性质、类型尚未形成共识,对违反强行性规范的法律后果界定混乱,由此影响了司法适用的准确性与有效性。强化民法规范的研究,合理厘清民法裁判规范的地位与类型,注重民法规范方法论的研究,正确把握公法规范对民法规范的影响,这对我国民法理论研究与司法适用具有重要的意义。     

当代西方共和主义政治哲学发展评析

共和主义的复兴是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发展中的重大事件.当代西方共和主义的复兴不是简单地回归古典共和主义政治传统,而是对共和主义进行更加系统化与理论化的拓展与阐释.在规范政治理论中,当代西方共和主义政治哲学在公民身份、自由、民主与美德等维度上做出了既不同于自由主义又区别于社群主义的阐释,深化了在相关问题上的理论分析.共和主义政治哲学的兴起既体现了当代西方社会发展的基本要求,同时也是当代西方政治理论发展的必然结果,它在批判与挑战西方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思想范式的同时其本身也在反思与辩驳中不断发展与成熟.     

西方经济社会学"文化分析范式"的百年流变及其新动向

19世纪末,经济社会学学科诞生时,学者非常重视从丰富的文化视角理解经济生活,如涂尔干、韦伯、帕森斯等人,并形成了结构功能主义视角的文化分析范式,重点关注文化的社会整合作用.但是,20世纪80年代,新经济社会学复苏时,受格兰诺维特等学者的"社会结构绝对主义"观点的影响,文化分析范式一度被遗忘.20世纪90年代以后,文化分析范式又再次进入经济社会学领域,并出现了多视角的文化分析范式:新制度主义视角的文化分析范式、建构论视角的文化分析范式和嵌入性视角的文化分析范式等.21世纪以后,"文化分析范式"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青睐,并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将文化置于理解经济行为的核心地位,将其视为"经济社会学的新的研究视野和研究方向".     

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法律观及其启示

哈贝马斯以其交往行动理论为根基,阐发了独特的交往理性法律观。其主旨是以主体-主体结构为基础的交往理性取代以主体-客体结构为基础的工具理性。交往理性法律观认为,交往理性基础上的话语共识决定着法律规范的合法有效性;陷于窘境的“自由主义范式”和“福利国家范式”应由“程序主义范式”来取代;法律是制度和生活世界的中介,也是交往权力转换为行政管理权力的中介。在一定意义上,这一法律理性观实现了对西方传统法律理性观的某种超越和变革,对我国法治秩序的建构也具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规范的语言学地基——试析哈贝马斯法哲学的语用学前提

文章是对哈贝马斯法哲学的核心范畴——事实性与有效性——的语言学基础进行的阐释。事实性与有效性之间在语言层面上的张力是哈贝马斯的程序主义法律范式的理论基础,也是其真理理论、意义理论的主要论域。因此,对这一问题的阐明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哈贝马斯后期政治哲学、法哲学的理解,同时,也可以使我们对语言学转向后究竞什么是思想、事实、规范等这些法哲学基本问题有一个大体的把握。     

非缘身认知科学计算表征观——基于哲学和其它学科基础的考察与分析

文章以哲学渊源为研究始点,重点对非缘身认知计算表征的两种重要研究范式的哲学和其它学科基础给予考察和分析.认知计算表征思想有其问接和直接的哲学渊源.尤其是笛卡尔身心二分法和霍布斯的"推理即计算"以及早期分析哲学和逻辑经验主义对认知计算表征思想产生直接哲学影响.就其学科基础而言,早期认知科学各个学科为心智数字计算表征的符号主义、功能主义和认知主义研究范式奠定了理论基础.脑神经科学的研究为心智联结主义计算表征研究范式提供了科学技术支持,从而使它们成为非缘身认知科学的两个重要研究范式.     

