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行刑的现状、反思与重构——行刑社会化视角的考察

目前,我国司法机关存在重用监禁刑的倾向,而非监禁刑则适用率低下且形式单一。反思我国行刑现状,一方面重刑主义依然存在,另一方面监禁刑泛滥而社会参与单一,非监禁刑适用率低下且形式单一。对此,行刑社会化无疑是解决该问题的一剂良方。     

关于完善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若干思考

我国的社会关系结构已经逐渐从单位制转化为社区制。社区矫正作为非监禁刑的一种,充分体现了刑法理念、刑罚文明的本质要求。目前,我国正在积极探索社区矫正制度,但是,社区矫正制度在日趋完善的同时,依然面临着诸多困境。本文综合分析了学界关于改进和完善社区矫正制度的若干见解,通过分析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实践现状,探讨如何走出这些困境的方法,并从立法层面、执行层面和监督层面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建议,以求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社区矫正制度。     

社区矫正与短期监禁矫正行刑效果的对比

刑罚的裁量与执行制度历来是我国刑法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选取了社区矫正和短期监禁矫正的行刑效果问题为研究对象,首先,用比较分析方法,探讨了社区矫正和短期监禁矫正的基本内涵;其次,采用实证分析方法,运用所收集到的第一手真实数据和第二手较为翔实的佐证资料,对社区矫正和短期监禁矫正的刑罚适用率与行刑效果问题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得出较为客观的实然结论;最后,在综合全文研究材料的基础上,进行了理论提升,提出了这一问题研究的一般化观点。     

我国行刑社会化的实证考察及其潜在风险研究——以行刑社会化的思想源流为切入

行刑社会化思想发端于19世纪后半期的刑事近代学派,于社会防卫运动的兴起走向成熟。我国目前正处在重大的社会转型期,受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制约,过快推行行刑社会化会面临诸多风险。要克服这些风险,突破目前我国行刑社会化的困境,应当完善行刑社会化的相关配套制度,循序渐进地推进行刑社会化。     

行刑社会化的含义探析

行刑社会化代表了行刑发展的国际趋势,行刑社会化的目的是帮助罪犯复归社会。行刑社会化涉及多学科,具有多层次的含义。因此,在把握行刑社会化的概念时,应当多视野、多角度地对其加以考察。     

监狱行刑社会化的理性分析

监狱行刑社会化既是由重趋缓的刑罚观念的取向 ,又是由严到宽的刑罚立法的归结。监狱行刑社会化是罪犯由监狱走向社会的一个过渡阶段 ,是罪犯顺利回归社会的一个重要环节。其所反映的行刑人道化、行刑经济化思想 ,教育改造罪犯和预防犯罪目的的合理性 ,表现着监狱发展的共性和规律 ,使其在监狱现代化建设中占据着突出显要的位置。同样监狱行刑社会化又反映和折射出一定社会、一定历史阶段的观念取向。     

论精神障碍犯罪人行刑个别化的完善

精神障碍患者犯罪是遗传、疾病以及各种社会因素综合作用下产生的结果,其犯罪行为的发生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因此对其采用一般性的刑罚方法难以达到理想的教育改造效果.依据精神障碍犯罪人的自身特点,在行刑个别化、行刑社会化理念的指导下设计、完善刑事处遇措施以帮助精神障碍犯罪人驱除犯罪原因,重新融入社会生活.根据具体案件的差异将精神障碍犯罪人刑事个别化处遇完善分为社区矫正制度完善与监狱矫正制度完善.     

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理性构建

社区矫正作为新兴的矫正罪犯的方法,代表着犯罪矫正的未来发展方向。我国目前已经在部分省市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为了社区矫正在我国的顺利推行,应结合中国国情,理性地建构这一制度。要更新观念,明确我国推行社区矫正的目标,完善相关的立法,倡导建立有效的社区矫正执行机制,加强对社区矫正活动的法律监督。     

狱内行刑社会化的价值及其实现

行刑社会化的含义虽十分广泛,但狱内行刑社会化因较集中体现了自由刑与社会化的冲突而具有代表性.纯粹理性意义上的自由刑的本质应当仅仅限于将犯罪人限制在特定的活动空间里,但在实际执行时却必然产生种种负价值.行刑社会化作为执行自由刑宽和化的措施必然有利于消减这些负价值.累进处遇居于行刑社会化中心地位.我国狱内行刑社会化的横向分类重点在对监内罪犯的再次分类,建议以自然标准、犯罪标准和人格标准逐渐推进.纵向分级建议取消特严管理甚至一般严管并加大宽管的力度,其特宽管理可以考虑建立开放式监狱和半自由刑制度.操作上主要包括设立省级和狱内分类中心、将监狱分隔为普通管区、宽管区和特宽管区三部分以及实现罪犯的区际流动.     

