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家族在农村基层政权中作用的沿革

基层政权建设的理论回顾 基层政权这个概念是随着20世纪初国 家政权建设的口号而为人所熟知的。所谓国家的政权建设其核心内容为“政权的官僚化与合理化,为军事和民政而扩大财源,乡村社会为反抗政权侵入和财政榨取而不断斗争以及国家为巩固其权力与新的精英结为联盟。”(杜赞奇,1996)主要是指国家在乡村社会     

关于加强基层政权建设的思考

县级主导的基层政权组织被赋予的行政权力性质(党政不分以及资源所有权和行政管理权的一体化)造成它与国家和基层社会的一种结构性的(利益)竞争关系,致使其权力时常处在国家控制和社会监督之外。因此,加强基层政权建设的政策取向并没有将县级主导的基层政权组织完整地纳入以国家权威为中心的、统一的政权体系当中。     

基于维权视角的三沙市基层政权组织建设探析

2012年三沙设市后,开创性地推动了各项建设与发展事业。然而,由于政治、经济、地理、人口等方面的复杂因素,目前在基层政权组织建设方面依然面临着诸多的挑战,尚无法满足自身的发展诉求与维权的战略要求。有鉴于此,需要在机构设置、职能强化、组织管理、支部建设、人才吸纳等方面不断进行优化与完善,全方位夯实三沙基层政权的组织根基与载体,多层次构筑政权高效运转的内外架构与机制,进而有力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两代表一委员”制度与城市基层政权的有效运转——基于广州市海珠区赤岗街“303工作室”的研究

城市基层政权既有的制度要素难以有效发挥作用,加剧了社会成员利益诉求多元化与既有民意吸纳整合机制不完善之间的矛盾,增加了政权运行的成本。完善制度化利益诉求上传机制及其操作化设置,使基层治理机制有效运转起来,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广州市海珠区赤岗街以党代表、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充分履职为切入口,探索建立以"两代表一委员"工作体系为支撑的"303工作室",推动了城市基层群众利益诉求的整合与有序上传,有助于实现基层政权与人民群众之间的有序互通关系,并促进基层政权的角色转型。     

我国农村基层民主政权建设的问题及建议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推进,我国农村基层民主政权建设过程中出现了干部文化程度偏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薄弱、基层政权组织权威下降、农村基层政权组织职能不清以及农村基层民主建设滞后等问题。究其原因就在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制约着农村基层民主政权的建设,城乡二元结构使得农村基层民主政权建设难以协调发展,相关机制不够健全使得农村基层民主政权建设难以保证。为此,我们要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切实解决农村基层民主政权建设的体制问题;加强农村基层民主政权组织整合建设,完善农村基层政权组织体系;加强基层干部能力建设,切实解决农村基层干部素质偏低的问题;力推进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切实解决农村基层民主政权建设的机制问题。     

建国初期西部民族地区农村基层政权的变迁与重构——以西康省雅安县蔡龙乡为中心的研究

通过对建国初期西康省基层人民政权的建立和乡村权力结构的重构进行探讨,总结其经验教训,对当前基层政权和基层组织建设提供一定的借鉴。     

新国家整合乡村社会的路径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政权是人民的政权,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其性质决定了她首先要改变农村旧的传统生产关系即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土地改革成为题中应有之义。土地改革的成功激发了农民对共产党的政治认同,形成了一种内在的驱动力,为新政权奠定了合法性基础;同时。乡村政权的重建实现了国家政权基础的再造;农民国家观念的转变塑造了新型国家—农民关系。新国家成功地把农民培训成革命需要的“政治人”,从而完成了解放初期对乡村社会的整合。     

认识须提高 行动须跟上——民政部门如何做好基层政权建设的探讨

基层政权建设是指对基层政权和基层组织状况及时调查研究并采取措施巩固完善的一项重要工作。它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是科学地划分基层政权的管辖区域;第二是合理设置基层政权的组织机构;第三是加强基层政权的制度建设。基层政权建设是民政部门的一项重要工作。本文试就民政部门如何做好基层政权建     

