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朝清廷经略甘宁青地区政策得失述评——以孟乔芳任职陕西三边总督期间为中心（1645—1654）

明清鼎革之际，地处西北边陲的甘宁青地区社会动乱不已，各种势力竟相争夺对这一地区的统治权。顺治二年至十一年，甘宁青地区隶属清陕西三边总督孟乔芳辖制，其在甘宁青地区的军事、吏治、民族政策等方面均有所施政。对孟乔芳督抚期间在甘宁青地区施政措施的研究，有利于我们正确认识顺治朝清廷经略甘宁青地区的整体情况。     

边缘与多元:近代以来甘宁青地区的中西文化交流学术研讨会综述

甘宁青三省区地处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与黄土高原的交汇之区,是地理划分上的"边缘"地带,同时也是历史上中原地区通往新疆、西藏、蒙古及四川的要道,形成了名副其实的交通"走廊".正是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交通条件,促成了甘宁青地区汉、藏、伊、蒙等多种文化的并存.     

元代甘宁青地区的民族杂居与民族融合

元代是甘宁青地区民族融合的重要历史时期。元王朝将该地区的西夏遗民以各种形式大量内迁促其融入汉族的同时,又有大量的汉人、蒙古人、畏兀儿人、西域人迁入这一地区,使该地区形成了多民族杂居共处的新格局。由于长期而密切的族际交往,该地区出现了民族融合的新局面。     

论国民政府时期甘宁青的边疆教育

国民政府推行边疆教育的政策顺应了历史潮流,将教育的现代化推向了边疆民族地区,对边疆的开发、国防的巩固具有积极意义。多种因素促使国民政府在甘宁青等地推行边疆教育,在推行的过程中体现出了因地制宜、注重实用性等特点。边疆教育的推行对甘宁青地区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     

汉语植物命名取象选择规律新探

该文利用统计学方法对一定数量的汉语植物名中的取象名素进行分类考察与统计，得出较为准确的量化结果。并对此现象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揭示了汉语植物命名取象的优选选择规律，进一步分析了这一规律与人们的感知、心理、思维之间的重要关系。     

民国时期甘宁青地区社会治安混乱的根本原因探析

民国时期甘宁青地区社会治安混乱的根本原因在于其政治原因、经济原因和民族原因。政治的混乱腐败、经济的极端落后、民族矛盾的不断激化直接导致民国时期甘宁青地区社会治安异常混乱。     

社会历史领域中的统计决定论和系统决定论

本文认为，传统的历史决定论偏重于因果必然性。随着现代自然科学、认识论、方法论的发展，历史决定论引进了统计规律和系统演化规律，增加了统计决定论和系统决定论的内容。统计决定论给予具有偶然性和不确定性的历史机遇以合理的地位。系统决定论则从社会有机整体的角度，用系统演化规律宏观地探讨社会巨系统的综合质。文章还深入地探讨了这两种决定论形式与因果决定论的关系。     

民国时期甘宁青的羊毛市场

羊毛出口在近代中国对外贸易中占有极其重要地位,这些出口的羊毛大多来自西北的甘宁青地区。甘宁青地区面积广袤,牧业发达,其羊毛出口量占近代中国羊毛总出口量的一半以上。随着羊毛贸易的日渐繁荣,甘宁青地区各级羊毛市场逐渐发展和成熟起来,由于三级市场、二级市场、一级市场构成的市场结构的多层次性和功能的发挥,并在与中转市场、出口市场紧密联系下,甘宁青地区的羊毛生产和外销得以顺利地进行。     

左宗棠的甘宁青回族政策探析——以防范、隔离和民族同化为考察点

清同治年间西北回民起义结束后,左宗棠为了加强对甘宁青地区回族的管理,采取了防范、隔离和民族同化的政策。从政策本身来看,防范和隔离具有强制性,要求就抚回民严格遵守;而民族同化政策,作为一项长远规划,体现出了一定的灵活性和弹性。这一民族政策的推行,一方面维持了战后一个较长时段的社会稳定,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甘宁青地区回族的发展。     

汉语量化句的逻辑语义分析与计算

分别对汉语中以句首“有”字结构为例的存在量限式和以周遍性主语句为例的全称量限式进行逻辑语义的分析，以调查统计为基础探讨汉语歧义量化句的问题。在最后部分对汉语歧义量化句在Prolog语言的环境下做了个案的语义自动分析的实现。     

近代甘宁青的皮筏运输——以羊毛贸易为中心的考察

皮筏是西北甘宁青黄河上游地区特有的、具有时代特点的运输工具，分为牛皮和羊皮两种材质。近代以来．随着甘宁青地区羊毛的大量出口，以长途航运为主的皮筏运输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在近代甘宁青地区羊毛出口贸易中，由于运输速度和价格的原因，当时2／3以上的羊毛是通过皮筏运往包头，再由包头转运到天津口岸出口的。     

高校行政办公用电的现状调查及对策研究——华中农业大学行政办公用电调查分析与思考

本文采用实地调查与数理统计的有关方法，对学校和部分院系的行政办公用电进行抽样调查，根据用电器数量及用电规律统计用电量与实际用电量对比，分析目前高校行政办公用电管理模式中的弊端及不足，提出了以单位编制为核心的用电配额模型。     

