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甜牙》中的凝视与反凝视分析

《甜牙》是布克奖得主、英国当代小说家伊恩·麦克尤恩继《赎罪》后的另一部作品。这部引起广泛争议的作品用嵌套的叙述模式,细致地呈现出两性关系中人性的复杂与局限性。麦克尤恩在“谍战”故事外壳中深入讨论了男性霸权文化中女性的非理性和弱势话语,用“谍战”比拟现代人亲密关系中的功利主义与实用主义。小说中人物之间的尔虞我诈、侦察与反侦察行为恰恰对应了男性利用霸权对女性进行凝视以及女性在觉醒后对其进行反凝视的动态关系。     

经典儿童小说《珊瑚岛》中的殖民主义话语

《珊瑚岛》是维多利亚时代的经典儿童小说。从早期教育和海外历险两个层面,小说《珊瑚岛》记录了儿童英雄的成长历程。通过延续了“鲁滨孙传统”,小说《珊瑚岛》强调了白人种族与文化的优越性。它以殖民主义话语的形式,与帝国的海外殖民和文化霸权形成合谋。在这个意义上,它成为二战后威廉·戈尔丁试图质疑与改写的对象。     

林语堂与西方“北京形象”话语的互动

自13世纪以来,西方“北京形象”在“理想化”与“妖魔化”之间不断变迁。林语堂笔下的“北京形象”打破了西方“北京形象”话语霸权,解构了神秘的或带有恶意的“北京形象”。《京华烟云》描摹了北京的历史大事、精神气质、风景名胜、文化观念以及民俗生活,塑造了一个多姿多彩的“动人的北平”形象。在《京华烟云》的基础上,《辉煌的北京》进一步展现了北京古老的辉煌、丰富多彩的民众生活及其精美的艺术,展现了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老北京形象。     

“美”的独白与死亡——从安德森《森林之死》到张爱玲的《花凋》

安德森的《森林之死》在格兰姆斯家的女人“喂”的行动中发现了一个没有符号的世界,同时也发现了现存文明的有限性。他在女主人公死亡时刻展现的美,成为男权视界中孤寂的独白霸权阴影里的自虐体验。“美”是一件残酷无情的达尔文主义的言词祭品。张爱玲的《花凋》以女性体验突入男权话语网络,“借语”是她的话语呈现方式,而无言的缄默——失语症,则是女性文学存在的本真状态。对女性境遇的阐发必须由她们自己来提出,发出自己的声响,证明自己的存在,“美”的证词将会在女性话语的辉映下显现历史的残酷与孤独     

“话语”为何需要“霸权”?——“霸权”与后马克思主义话语理论构建

葛兰西的“霸权”概念一方面能为拉克劳和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提供逃离“结构马克思主义”的途径,从而建构反本质主义、反还原主义和反经济主义的“话语”体系;另一方面则由于“霸权”,这一概念既契合西方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现实,又能在理论上解决某些难题.因此,“霸权”就成为拉克劳和墨菲话语理论的核心概念.他们对葛兰西的“霸权”概念既有继承,又有超越和修正.     

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个人主义话语的现代性内涵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初期,个人主义话语被赋予了全新的现代性内涵.与晚清思想家们不同,新文化运动先驱们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家族制度,“夫为妻纲”、“父为子纲”成为继“君为臣纲”后阻碍个人独立、自主的重要原因,因此要“以个人本位主义,易家族本位主义”.在批判家族制度时,新文化运动先驱们将火力集中在“孝”这一观念上,因为他们发现古代传统孝道的核心观念是“顺从”,而这种“顺从”阻碍了个性的发展和个人独立人格的养成.个人主义话语与封建家族制度的对抗使它在“五四”时代具有了不同于清末的现代性品质.     

