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质和他的《诗总闻》

王质的《诗总闻》首创总闻体,丰富了解《诗》体式,在言《诗》中废序不观,其所论诗旨与《小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词语训释中,多体察细密,并十分注重从文学角度看待《诗经》,也常借论诗来抒发自己的内心感受.     

王质《诗总闻》体现的学术思想与方法

王质是宋代《诗经》研究史上的重要人物,其《诗总闻》是他历时三十年而编撰的学术专著。该书废序言诗,独创"十闻",他的论说"因情求意",以示今古虽异、人情不远,以比较批评的方法扬弃前人之说、树立作者之意,并且征引屈原《离骚》、焦氏《易林》进行《诗经》解读,尝试比较品评,多发个人新见,具有独特的思想和方法。     

论南宋王质《诗总闻》的创作动因

南宋王质是宋代《诗经》研究史上的重要人物,其《诗总闻》是他历时30年而编撰的学术专著。在当时的语境和个人因素背景下,他以半生的心血潜心阐释《诗经》而撰成《诗总闻》一书的动因有三：一是感于时政,以《诗》训世;二是仕途失意,寄寓悲愤之情;三是不满他人训释,自立新说。     

姚际恒《诗经通论》研究(下)

(上接2004年第4期第25页)三、诠释原则1.回归原典“诗”或“诗三百”作为中国最古老的诗歌发生于先秦时代,到了汉代被列为经,始有《诗经》之称,各种注释亦层出不穷。就其大者而言,汉兴之初说《诗》者有齐鲁韩三家,其后又有《毛诗》,包括“诗序”与“诗传”两部分,东汉郑玄做有《毛诗传笺》与《诗谱》,《毛诗》兴盛而三家诗渐次衰微与失传。唐代孔颖达做《五经正义》,其中《毛诗正义》重在申释毛、郑之说,同时“融贯群言,包罗古义。”到了宋代,欧阳修的《诗本义》、苏辙的《诗集传》、王质的《诗总闻》、郑樵的《诗辨妄》,尤其是朱熹的《诗集…     

《诗经》中几个问题的研究

《诗经》是中国古代的“五经”之一,也是当前高校和中学文史教学的重要内容之一。对《诗经》的研究有若干问题值得探讨。文章就孔子是否删诗,对《诗.序》的评价,“风”、“雅”、“颂”的不同价值,“风”中反映的周代婚俗四部分作论述,以供《诗经》教学和研究作参考。     

论欧阳修《诗本义》解《诗》本义之不足

欧阳修主张探求《诗》本义,但《诗本义》并非全是《诗》本义。《诗本义》的许多解说很精彩,但也有不少解说值得商榷。学者过多关注《诗本义》疑古惑传的开创性、人情解《诗》的独特性、求《诗》本义的合理性,而较少关注它解说《诗》本义的错误。《诗本义》错解《诗》本义,表现在三方面：一是《诗经》传注本不误,欧阳修反对其不当批驳;二是欧阳修以人情解《诗》,“人情”却并非总是合理;三是欧阳修过分探求圣人之志,妨碍了他对文本的正确解读。宋代林光朝称《诗本义》“于义未稳”,却被视作讲学者的一面之词,致使《诗本义》解《诗》本义之不足被忽视。     

“以诗解诗”与《诗经》的祛魅——王夫之《诗经》研究方法管窥

两千多年的诗经学历程中,经生注《诗》与理学家说《诗》的结果,使《诗经》逐渐脱离其诗性,而被赋予经学内涵和理学思想,异化为教化工具。《诗》被一代代的诗教“魅影”层层包裹,成为言说政治的载体。基于此,王夫之提出了“以诗解诗”的阐释方法,以诗歌艺术的角度审视《诗经》,体会蕴含其中的情意之美、艺术之美,并以此祛除厚重的《诗经》政治教化之“魅”,从而恢复《诗经》活泼的诗歌生命。“以诗解诗”,不仅是《诗经》研究方法的尝试,亦是推动《诗经》文学阐释进程的动力,在诗经学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朱熹《诗经》阐释的诗学意义