程序主义的民主模式与商谈伦理的基本原则

通过对“共和主义”和“自由主义”两种政治哲学话语模式的深刻反思,哈贝马斯提出了程序主义的民主概念。这种新的商谈理论是在更加广泛的意义上表现出来的民主形态,它表明哈贝马斯从交往行为理论的系统与生活世界范式转向事实与规范的司法与民主范式。然而,此种转向并不意味着断裂,应该说新的民主模式是对交往合理性的积极回应,在程序主义的政治理念和政治实践中总有商谈伦理学基本原则的回现。商谈伦理所坚持的普遍性、论证性和主体间性原则同样适用于程序民主的建制化过程。在此意义上,阐释商谈伦理原则有助于我们对哈贝马斯商议性政治理论的基本理解。     

行政裁量权的合理规制与法治政府建设

建设法治政府,需要对行政权的运行进行全面有效的规制。广泛存在于行政活动各个领域的行政裁量权的规制也因此变得尤为重要。法治政府要求行政裁量权合理受限,而通过规制行政裁量权可以有效推进法治政府建设。规制行政裁量权,需要对行政裁量权进行界定,并分析行政裁量权存在的合理性。规范主义进路与功能主义进路是规制行政裁量权的两种基本模式,而后者具有的多重优势更适宜作为我国行政裁量权规制路径。要建立以行政自制制度为基础的多元化的行政裁量权规制体系,从而对整个行政过程的行政裁量权进行有效规制,促进法治政府建设。     

民间法的人类学范式研究

民间法的人类学范式,可以为理解、阐释和适用民间法提供新的思路与视角.在本体论层面,它坚持从结构与文化的多元主义,以及地方性与过程性的微观主义进路理解民间法.在知识论层面,它强调在参与观察中发现与产生民间法知识,再借由三种不同的论证模型对发现与产生的民间法知识予以科学性论证.在方法论层面,它要求针对不同类型的法律民族志呈现不同的书写逻辑,并在此基础上相继展开“文化-功能”与“历史-过程”阐释.建构民间法的人类学范式,对于加快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学术与话语的体系化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公法介入私域：平台中的个人信息保护

平台处理个人信息本是私法问题,公法介入保护需审慎,公法保护个人信息不能仅基于功能主义,还应基于规范主义考察。在场景构造上,个人信息可能关涉公共利益,平台也可能因履行公共职能而做出国家行为,公法只有基于公益维护和针对平台国家行为才可介入。保护路径方面,当基于公共利益保护个人信息时,行政主体可采用事前许可、事中监管与事后处置等方式保护个人信息,个人、检察机关也可提起行政诉讼督促行政主体履行保护职责。当针对平台国家行为保护个人信息时,可将公法以直接或间接方式适用于平台行为和损害救济。公法介入个人信息保护应确立合理限度。公法基于公共利益保护个人信息应以平台违反公法义务或违反私法义务达到一定规模为前提,公法针对平台国家行为保护个人信息时,应只对平台准行政行为渐进适用公法。     

炫耀性消费:竞争策略还是规范遵从

凡勃仑提出的炫耀性消费概念虽被广泛运用,但其含义却充满模糊之处。相应地,学术界对这一概念进行了不同的解读,包括竞争主义范式的解读和规范主义范式的解读。本文通过两个典型案例的研究,揭示了竞争主义范式和规范主义范式在解释力上的不足。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炫耀性消费的场域逻辑的观点。     

公共行政学范式:反思、还原与启示

范式的形成是一个学科成熟的标志,公共行政学经过百余年的发展是否形成了自己的范式,是否经历了范式转换,是行政学共同体必须面对的问题.在分析了学界具有典型代表性的范式观的基础上,以库恩意义的范式为衡量标准,对公共行政学范式进行还原,指出"管理主义"信念指导下的传统公共行政范式依旧是行政学领域的主导范式,但该范式出现了危机,只有在"效率与民主平衡博弈"价值取向下的新范式才能最终解决该危机.西方公共行政学范式及其演进对我国公共行政理论和行政改革实践有一定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论我国公法体系的结构与变迁——从国家权力至上迈向人权保障

中国的国情与西方国家不同,西方国家依靠市民社会强大的自治能力和个人自由观念的深入可以有效地制约国家权力,构建法治体制。中国市民社会尚未形成,国家权力极为强大,通过主动限制国家权力,将国家权力纳入法治轨道是中国宪政形成的主要途径。因此,如何科学地对待中国公法体系,通过改革公法体制来限制政府权力并保障公民权利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从中国的实践出发,总结了我国20多年来公法的发展历程,认为我国公法的改革正在逐步实现由国家权力至上向人权保障的目标。     

公法观念变迁与中国特色公法体系建设

中国特色公法"体系是中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公法观念、公法理论以及公域法治目标在法律体系范畴内的集中表达,被视为当代中国公法建设的重要载体和深刻命题.关注公法制度建设,完善公法体系,应当充分注意公法观念从传统公法向现代公法变迁的历史维度,在这一变迁过程中,公权力主体构成、运作方式与功能要素的深刻变化推动着公法观念的不断更新和公法理论的不断丰富和发展,由此导致公法价值由单纯的宪政秩序扩展为公域秩序,公法构成亦由单纯的国家法发展为国家法与社会法的合体,公法建设目标呈现多元化特征.     