口头表演视阈下的章回体留学小说

《留东外史》《海外缤纷录》《留法外史》等章回体留学小说继承了宋元话本等口传文学的传统,具备口头表演艺术的双重含义：既讲述了留学生们域外见闻故事,也呈现了以虚拟的书场情境来讲述故事的过程和方式。叙述者以说书人角色自居,预设读者为“看热闹的观众”,让他们响应“说话”的召唤,进入一套共同话语体系中。在这套共同话语的规范与制约下,小说用重复性的声口套语标定表演框架,采用具有文化惯例特征的类型化书写套路,将男女留学生、域外女子纳入旧的角色设定,热衷在“中男西/东洋女”的情节俗套中满足自我封闭的自大想象,以侧事用典的分回标目等熟悉化策略呈现各种“东洋景”“西洋景”。这类小说以旧文体书写新世界、新体验,其中的离合异同折射出在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域外冲击之间的灰色地带。     

媒介形态嬗变与话语霸权的转移

人类社会不仅是一个利益竞争和权力争夺的战场,而且也是一个话语的战场,这是因为话语与权力和利益密不可分——权力需要话语的传播与维护,而话语则需要权力作为其保障:压制非霸权话语,使其边缘化,凸显和巩固主流话语霸权,进而获得其自身利益。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类话语霸权(主导话语权)发生了一系列变换与更迭,即由人类早期口语媒介时代的"老人话语霸权"、书写媒介时代的"贵族话语霸权"、印刷媒介时代的"资本话语霸权",发展到现代电子媒介时代(特别是计算机互联网时代)的"民主话语霸权"。这是必然的,是由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媒介形态的嬗变(不同媒介形态具有不同的媒介偏向性)所必然决定的。     

教育话语的篇际互文性研究--从招生简章看教育话语的商品化趋势

篇际互文性是语篇的基本特征,它是语篇中不同体裁、话语和风格的混合交融。在市场竞争环境下,国家进行高校的招生改革,高校招生简章采用广告话语的促销手段和策略,以促销为特色的广告话语和传统的教育话语相互交融,构成篇际互文性,招生简章的功能由原来的“传递信息”转变为“传递信息—促销自我”。广告话语对教育话语的蚕食和殖民,导致教育话语的商品化趋势。这种趋势是商品经济扩张和教育市场竞争激烈的必然结果,它反映了商品经济在社会生活中的霸权地位,以及商业话语在话语秩序中的霸权地位和对其他话语的“殖民”趋势。     

“互助”话语影响下沈雁冰对妇女解放的思考

互助论是沈雁冰在新文化运动影响下吸收的话语资本。互助论能够涵盖沈雁冰话语资本的基本要素,沈雁冰借由这一理论将妇女解放运动从理论探讨引向实践领域。互助论所蕴含的弱者联合、个人主体性发挥和道德提升等涵义,满足了沈雁冰对妇女解放实践途径的想象。他立足于新的话语资本,以互助论为方法论指引,为婚恋关系设定了新的原则,并且重新诠释了“家庭服务”的概念。在理论探索方面,沈雁冰的妇女解放问题研究为新文化运动积累了新的话语资本,代表了当时的理论研究水平。而从操作层面来看,他的实践设想具有“空想性”色彩,缺少理想的“执行者”。但无论如何,这些成果是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重要收获。     

西方思想的传入与中国女性主义的崛起--新文化运动时期女性主义的思想来源

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女性主义的产生,受到了西方思想的启迪和影响:西方女性主义开辟的话语系统,提出的讨论范畴,如婚姻自主、人格独立、参政权、教育权、产儿制限等,被直接用于新文化运动前期女性主义的建构中;马克思主义女性观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也进入中国,并以其阶级的视角而成为新文化运动后期女性主义的指导思想。     

日常生活审美范式的确立、发展与匡正

现代文学史上的日常生活审美范式作为一种与"启蒙"互补的审美范式,肇端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由周作人首倡,在废名等人的笔下获得发展,经由海派、京派作家尤其是沈从文、萧红的书写而不断变得丰富,张爱玲从理论和创作实践两方面对其进行了匡正,完成了对"五四"的回归与超越。日常生活审美范式对海外华文文学影响甚大,也成为了新时期文学的主流。     

"中国文艺复兴"的历史考辨

在中国现代思想学术史上,曾出现过多种类型的"中国文艺复兴"说,或以清代学术比附欧洲文艺复兴,或将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欧洲文艺复兴等量齐观,或认为中国儒家人生态度的复兴才称得上是中国的文艺复兴.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胡适的"五四文艺复兴"说.就形式和精神气质方面看,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欧洲文艺复兴相同,都致力于"人的解放",高扬人的价值,以文明的再生为目标.但从历史内容一面看,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外发型"的思想文化运动,完全不同于欧洲文艺复兴的"复古"策略,两者不可同日而语.     

