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还原到“理学”形成——以朱熹《诗经》解为例

理学的形成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历程。其中,对《诗经》的诠释构筑了理学形成的重要基石。理学权威朱熹即将自己的“道”学理念渗入到对《诗经》的诠释和解读中。不同于前哲的是,朱熹的诠释是建立在将《诗经》作为文学经典的“文”之意义之上,在文本还原的基础上解读《诗经》作为经典的主旨及其文化价值,从而在文学和哲学两个层面建构了新理论权威——理学。     

浅谈李二曲的理学思想

明代初期,朱熹理学被钦定为官方哲学,统治着整个社会。明中叶出现的社会危机迫使人们对作为封建统治思想的朱熹理学进行思考,对它的维系封建秩序的社会功能发生了怀疑和动摇,纷纷寻求可以弥补其失的新的学说。这些创立新说的人们,虽然满怀     

朱熹和柏拉图:"理学"和"理念论"思想之比较

朱熹是唯心主义理学的集大成者,"理"是朱熹哲学的最高范畴.他以"理"作为哲学本体,建立起一整套庞杂的理学本体论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柏拉图的理念论思想是古希腊哲学发展的产物,在西方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对朱子的理学和柏拉图的理念论思想进行比较可看出有许多相同和相异之点.     

朱熹的“理学”是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反动哲学

哲学“不但表面上,而且骨子里都卷入了斗争的漩涡。”(马克思《摘自<德法年鉴>的书信·致卢格》)哲学斗争同政治斗争总是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各种哲学理论,无不表现着一定阶级的需要,维护一定的政治、经济制度。古今中外,莫不如此。宋代朱熹的“理学”,就是适应后期封建社会的需要,维护封建等级制的反动哲学。一朱熹(公元一一三○～一二○○年),字元晦,号晦庵,安徽婺源人,出身于大官僚地主家庭。他通过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全部继承和发挥了二程的客观唯心主义。历史上所谓的程、朱“理学”,实际上最起作用的代表人物是朱熹。他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也     

典范的意义——朱熹的辞赋创作

朱熹作为程朱理学的集大成者,他所形成的理学派别,因把"理"或"天理"作为哲学的最高范畴("理"是形而上学之"道",是宇宙的本源),在后世被人们称为"道学派"。朱熹理学思想体系的形成主要在南宋孝宗乾、淳年间,其在理学思想指导下进行的辞赋创作,无论是书院类辞赋还是世俗类辞赋,理学思想始终都是统摄其作品的主线,但其赋作并没因此陷入单纯说理的困境,相反在其辞赋中朱熹把文道关系结合得恰如其分,形成了醇厚典雅,雍容不迫,寓理于景的文风,他的辞赋作品也因此被同时代或后代人视为骚体赋作的楷模,具有了典范的意义。     

朱熹、王夫之哲学比较——兼论王夫之对朱熹理学形上根基的颠覆

朱熹与王夫之一个是理学之集大成者,一个是气学之集大成者。两人对理与气的不同推崇通过理气观、道器观、有无观和动静观全面展示出来,恰成对立之势。这种对立并非偶然,而是作为早期启蒙思想家的王夫之自觉批判理学的结果,他的哲学建构便是对朱熹哲学形上根基的颠覆。有鉴于此,朱熹与王夫之的哲学不仅表明了两人哲学的差异,而且直观地展示了宋明理学与早期启蒙思潮的分歧。     

“任道为宗”：宋濂的学术传承和理学思想

宋濂作为明初最重要的理学家和文学家之一,理学传承可上溯到朱熹和吕祖谦,文学传承可上溯到方凤。宋濂在理学上没有固守一家之说,而是综览百家之说,丰富自己的理学思想。对于朱熹理学和陆九渊心学,宋濂不偏向于一家,而是调和二家之说,提出自己的明心、识心之说。     