基层信访治理中的“包保责任制” 实践逻辑与现实困境 以鄂中桥镇为例

本文以桥镇为个案,运用国家、基层政权和农民博弈关系的三层分析框架,阐释了乡村基层信访治理中“包保责任制”的实践逻辑和现实困境。研究发现,尽管“包保责任制”能够强化包保责任人的责任意识,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信访治理工作难题,但监控环境与空间隔离、监控技术与社会基础、监控强度与道义压力这三大矛盾使得这一制度的运行陷入困境,滋生了越来越多与制度设计初衷相悖的“目标替代”行为。在此基础上,本文阐释了中国科层制运作的三大矛盾,即理性科层制与非理性运作的矛盾、专业化与综合性的矛盾、常规运作与非常规任务的矛盾,并给出了相应的理论解释。本研究强调,在中国基层权力运作中,长期而广泛存在的名实分离的矛盾现象,不仅仅是科层体制内部各行动主体博弈的结果,也不纯粹是一个组织激励问题,而是由科层体制与乡村社会的合力所催生。由此,在推进基层政权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就不能局限于制度建设层面,还要考虑是否具备支撑现代基层政权的社会基础和制度环境。     

论科尔沁蒙古对满族形成的影响

科尔沁蒙古是明朝末年游牧于东北西北部地区的蒙古族部落。在满族形成过程中,科尔沁蒙古起了重要的作用。在军事上,科尔沁蒙古归附后金政权,改变了其孤军奋战的被动局面,为后金统一女真各部和漠南蒙古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政治上,科尔沁蒙古的归附,既壮大了后金政权的政治势力,又扩大了后金政权的政治影响,使之发展成为当时与明王朝抗衡的最强大的政治势力。在经济上,科尔沁蒙古是后金政权战马及牲畜、粮食的供应地,对后金政权的发展强大给予了重要的经济支持。科尔沁蒙古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影响,促进了女真族的统一和满族的形成。     

基层政权和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建设面临的问题

(一)工作职责问题一是职责内容不明确。根据有关文件规定,民政部门抓基层政权建设的主要职责是:“调查了解基层政权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和加强基层政权建设的意见和建议,总结交流经验”但基层政权是个整体概念,它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多     

“民情档案”、群众路线与社会资本——重塑政治信任的一项地方实践

近年来,基层政权与农民之间的政治信任流失已成为焦点问题.浙江衢州的“民情档案”就是旨在重塑政治信任的一次尝试,它由底层社会的抗争、体制的压力和政治精英的创新共同催生.“民情档案”的实践效果说明,政治信任的重建需要“群众路线”传统的复归,需要依托社会信任的支持,进而化解国家政权悬浮于乡村社会之上的困局.“民情档案”也预示了社会资本对于重构国家－乡村社会关系的特殊作用.     

新时代的中国县域法治发展

在中国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县域法治不仅在区域法治体系而且在国家法治发展进程中具有独特的战略地位,构成了国家法治体系的基础性环节。县域法治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整个国家法治体系的效能,深刻地影响着国家法治现代化进程的总体格局。在当代中国国家政权体系中,县级政权构成了国家政权结构的基本单元和基础,县域政治是整个国家政治运作的基层枢纽。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时代进程中,无论是县域国家权力机关制度建设,还是县域政府治理变革,抑或县域法治社会的成长,都充分展示了新时代中国县域法治发展的蓬勃生机和活力。党的十九大对推动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在县域基层的具体实践作出了战略部署,为新时代法治中国进程中的县域法治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读《基层政权和群众自治探索》

城乡基层政权的建设是事关我国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工作。基层政权建设工作的提出之时,正值中国农村发生大变革的时期,以家庭承包为主要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各地普遍实行,农村经济体制发生了深刻变化。适应农村新形势的要求,一些地方开始对二十多年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进行改革,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试点等一系列的农村改革,作者就是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开始了基层政权建设工作的调查和研究。作者长期以来致力于基层政权建设的具体研究工作,积累了大量感性认识。因此作者吴贵民同志的《基层政权建设和群众自治探索》一书,不仅具有系统的理论观点,而且都是以第一手材料构成的。基层政权建设工作覆盖全国城乡基层的每一个角落,它的组织量最大,离广大平民百姓最近,它又是工作权力最小、事务极多、报酬最低、难度极大的一级组织工作。作者这么说,在中国     