朱熹的《诗经》阐释兼会经学、理学、文学,以“义理”和“得性情之正”为前提,其所引发的诗学问题对中国古代诗学理论产生了影响。它的具体表现在：“淫诗”说客观上意识到《诗经》中男女恋情诗的存在,在“淫诗”说背景下对孔子“思无邪”的重新阐释,有助于《诗经》阐释中读者主体地位的形成;以《诗》说《诗》,重视《诗》的“熟读涵詠”和“兴”的体验方式,丰富了《诗经》文本的文学内涵,也突出了诗歌涵养人心、提升人的精神境界的作用;《诗经》“六义”的辨识和以“文势”论《诗》,体现出“自觉”的文体意识,影响到后世诗学“辨体”思想的形成。     

《诗经》与宣姜：被理解的和被误解的

受传统的《诗经》阐释学和“美色误国”观念的影响,在《诗经》的《邶风》和《风》29首诗中,有11首被认为直接或间接地与宣姜有关。本文通过对有关史料记载的详细考察,从诗歌本文的实际出发,对《诗经》与宣委这一千古争论不休的论题进行辨析,认为过多地把《诗经》的内容牵附到宣姜身上是不合理的,《诗经》中有关她的诗只有《新台》、《君子偕老》和《墙有茨》三首。     

《诗》学史文学现象之一隅

《诗经》诗并非指《诗经》一书中的三百篇作品,而是指后世在诗歌创作领域形成的以《诗经》为核心题材的诗作。依据创作宗旨与表现形态的差异,可分为集《诗》诗、《诗》事诗与论《诗》诗三类。集《诗》诗的出现是引经之习、用典之风、拟古之作三种因素的合力作用造成的。《诗》事诗的内容或是吟咏《诗经》一书,敷衍其篇章意旨,或是铺叙读《诗》所感,颂扬圣人之心,还有续补六笙诗之作。论《诗》诗的内容则或是专论《诗经》之技法特色,或是偏重以《诗》为法,阐述诗学原理。三者共同构成了《诗经》文学影响的一个具体层面。     

《文心雕龙·定势》篇述评

“文势”是中国古代文论中独特的理论范畴 ,“文势”理论源于刘勰的《文心雕龙·定势》篇。从刘勰所论看 ,“文势”属于作品形式范畴 ,它的形成与作品的语音、文字、语句等形式因素相关。“文势”具有运动性、包蕴性和多样性等特点 ,对读者有巨大的审美功效。刘勰的“文势”思想对今天的文艺创作和理论研究也有着重大的意义     

从“阴抑苏黄”到“顾挹苏氏之余波”——论叶梦得早期贬苏与后期学苏的必然性

叶梦得主要生活于徽钦二宗与高宗执政期间。此期间正是苏学极受贬抑与苏学得以高扬的时代。叶梦得贬苏与学苏貌似矛盾,实则为时代政治变迁在创作主体脑际引出的真实反映,因而具有必然性。     

刘勰论《诗》、《骚》

《诗经》和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在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向来有着特殊的地位,这一特殊地位也充分体现在刘勰的《文心雕龙》中。对《诗经》,刘勰一方面充分肯定其作为儒家经典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他又着眼文学创作而将其还原为诗歌创作的成功和典范之作,进而总结出文学创作的根本规律:以情为本,文辞尽情。对"楚辞",刘勰一方面着力澄清汉代以来以经立论的楚辞观,同样还原其作为文学作品的本来面目;另一方面则强调其"笼罩雅颂"的"惊采绝艳"之美,从而要求文学创作"酌奇而不失其贞,玩华而不坠其实"。     

宋代诗文词作者的层级与时空分布

宋代有诗、词、文作品传世的作者共16775人。超过一半的作者都是孤篇存世,存诗文词1-9首(篇)的低产作者占八九成,中产作者有一成多。诗文存量在501首以上的高产作者有157人,其中陆游诗作最多,达9242首,苏轼的文章量居首,有4837篇。从地域分布来看,浙江的作者最多,其次是福建、江西,这三省的作者占天下之半,可见其文风之盛,也见出作者分布的不均衡。从南北对比来看,南方占绝对优势,北方10省市的作者总数不如浙江一省的人多。作者的版图分布,呈两片一带一点型。从作品量的贡献来看,词文的创作量都是江西第一、浙江第二,诗作量则是浙江称雄。宋代诗文七成多的作品是由浙江、江西、四川、福建、江苏五省的作者创作的。从地市级作者分布看,福建南平市的作者数高居第一,福州第二,杭州第三。数据表明,进士人数与诗文词作者人数呈高度正相关,进士多的地区,作者亦多、文风亦盛。从阶段性变化来看,元祐时期,宋代诗文词全面进入高峰期,数据印证了元祐文学的辉煌和南宋中兴时期文学的“中兴”。宋代诗词文作者和作品的统计数据,细化了对宋代文学发展进程的认识。     