浅析朱熹哲学“理一分殊”思想

宋明理学因为其独特的风格和特点在我国封建社会后期成为官方哲学,统治时间达七百多年,对我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面对儒、释、道三家合流的冲击,为了恢复儒家作为合法地位,朱熹作为集大成者,建立以理为基础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对由程颐提出＂理一分殊＂思想,朱熹进行了系统论述,并使之成为程朱理学的一个核心观点。它的思想包含着动静观、格物致知论、心性理欲论三个方面,在此之中,朱熹哲学实际上成为封建皇权的精神象征,并包含很多唯心主义成分。     

朱熹和李滉哲学之比较

朱熹和李滉二人堪称是中国和朝鲜理学的代表者。二者之间具有一脉相承的关系,李滉继承了朱熹的思想,但在辩证法、知行观等方面与朱熹有所不同。对他们二人的哲学思想进行比较研究,辨其同异,追其根源,索其影响,这对从总体上把握中国哲学和朝鲜哲学的血脉联系及其不同的特征,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朱熹的人生理论及其现实意义

朱熹是封建社会后期的大儒,朱熹理学是后期封建社会的新儒学,它统治中国思想界达700年之久。人生理论是朱熹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朱熹的人生理论,不仅会加深我们对朱熹哲学的理解,而且经过扬弃,吸收其精华,对于创建我们新的人生理论有益。     

朱熹文学思想论略

宋明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从理学视角对文学作了独到的探讨与阐发,形成了理学与文学圆融浑成的文学思想.其文学本体论以"文从道中流出"为核心;其文学创作论强调"高明纯一"、"平淡自摄"、"真味发溢"、"从容于法度之中";其文学批评论主张"中和"、"知人论世".朱熹的文学思想标志着儒家文学思想发展的一个新阶段.     

应该为扬雄洗冤

扬雄是西汉末至东汉初学术界的著名领军人物,在文学、哲学、语言学诸方面都有突出的贡献。对扬雄的评价在南宋前以褒为主。南宋时,因为理学和当时形势的需要,朱熹在《资治通鉴纲目》中否定了扬雄的人品;清初,康熙皇帝为统一中国士大夫的思想,亲自上阵批驳扬雄。这一不客观、不公正的评价,至今还影响着包括《辞海》在内的工具书对扬雄的评介,应该纠正。     

南宋《乐记》理学化阐释的两种路向——朱熹与杨简《乐记》中礼乐思想比较

理学作为唐宋儒学转型之后的新儒学,是中国经学发展的特殊样态和重要阶段。宋代理学对于天理、道统和心性之论的探讨,拓展了中国哲学的思辨性。理学家在四书经学体系构建中,《礼记·乐记》《孟子》和《中庸》经传注释的融合提供了新的学术契机。《乐记》篇章被当作先秦儒家心性哲学经典被重新诠释,引导南宋经学注疏中对于礼乐关系的解读发生了新的学术转向。朱熹和杨简作为南宋理学和心学的代表人物,对于《礼记·乐记》的理学化阐释丰富了古代乐论中有关礼乐思想的探讨。虽然同是基于理学心性论之上讨论《乐记》,却以不同的学术路向和哲学诠释法对《乐记》中礼乐关系重新阐释。把两者对《乐记》的阐释纳入学术思想史的视野中,通过对比注疏体例、治学方法和哲学诠释路向的异同,辨彰不同学术特质阐释下的礼乐思想。     

元代文学家的理学因缘

在元代文坛,学者与文人相兼、理学与文学交融是当时学术的主要特点.在众多学者型文人中,吴师道是前人关注较少却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一个,他的《吴礼部诗话》很能体现元人诗论理学与文学相互浸润的特点.像吴师道这样主张理学与文学并重的文人在当时有许多,他的做法是整个时代的趋势,是带有学术共性的问题,绝非一家一派的取向.而造成这种共同取向的原因主要有三点:其一,统治者的政治需要,同时文人们也开始反思宋儒鄙薄文艺的祸害.其二,元代理学大多传承朱熹一脉,而朱熹恰恰是宋代理学家中"学髓"与"文澜"集于一身,并能稍稍容忍文学性的一位.其三,元代疆域统一后,学术交流方便,门户壁垒被逐渐冲破,学源关系交叉多样,学人们转益多师,融会贯通,导致了学术风气的变革.     