国家身份与贸易战略:21世纪的日本自由贸易战略变迁

由核心观念汇聚而成的"国家身份"在宏观层次规范了一国自由贸易战略的基本立场、核心利益和政策取向。当前在安倍晋三政权下,日本在自由贸易战略上主要表现为相互交织的三个国家身份:"核心"、"主导"和"桥梁"。其中,"核心"是前提和基础,"主导"和"桥梁"则分别是其在政策议题和伙伴关系上的突出表现。这一国家身份的成形过程始于2010年前后,在自民党重新执政后不断加速并初具雏形。其背景主要有三个方面:国际贸易政治的风云变幻将日本推到前台;雄心勃勃的自由贸易战略是安倍政府大国志向和长期政权的重要体现;国内经济社会变化的长期积累是日本国家身份跃进的根本基础。在自由贸易战略上的形象革新和实践突破对建构更良性的日本整体国家身份产生了积极作用,也为其他国家提供了镜鉴。     

论毛泽东的无产阶级政权观

论毛泽东的无产阶级政权观金振华“世界上的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①毛泽东同志光辉的一生，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而斗争。学习和研究毛泽东的无产阶级政权观，对干加强全党的执政意识，坚持和改善党对国家政权的领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     

“两面政权”研究综述

"两面政权"是一种特殊的基层政权组织形式。在抗战及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力量相对弱小时,将工作的突破口对准敌伪基层保甲人员,让其为我所用,暗地里替共产党服务,从而成为"白皮红心"的"两面派"。学界对于这种独特的政权组织形式的研究,开始较晚,取得的成果也相对较少。但这并不能说,对于"两面政权"的研究可有可无,相反,这个方面是大有文章可做的。本文试图从学术史的角度出发,对"两面政权"的研究历程做一梳理,同时就"两面政权"的概念提出一个新的思考,以期为之后该方面的研究做一借鉴。     

税费改革后中西部地区乡镇政权自主空间的营造:以河北Y县为例

税费改革之后,我国中西部地区乡镇政权的财政收入大多采用转移支付的形式实现,乡镇政权的一些职能也被上收到了上级职能部门。这对于以前主要靠农业提取作为其主要财政收入来源的中西部乡镇政权来说,意味着极大地收缩了他们工作的自主空间。但是,在压力型体制下,在这样的财政和职能困境中,他们仍然要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这就使得他们必须去寻求自主空间的拓展。笔者根据对河北省Y县乡镇干部的访谈,试图解释中西部部分地区的乡镇政权是如何在夹缝中寻求自我空间的。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工作做得比较优秀的乡镇政权基本都有这样的特点：乡镇干部了解如何有选择地做事,以缩小贯彻上级意志的工作范围;在与县级政权的以依赖与软性反抗为特征的关系互动中,营造基层政权的自主空间;在与基层村民的关系中,调动各种权力技术,权宜地运用权力与村民进行互动,扩大自主空间;同时有些地方在组织上还形成了一套积极和高效的体系、甚至机关文化,以保证在上级政府的考核中获取优胜。     

农村基层政权在社会保障事业中的作用

<正> 如何评价基层政权在社会保障事业中发挥的作用,理论界和实际工作者存在着不同的意见。在民政部门有人提出了“依托说”,即以基层政权为“依托”,办好社会保障事业。有人不甚同意这种说法,认为“依托”这个词表达的含义不十分确切;如照此说法,将会降低基层政权的地位,不利于其发挥作用,也不利于推动社会保障事业的蓬勃发展。情况究竟如何?最近我们就北京几个郊区县农村基层政权的实际情况做了一些初步的调查。结合马克思     

宪政制度:现代政治合法性的"刚性"基础

政治学意义上的合法性是指某个政权、政权的代表为什么应该获得其成员忠诚的问题,它直接关涉国家政治体系的稳定程度与秩序状态.传统社会的政治统治一般把合法性维系在意识形态和有效性的基础之上,而现代社会的政治统治则更多地依赖宪政制度来维系其合法性基础.现代社会,随着人民主权观念的日益普及和增强,宪政制度已成为现代政治合法性的一个"刚性"基础.因此,加大政治体制改革力度,建构我国政治合法性的宪政基础,便成为中国共产党21世纪的一项重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