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20世纪50年代的爱情观——以百花文学的爱情叙事为中心

对百花文学的研究不能仅仅是文本解读,要回到50年代的历史场域,探寻百花文学爱情叙事中存在的矛盾与尴尬.百花文学表现的爱情观是50年代新中国爱情观念建构的一个重要部分.50年代的中国需要一种新的爱情观念,百花文学对社会主义爱情欲拒还迎的态度,注定了它尴尬的历史命运.在当今建构和谐文化的共识下,需要对历史进行必要的反思,进入作品和时代内部清理它们的复杂关系,拨开重重迷雾,廓清50年代的政治化的爱情观,重新认识百花时代的文学,也能对当今文坛提供一定的警示.     

以革命正义为意义元点的历史叙事——"十七年"红色文艺作品叙事逻辑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的红色文艺作品不仅仅是因叙述革命历史而具有了自身的特质,它更为重要的功能在于以革命为意义元点而对历史生活进行文本化的组织与叙述.革命在红色文艺作品的叙事中不仅组织着叙述对象的个体人生意义,同时也组织着有关历史的宏大叙事.     

置疑与重建——20世纪90年代长篇小说疯癫叙事的历史意识

疯癫叙事是中国20世纪90年代长篇小说创作中一道引人注目的景观。作为“有意味的形式”,它们传达出新中国前四十年文学所不曾有过的历史意识,这些历史意识包括历史形态与叙述姿态的开放,将历史作为一种审美修辞对象消费。具体而言,即对历史形态的重新认识、自我置疑的历史叙述姿态、寻求历史认同和重建历史话语意义。将90年代长篇小说疯癫叙事所传达的这套历史意识,放置到中国当代文学历史意识流变的坐标轴上,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种历史意识是在认识到过去文学叙事的局限的基础上,对其做出的有限度的反拨与超越。     

20年代魏玛德国与50年代联邦德国对外政策目标之比较

对外政策目标对于理解对外政策及活动具有重要意义。20年代魏玛德国与50年代联邦德国的对外政策目标体系具有某种形式上的相似性,在实质上却有很大差别,这种差别及其原因决定了其对外政策取向,并限定了对外政策的实现程度。     

非真实及断裂叙事解析--以一篇历史叙事为例

历史常由一系列话语构成,其中有些话语可以得到史实的证明,而另一些则仅仅是语言叙事并因此难以证伪。由于难以证伪的叙事可以以非真实和断裂叙事来表现,所以人们对阅读文本或者互文解析也无法获得历史真相。本文旨在通过研读一部历史语篇来解析该语篇所表现出来的非真实及断裂话语叙事。     

新历史之后:20世纪90年代以来长篇小说疯癫叙事的历史意识

新中国前四十年文学在不同时期皆因肩负着不同的历史启蒙使命,致其有着各自偏好的题材选择范围以及与之相应的叙述姿态。进入20世纪90年代,这一时期长篇小说疯癫叙事文本大多采取以边缘姿态叙说历史中心的叙述姿态,这种叙述姿态一改之前历史小说相对单一、僵化的历史书写模式,偏离了原来小说所预设的既定轨道,无论是在题材选择上,还是在叙述姿态上都显示出自己的开放性、包容性与超越性。1990年代长篇小说疯癫叙事通过自己的艺术实践,为我们给出与以往中国文学所不同的答案。     

交错的历史：1950年代的中国农村妇女——《村庄视野中的阶级、性别与家庭结构：以1950年代湘北塘村为中心的考察》

李斌《村庄视野中的阶级、性别与家庭结构：以1950年代湘北塘村为中心的考察》一书,以湘北塘村为个案,通过大量的口述资料和地方文献,质疑和深化了前人关于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的经典论述。不同于以往革命史叙事下以国家为主体的论述,作者紧紧围绕性别、家庭和阶级三个维度,从女性视角出发,展现了农村妇女在解放前、土地改革时期、农业合作化时期和“大跃进”运动时期中切实的出境和生命体验,揭示了不同时期男女平等与不平等、妇女解放与未解放的复杂性,因而也刷新了我们对1950年代中国农村妇女的认识。     

“革命历史叙事”的双重面孔

新时期以来,“革命历史叙事”的概念逐渐超越了“红色经典叙事”的范式,将解构传统革命历史的“灰色叙事”也纳入到自己的范畴中来。很多作家将视角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延伸到辛亥革命、文化大革命等另类革命中,或者对于传统革命持反思和质疑的态度。“革命历史叙事”概念分裂性、歧义性的背后,折射出中国当代社会思潮、文化语境以及革命史观的巨大变迁。     