“文学革命”:“文艺复兴”的前驱——以顾毓琇《中国的文艺复兴》（1948）为中心

顾毓琇是一位世界知名的华裔科学家,他曾在《中国的文艺复兴》（1948）中提出,尽管“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文学革命”,从表面上看似乎与“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相冲突,但也许更好的理解是把之作为“文艺复兴”的前驱,看到二者前后承继、缺一不可的紧密联系。顾毓琇的这一观点既不同于胡适、蔡元培等人直接把“五四”看作“中国文艺复兴”的观点,也不同于李长之强调“中国文艺复兴”与“五四”之间存在着断裂转向的看法,而为当今学界提供了一种理解“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国文艺复兴”关系的新视角。     

从胡适对新文化运动的主张看《新青年》团体的分裂

胡适、陈独秀等人提出对中国文学进行革命,并形成了以《新青年》为阵营的新文化运动团体,促使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发展。但随着该运动的深入发展,其主导者由于各自的主张、观点和思想的差异,使得他们内在的矛盾与分歧日趋明显,并最终由于信仰的不同而分裂。本文从胡适对新文化运动的主张试分析其分裂的原因。     

论梁启超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贡献

梁启超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关系密切,他对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其一,本爱国之心,提出“亦中亦西”的文化观,为东西文化问题的大讨论提供了有重大学术价值的意见;其二,他是陈独秀、胡适、鲁迅、毛泽东等先进知识分子的启蒙导师,其政治思想成了新文化运动勃兴的精神催化剂;其三,他倡导“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文界革命”,组织共学社,编译新书,邀请外国名流来华讲学,又对中国的学术领域作了较为全面的研究,他从多方面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为中国近代学术的演进奠定了基石。     

试析《新青年》关于世界语的讨论

《新青年》杂志关于世界语的讨论是新文化运动时期学术讨论的重要内容之一。这期间,陈独秀、钱玄同等人大力宣传世界语精神,强调语言的人造性和政治功能,而陶孟和、胡适等人则大倡世界语"无用论",强调语言的民族性、历史性。语言学方面的争论,实际上显示了新文化阵营中激进与稳健两派学者政治观的分歧。这场讨论不仅推动了世界语在中国的发展,而且促进了"五四"时期的国语建设。     

试论孙中山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

新文化运动期间,孙中山对新文化运动的态度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时期:新文化运动前期缺乏对运动的关注;“五四”期间认同了“廓清愚昧,启迪理智”的运动宗旨;“五四”以后关注运动并对运动中的某些做法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而孙中山自始至终没有参与到新文化运动中去,更多的是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来观察、分析、评判新文化运动。     

五四新文化时期梁漱溟对儒学的界定研究

以五四新文化时期梁漱溟对儒学的界定为研究对象,认为梁漱溟在五四时期对儒学的研究是系统而自成体系的,他的思想极富独创性和时代性;他与新文化派的论争,促进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自我调整和向纵深方向的发展;他思想中蕴涵的传统文化的价值,在新的时代焕发出新的光彩,给我们以深思和启迪;他在谋求儒学与现代化相结合方面所作的努力,以及他那不屈不挠的精神,很值得后人学习。     

京派的文化选择:向传统倾斜

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潮过后相继登上文坛的京派作家,置身于新旧冲突趋于缓和、新文化内部开始调整的语境中,他们的文化选择表现出"向传统倾斜"的特征:在空间维度的中西问题上,对民族文化有强烈的认同感;在时间维度的古今问题上,重视发掘古典文化艺术精神;同时,移西方现代派之花,接中国传统文化之木.京派的文化选择是对五四时期激烈反传统倾向的反思与矫正,标志着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运动的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