阿尔特胡修斯国家理论的逻辑探究

阿尔特胡修斯作为人民主权学说以及联邦主义思想的初创者,他对近代西方政治与法律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但其国家理论却没能得到足够的重视。人民主权、契约与联邦主义是阿尔特胡修斯国家理论的三个核心要素,基于对三者逻辑关系的阐述,阿尔特胡修斯修正了博丹的主权理论;他结合“共生关系”理念,为人民主权下的现代国家建立了稳固的政制基础。阿尔特胡修斯的国家理论捍卫了人民的主权,其双重契约建构了现代民族国家的法治基础,为现代公法理论框架的建构作出了突出贡献。阿尔特胡修斯是近代人民主权与法治思想的先驱,其国家理论是深入理解现代公法框架的重要资源。     

从“抒情传统”到“叙事传统”——中国文学传统研究的“本质主义”理论范式反思

在中国文学传统研究方面,作为目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与主张,无论是所谓的"抒情传统"论,还是"叙事传统"论,都未能脱离"本质主义"理论范式。时至今日,世界范围的反本质主义对"本质主义"理论范式的批判与清理已将近一个半世纪,这值得深刻反思。中国文学传统研究及其理论拓展,需要突破那种或"抒情"或"叙事"中心的"本质主义"思路及理论范式,积极、理性地借鉴反本质主义所主张的差异、多元的观点,面向丰富、生动的文学活动及其多层次要素或环节,更多维也更全面地对中国文学传统做出研究探讨和理论阐释,从而开辟中国文学传统研究的新境。     

关于发展传播理论的范式转换

问世半个世纪前的发展传播理论一直属于国际传播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常常从宏观角度把国际传播划分为"传播和发展范式"、"文化帝国主义"范式、"文化多元主义"范式或全球化范式.本文的目的在于通过粗略的线性分析,归纳出发展传播理论的路径转换,即从强调媒介传播效果的功能主义模式逐渐过渡到重视社会主体参与性质的社会属性模式.前者充满现代化的诱导和国家主义的想像,后者蕴含多元现代性的反思和主体间性的期盼,这在某种程度上与传播学学科发展的历史逻辑相平行.     

迈向规范接受者的法理学——司法场域中法官和社会公众的主体性分析

规范意义应当是在立法者、规范文本和规范接受者的理想沟通语境中获得的.但由于威权主义法治观的局限性,行之有效的理论应是恢复、提升法官和社会公众在规范意义建构方面的地位和作用.从制度设计而言,法官不该是立法者而应当是法律解释者和富于创造性的造法者.而从事实阐释角度来看,法官不仅要是事实构成的有力建构者,更应该是生活事实的深刻理解者.社会公众是当然的(法律)规范接受者和意义建构者.     

普遍有效性的诉求:在康德与哈贝马斯的伦理视域中

在伦理规范、道德原则的普遍有效性上,康德与哈贝马斯坚守着同样的普遍主义立场.前者的义务论伦理学不仅使伦理规范、道德法则重新有效奠基于自由理性,而且使自身的伦理探究方式与经验主义者、功利主义者分道扬镳;后者的对话伦理学既认同理性是伦理规范普遍有效的根基,又对道德怀疑主义、道德相对主义予以了彻底的清算.不过,虽然康德与哈贝马斯有着上述共同的伦理旨趣,但二者所基于的哲学视域、思维范式、诉求方法却迥然相异.就哲学视域而言,前者为意识哲学,后者为语言哲学.就思维范式而言,前者为独白范式,后者为对话范式.就诉求方法而言,前者为先验主义,后者为程序主义.尽管二者的伦理诉求皆难逃某种局限与困境,均面临诸多挑战与诘难,但依然不啻为医治诸如道德滑坡、信仰缺失等社会病象的良方和确立人们行为合理性基点的有效门径.自在的纯粹面貌,人在普遍的呈现中保持存在的纯真又促其显露,这是真正的本质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