20世纪50年代廉洁党风形成的社会历史原因

20世纪50年代廉洁党风的形成,是多种社会历史条件综合作用的结果,主要包括:那时全党依然保持着战争年代的思想风貌;毛泽东等开国元勋的言传身教;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的制约等。深入探讨这一问题,能够使我们从历史中得到有益的启示,其中最主要的一条就是主观自觉与客观制约、思想道德教育与民主法制建设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后者是根本。这些历史经验对于今天的党风和廉政建设很有借鉴意义。     

1990年代:走向叙事自觉时期的短篇创作

1990年代以来短篇小说在借鉴了现代派小说理论及叙事话语之后,重新发现了叙事的重要性,不仅改变了以往小说忽略形式因素的模式,而且在叙事上表现出独特的文本策略.本文从叙事时空、叙事视角、叙事者、叙事方式等方面对这一时期的短篇小说进行深入考察,认为1990年代以来短篇小说真正进入了文体自觉时期,小说的叙事"话语"与文体相互对照、补充,在短篇小说的艺术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当代文学史的结构问题

在文学史的体例布局上,各种古代或现代文学史通常以代表作家和经典作品为结构主线,但近二十年的七十多种中国当代文学史在重读历史语境时,却主要突出题材、思潮、论争和现象,而不是以作家、作品为章节题目。这或者是因为价值观念系统混乱和文学史书写距离太近导致当代文学正典化的困难,又或者是由于中国当代文学特殊生产环境的主要创造物,首先是现象思潮而非作家作品。本文试图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文学体制、80年代知识分子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合作与冲突之互动关系,以及近二十年来文学史写作者及当代文学评论者的学术背景变化等三个方面,来讨论当代文学史的这种重现象思潮轻作家文本的结构方式。     

论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近现代史教育与研究

中国近现代史是史学领域与现实联系最为密切的学科。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强调要从中国近现代史的学习中汲取爱国主义传统,获得精神动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经过多次改革,最后形成了《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在实事求是原则的指导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也取得了丰硕成果,与思想政治教育形成了良好的互动。     

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对私人资本主义态度的历史考察

新中国建立后,如何正确对待私人资本主义是共产党人探索的重要课题。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先后提出了"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使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在六亿人口的中国绝种"、"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等主张,使得私人资本主义的命运一波三折,最终还是被消灭,给我们留下一段值得深思的历史。     

革命历史题材文学创作审美倾向的变迁

革命历史题材文学创作,在当代文学的整体格局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已构成一种独特的文学现象和文化现象。讴歌是其基本的美学品格,走过了真诚纯净的讴歌→矫揉虚伪的讴歌→反思批判的讴歌历程。     

五十年代中期探索文学的再评价

20世纪50年代中期出现的探索文学可谓成绩斐然。在对其崛起的理论机缘和繁荣局面进行全面回顾的同时,从其对题材领域的拓展、生活本质的开掘以及对文学现实主义传统的继承,肯定了其维持文学创作生态平衡的价值,以及对20世纪70年代以后文学繁荣的启示意义。     

重庆高校学习前苏联教育经验的历史与反思

20世纪50年代,学习前苏联教育经验作为改革原有高等教育的一项重要战略举措,它为新中国重庆高校的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参照依据,推动了重庆高校的改造和正规化发展的步伐。但在学习过程中由于存在着形式、教条主义的倾向也出现了一些重大失误,这对于当今我国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有重要启示。     

西方“历史形态学”的当代观照

"历史形态学"又称"文化形态史学",是上个世纪之初在欧洲史学领域中诞生的一种崭新历史观。它一扫以往笼罩于史坛上的"西方中心主义"成见,从文化形态入手,去深入把握人类文明史的发展全貌。20世纪80年代来,西方"历史形态学"研究不仅在史学研究领域方兴未艾,而且对冷战后国际政治关系的调整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于中国当代史研究中的利用档案问题

在中国当代史研究中,重视和充分利用档案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是研究作品的科学性和学术公信力的重要保证之一。当代档案里,最值得重视的是决策档案、政情档案、经济与社会数据档案。决策档案是指与执政当局制订各项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制度、法律、规章、计划、决定、政策、指示有关的档案资料;政情档案是指反映各级党政机关和职能部门施政状况与社会实际动态的档案资料;经济与社会数据型档案资料作为一定时期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客观指标,能够直接或间接地显示社会物质生产、文化繁荣与生活发达的水平。要注意充分挖掘档案资料和其他各种资料,反复比较分析,形成综合性举证效应,把事实弄清楚。     

当代·当代历史·当代史

对历史学家来说,言说即是存在。历史学家不应让人们在平常处认可自己,而应力求让人们在非常处理解自己。在某种意义上,当代史言说是一种纯粹的政治性话语。如果说,历史事件有赖于记忆的话,那么,当代历史则制约着记忆。当代史言说则成为这种记忆的最一般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