朱熹理学文化养生及其现代意义

“理学文化养生”这个命题包含着两层基本涵义:一是标志着理学文化本身存在着养生的思想资源;二是标志着理学文化可以转换为养生方法,生发养生功能。朱熹在建构其庞大的理学体系时,也利用治学求知、道德修养和成就圣贤的生活样式来保持身心健康、修身养性、安身立命。朱熹理学文化养生的思想原则与操作方法在现代社会中依然具有积极意义,认真发掘其优秀成分,可以为现代文化建设与养生活动提供借鉴。     

小学与哲学：论朱熹蒙学思想中的儿童哲学

朱熹的存世文本中可以挖掘出朱熹的儿童观。这种儿童观在《小学》、《童蒙须知》、《近思录》和《朱子语类》中得以体 现。相比较古代教育中枯燥的师训弟背的教育模式,朱熹更为重视问答式与陪伴式的教育方法。这与李普曼和马修斯所主张 的philosophy with children的儿童哲学理念较为类似。于是,我们发现这种风靡各学术圈的教学法,竟然源自中国已有的 哲学精神。进而,挖掘朱子理学中的儿童哲学思想,便具有一定的可能性。需要明确的是,探讨朱熹的儿童哲学,既要尊重儿 童哲学的发起者李普曼对儿童哲学所下的定义,亦要挖掘朱熹儿童哲学的独有特色。朱熹的儿童哲学需要包括教师主导、价 值引领等方法论层面,也包括天理意识的本体论、格物致知的知识论及修身至德的伦理学面向。综上,既可回答朱熹儿童哲学 存在的合理性问题,亦可为中国儿童哲学的研究开辟一条可行的新路。     

朱熹思想与佛禅

朱熹是宋代新儒学的主要代表人物,集理学思想之大成.他在创立理学思想体系的过程中,出入佛教.朱熹为维护儒家学说的正统地位,力主辟佛,这是他对佛教态度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他则通过援禅入儒,进一步强化儒家哲学的思辩性及精致性,最终实现了对佛教的超越.     

同途殊归:论戴震对朱熹理学的继承与发展——以朱熹和戴震的《中庸》诠释为例

受乡贤朱熹实事求是思想的影响,戴震认为儒学经典包含着古圣贤对自然、生命和社会规律的体认,主张以文字训诂为手段发掘经典文本之义,运用心证方法探讨古圣贤立言之旨。尽管朱熹与戴震走上了相同的经典诠释之道,但是由于心证方法的运用,面对同一部经典,他们往往做出了大相径庭的诠释。经典诠释明显地带上了个人偏好和时代意义。然而仔细比较朱熹和戴震的《中庸》诠释差异,我们可以发现,戴震思想来源于朱熹理学,并发展了朱熹理学的合理内核。戴震对朱熹理学的发展既是其个人思想的表现,也是时代发展在他思想中的反映。     

朱熹理学的易学底蕴

宋明理学是中国哲学的最高峰。大多数学者认为,这是因为它吸收了释道两家的思想精华,继承了程氏易学的路线,朱熹又吸取了周敦颐、邵雍、张载和朱震的观点,丰富了理本论体系,成为宋明理学的重要代表。但是我们发现:朱熹的理学体系,是和他的易学紧密相连的,有其易学底蕴,脱离了他的易学,就不会理解其理本论体系。因为朱熹理学的最高范畴"理"和"太极"范畴几乎是等同的,然而"太极"范畴是通过对筮法的解释而提出来的。又朱熹哲学中的重要问题,如理气问题、理事问题、人性问题、动静问题等,也都是从易学中推演引申出来的。     

张栻研究四十年:成就与不足

张栻是南宋著名哲学家、教育家及文学家。他在哲学、文学、教育尤其在理学领域贡献卓著,历来广受学者关注。近四十年来,学界涌现出一批张栻研究的重要成果,研究视角涉及张栻哲学思想、教育思想、张栻与湖湘学关系、张栻与朱熹交谊及其文学成就等。就研究现状而言,张栻研究已取得很大成就,但仍有一些不足,诸如师承关系、交游情况、文献整理与研究等方面都还有待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