王文诰《苏诗总案》作品编年指误

清人王文诰的《苏诗总案》是一部完备、详赡的苏轼年谱,详细考论了苏轼一生的出处行藏。同时还首次对苏轼作品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编年,成为后来苏轼文集、苏轼词集的编年基础。《总案》在作品编年方面可谓功不可没,然智者千虑、必有一失,王文诰的一些结论并非无懈可击,而后人往往盲从王氏,一再沿袭其错,故有必要对《总案》进行辨误工作。试举苏轼黄州时期的诗文词各一首,作尝试分析,重新编年,以见《总案》之误。     

《马氏文通》果真主张“字有定类”吗？——评汉语语法学史上延续60多年的一种观点

《马氏文通》是主张“字无定类”的。但是近60年来一直有学者认为《马氏文通》也主张“字有定类”，或者说《马氏文通》既主张“字无定类”又主张“字有定类”。其实．《马氏文通》中只有“字无定类”说，而根本没有“字有定类”说。《马氏文通》既然主张“字无定类”，它就不可能再主张“字有定类”。     

宋人对柳宗元诗歌的评述

宋人对柳宗元诗歌的认识和评述 ,随着宋诗自身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北宋诗文革新作家欧阳修、梅尧臣充分肯定了柳诗刻画山水、摅写忧愤的特点 ,苏轼则对柳诗“简古”、“淡泊”的艺术特征 ,作了深刻的揭示和精辟的论述。北宋后期以后的诗坛上 ,“江西诗派”盛行 ,他们一方面坚持柳诗学陶、质朴简至的看法 ,另一方面则从字法、句法、章法等形式技巧上探讨柳诗。南宋后期 ,严羽、刘克庄也对柳诗发表了许多见解 ,其要旨是从艺术特征以及柳宗元其人其诗的关系上进行论述。总之 ,宋人对柳诗的评述大体上揭示了柳宗元诗歌的基本特征     

莫友芝《黔诗纪略》逃禅出家人物述评

莫友芝《黔诗纪略》从拟议到出书整整花了20年（1853—1873）,是书资料丰富、内容广泛、体例特殊、重点突出,其中大量记录和保存了明末清初在黔地逃禅出家的明朝士大夫的生平事迹、诗文作品,为我们研究这些明代遗民提供了难得而又系统的文献资料。据是书记载,其时黔地士大夫出家为僧有姓有名者达数十人,其中著名者有钱邦芑、郑之珧、陈起相、郑逢元、黎怀智、谢国檄、孟本淳、朱文、谈亮、眼石等。他们作为明代遗民,在国破家亡之际毅然选择了逃禅隐居,寄情山水,放浪形骸,遁迹空门,不仅要在生死困境中挣扎,而且还要在儒释的思想困境中自我救赎。为排遣心中的愤懑、哀怨,他们的诗歌多有感时伤怀之气。     

《清史稿·艺文志》著录顾宏《杜诗注解》辨正

《清史稿.艺文志》著录的顾宏《杜诗注解》十二卷,实应为顾宸《辟疆园杜诗注解》的五律注解部分。在《清史稿.艺文志》著录的杜集文献中,还存在著者、书名、卷数、排列次序等方面失误,因此,在使用和征引《清史稿.艺文志》著录的杜集目录信息时需要详加辨正。     

论王文诰《苏诗编注集成》的历史解释

清代的苏诗注集大成者王文诰撰有《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及《总案》,以熙宁变法、元祐党争等重要历史事件为背景,凸显苏轼的立身行事,并补正了前代苏轼年谱的错漏.王文诰针对施顾注本、查慎行注、冯应榴注等旧注的编年作了严谨的考证,调整部分诗歌的编年.在此基础上,王文诰运用历史解释的方法,将考证本事与阐释诗意较好地结合起来,补正了从宋代到清代的苏诗旧注在解释苏轼诗意时的不少错漏,是苏轼诗歌注释史上重要的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