对三年困难时期“代食品运动”的再认识

三年困难时期，由于天灾人祸，中国境内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大饥荒。为了解决粮食短缺问题，广大农民沿袭传统的救灾方法，以瓜果野菜等代食品充饥。但由于左的思想影响，正常的减灾赈灾工作又带有了浓厚的政治色彩，群众性的救灾活动迅速演变为一场波及全国的以生产和食用代食品等内容的运政治动，出现了许多荒诞的做法，留下了深刻教训。“代食品运动”的畸形发展，既有客观原因，又有主观因素，认真分析这场运动发起的时代背景及其历史原因，既可以帮助人们加深对中国三年困难时期这段特定历史的认识，又能为今后的减灾赈灾工作提供历史的借鉴。     

甘宁青民族地区应对突发群体性事件的预警机制研究

甘宁青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地区,民族关系问题、民族宗教问题十分复杂.近几年,这一地区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往往涉及面广、影响大、控制难,其背后常常隐藏着与民族宗教相关的社会矛盾.同时,因其产生时间和区域的不确定性,以及产生原因的复杂性,对当地的政治稳定和社会发展造成一定的消极影响.甘宁青民族地区群体性事件的预警建设要根据当地民族、宗教问题的区域特点,结合现阶段甘宁青地区社会发展中容易出现的社会问题和存在的社会矛盾,建立起一套有针对性的涉及信息收集与分析、预警方案制定、预警方案实施、事件的处理与善后等一系列措施,并设立相应的机构组织协调,调动和利用所有社会力量和资源,让国家机关和社会良性互动,共同防范、处理社会矛盾的体制与机制,提升社会危机管理能力,以有效地预防、回应、化解和消弭各种群体性事件带来的社会危机,从而实现社会的安定团结.     

1942年河南大饥荒

1942年的河南民众在饥饿中煎熬。据当时的国民政府统计，1942年，河南大饥荒造成300万老百姓饿死。这个数字相当于中国军队在抗战中死伤人数的总和。如此大的民族灾难，当时却在国民党政府的新闻封锁下湮没在历史深处。     

西方学术界的大跃进饥荒研究

西方学术界过去30年对大跃进饥荒的研究,以议题为线索,提出了一套观点及其观点形成的理由。首先,通过人口学家对中国人口普查和生育率调查资料的估算,学术界对饥荒中非正常死亡人口数量2 700万~3 000万有比较一致的认可;其次,社会科学家们长期对饥荒成因的辩论不仅从方法上推动了研究的发展,而且让学术界认识到饥荒的发生有多重原因,包括高层决策失误、粮产下降、过度征购、食品分配中的城市偏好、强制的公共食堂制度等;第三,学术界深入探讨了饥荒死亡率的地区差异,大都认同一个省领导人的政治态度激进与否通常是影响该省死亡率高低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有学者指出其他因素诸如农业自然条件的好坏等也是重要原因;第四,一些学者从村庄角度研究饥荒,试图理解影响农民生与死的微观机制,一致认同"吃青"(吃未成熟的庄稼)等传统生存手段对农民的存活有重要作用。学术界还探讨了其他课题,如饥荒的责任、饥荒中的妇女等。学者们长期的研究建立起了具有创意的学术对话,对理解大跃进饥荒作出了重要贡献。     

财务管理课程设计实施后的思考

采用层次采样法的整群抽样方法对合肥工业大学管理学院会计专业100名学生进行了调查，用四级李克特量表方法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量化评分，用EXCEL和加权平均法对数据进行了统计处理。根据统计分析结果绘制相应的图表，以获得学生对新课程设计实施后的满意度指标，进而有针对性地提出相关建议和改进措施。     

从“以河为界”到“以山为界”——秦汉时期太原郡、西河郡政区调整过程浅议

对历史时期政区形成过程的考察和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历史时期政区变动的历史因素以及所遵循的内在规律。这样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同时也为今天的政区调整提供参考。秦汉两朝太原郡、西河郡的属县及地域范围发生了很大变化,形成了以黄河以西的陕西部分、吕梁山以西,黄河以东部分以及吕梁山以东部分三个地区以独立地理单元为基础的结构。而且,秦朝在这一地区的政区设置以河(黄河)为界,西汉汉武帝时期,则变成了以山(吕梁山)为界,但不管其政区如何调整,总会出现犬牙交错的现象。本文兹对这一政区调整作一回顾,并简要分析其中原因。     

当代大学生及其父母婚恋观的量化比较分析

本文通过问卷调查,对255名大学生及其父母的有关恋爱婚姻问题的态度进行统计,以量化的形式分析了当代青年恋爱和结婚的最佳年龄观、两性的年龄匹配观、三种年龄匹配模式与婚姻质量的关系,以量化的形式分析了两性个体的生理、心理和社会婚姻资源条件的权重,并试图以量化的形式架构理论模型。     

《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2006年载文计量分析

根据文献计量学的理论和方法,以《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为调查对象,统计了该刊2001-2006年6年间的载文量、载文时滞、地区分布及基金论文情况等,通过对各项统计结果的定量分析,探索学报载文的数量特征及其蕴含的情报价值,为进一步提高学报论文的学术质量提供量化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