我国刑罚适用模式在加入WTO后面临的挑战和对策

以非监禁刑为中心的刑罚适用模式反映了世界行刑现代化的发展趋势 ,目前我国的刑罚适用模式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 ,存在着一定的距离 ,加入 WTO以后 ,随着各方面的广泛交流和接触 ,这种距离就会更加明显。因此 ,我们需重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和探讨 ,结合我国实际情况 ,从刑事立法和执法角度 ,改革和完善我国的刑罚适用体制 ,使其在维护国家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定、保护公民合法权益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监狱行刑社会化研究

监狱行刑社会化过程实际上是罪犯由监狱走向社会的一个过渡阶段,是罪犯顺利回归社会的一个重要环节。作为刑罚权运作的一种理念和模式,监狱行刑社会化是刑罚发展的必然结果。我国在监狱行刑社会化方面存在着监狱等级和分类不科学 行刑模式单一、假释适用率偏低 教育改造手段简单、粗放,科学化不足等诸多问题。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监狱行刑社会化制度,需要完善罪犯调查分类制度,建立警戒程度不等的监狱 创建行刑累进处遇制度,扩大假释适用 完善教育改造手段等。     

监狱行刑社会化简论

监狱行刑社会化是指在监狱行刑过程中通过放宽罪犯自由、拓展罪犯与社会作出联系而最终促成罪犯完成再社会化的过程。监狱行刑社会化的基本途径既包括监狱主动拓宽罪犯与社会联系,也包括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监狱行刑过程。应当在中国现实的基础上积极倡导监狱行刑社会化。     

我国假释制度的不足与完善

通过对假释性质的界定，各国假释制度的比较，指出我圆假释制度在假释的条件上规定过于严格；在假释的程序上受刑人没有主动性;在假释考验期的管束上不周密；在假释的撒消上缺乏具体的操作程序。提出了在假释的对象上应适当的放宽;在执行的刑期上．应区分成年犯和未成年犯;在假释的条件中对“不致再危害社会”作出明确的解释;在假释的程序上成立专门的委员会;在假释考验期的管束上，建立假释监管工作机构;在假释的撤消上应采取法定撒消和可撤消两种形式。     

论行刑经济

行刑经济与刑罚经济、行刑效益、行刑节俭并不是相同的概念，行刑公正应该是行刑经济的当然内涵。行刑经济的确立在于刑法演进过程中刑法观念转变和刑罚演进的必然结果。观念的转变和具体规则的确立是实现行刑经济的基础。     

死刑立即执行监督研究

死刑立即执行是我国最严重的刑罚,在刑法体系中处于重要的位置。但在其刑罚监督中,仍存在监督主体多元、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监督权定位欠准确明了、监督措施单一、缺乏刚性保障等问题。完善这一重要的刑罚监督,应该从规范监督主体、完善死刑交付执行、执行监管、执行变更（中止）、终止执行四个环节的监督内容和措施,以形成监督合力。     

近代中国警察治安处罚职权的扩张——以《违警罚法》的立法演进为视角

伴随着近代中国警政的发展,以《违警罚法》为首的治安处罚法规的立法渐趋细密,主要呈现出三个方面的特点:重点监控流动人口;广泛援引治安章程予以处罚;制定诸多条款强行灌输国家观念。上述立法演变揭示了近代中国警察治安处罚职权的扩张,彰显了当权政府通过立法寻求权力扩张的努力。     

论融资租赁的风险与防范对策

监狱法文化的孕育、衍生和发展始终以监狱行刑、罪犯服刑及其双向互动过程为整合基础。罪犯既是我国监狱行刑活动目标的焦点,又是我国监狱行刑系统赖以有效运作的支点,也应当成为我国创建现代化文明监狱的逻辑起点。现代监狱法律关系和现代人权思想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人权性的监狱行刑宗旨无疑是现代监狱法文化的主干和核心。     

论我国刑罚适用模式的调整

刑罚适用模式是一个国家刑事法律制度文明进步的标尺之一。伴随着世界范围内犯罪非刑罚化和刑罚非监禁化的浪潮,西方发达国家实现了刑罚适用模式由监禁刑为主向非监禁刑为主的转换。而我国的刑罚适用模式仍以监禁刑为主体,非监禁刑在刑事立法和司法中长期受到冷落。为适应日益开放的社会、需要缓解我国监狱行刑困境,为追求科学的刑事政策和谦抑性的刑罚价值,调整我国传统的刑罚适用模式显得尤为必要;同时,社会结构的转型、罪犯构成和需求结构的变化以及国际社会的长期努力,又为这种调整提供了现实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