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时期澳大利亚对美追随政策之分析——以越南战争为例

厘清澳大利亚对美国追随政策的特点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澳美关系，也有利于我们理解整个亚太地区国际关系和美国同盟体系对亚太地区国际关系的影响。澳大利亚追随美国参加越战是由于1950-1960年代期间与印尼关系恶化。澳希望在未来可能的冲突中获得美国的安全保护。从追随方式上看，为了把美国锁定在东南亚地区、保证其在东南亚的军事部署，澳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战争中去。从追随的收益与代价看，澳越来越深地卷入到战争中，对外政策逐步僵化，丧失灵活性。美军在越南战争的失败也使澳大利亚进一步反思和调整本国的对美政策。     

冷战时期澳大利亚对美追随政策之分析——以朝鲜战争为例

厘清澳大利亚对美国追随政策的特点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澳美关系,也有利于我们理解整个亚太地区国际关系和美国同盟体系对亚太地区国际关系的影响。以朝鲜战争为例,澳大利亚采取追随美国政策的意图主要为保障安全,其追随方式是主动的,其主要收益是《澳新美安全条约》的签订。但由于澳美之间权力的不对称性,澳大利亚反而成为美国遏制战略的一环,其外交、国防安全等政策的制定不仅需要依据美方政策的调整而做出,在安全保障上对美国的依赖也使其不得不在国际事务中对美国亦步亦趋。     

论1908年美国大白色舰队访澳

1908年美国舰队访澳是澳英关系尤其是澳美关系发展中的重要事件之一。由于对日本威胁其安全的担心、对英国日渐忽视其利益的不满和对建立自己海军的渴望,澳大利亚在外交和防务政策上采取了主动贴近美国的策略。美舰的光顾,其政治意义深远,它不仅表明澳美两国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而且证明在澳安全遭遇威胁时,美国提供保护已不再是遥不可及的事情。虽然澳美关系并未如愿地得以加强,但此举无疑是澳大利亚寻求美国保护的第一步也是意味深长的一步。     

联盟管理视域下的澳美与美韩同盟的差异性研究

澳美同盟、美韩同盟是美国亚太同盟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谋求良好、稳定的周边环境有着重要影响。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澳美、美韩同盟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强化。澳美、美韩同盟的性质存在着本质的差异,故而美国对二者的联盟管理方式也有所不同：不同程度的权力强制造成澳韩两国在美国亚太同盟体系中的地位差异;制度约束及权威引导不同则造成了二者功能上的差异;利益协调方式的不同导致二者的战略目标及冷战色彩不同。澳美、美韩同盟不仅面临“被抛弃”和“受牵连”的传统联盟困境,还陷入了经济上依赖中国、安全上依赖美国的联盟新困境。对此,中国应充分运用澳韩间的联盟差异和澳韩面临的联盟困境,遵循“两双”总思路,区分海陆侧重点,妥善解决地区热点问题;坚持“一带一路”大方向,关注南北支线新发展,重点推动东亚经济一体化;加强与澳韩两国间的经济与安全合作,从而影响其联盟内的“牵连”与“抛弃”认知,为自身的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周边环境。     

二元困境、“反思主义”与澳大利亚的对外政策调整

回顾冷战结束以来澳大利亚国内对中美经济—安全利益分离的二元困境的反思,有助于更为全面地理解澳大利亚对外政策的变化,特别是近些年来中澳关系为何频频出现紧张局面。首先,尽管经历了三波对中美关系的"反思主义"讨论,澳大利亚最终还是回到了"与强国结盟"的传统。其原因在于,澳大利亚无法摆脱对美国的安全依赖。特朗普"美国优先"的外交政策,一方面加剧了盟友之间的利益分歧,另一方面又迫使盟友做出更多的努力与保证来换取美国的安全承诺。其次,尽管中国是澳大利亚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但是这种经济影响力并没有成功转化为政治影响力。最后,尽管澳大利亚对澳美同盟的依赖性在短时间内不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但是澳大利亚与美国之间的特殊关系已经不再特殊,澳大利亚开始加强国防领域的独立性。澳大利亚要想获得真正的外交政策独立性,应该避免从意识形态或历史情感的角度来制定对外政策,减少对美国的安全依赖和战略依附,在全面遏制中国的问题上与美国拉开距离。     

论冷战后日美同盟关系的调整

日美同盟关系的维持与发展是战后亚太地区国际关系、尤其是美国亚太地区安全战略的基本组成部分,也是战后日本安全防卫的根本保证。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日美同盟关系也在不断更新内涵和调整功能。2001年“9·11”事件后日美同盟关系的重新调整,既是对1951年日美安保条约签署以来历次调整的继续,更是对过去的超越;既是后冷战时期美国全球军事战略重新部署在亚太地区的客观体现,又是日本借机实现国家利益的主观诉求。日美同盟关系的调整不仅为日本的安全防卫和政治外交政策带来了变化,而且还对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安全战略态势产生着深远影响。     

两重困境:第二次柏林危机期间德美关系评析

第二次柏林危机是冷战时期东西方关系中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纷争,这场危机不仅仅是美苏两个大国之间的对抗,它还使德美关系面临最现实和最严峻的考验。危机期间的德美关系处于战略困境和同盟困境这两重困境之中。在面临决定战争与和平的战略困境时,美国的决策起着主导作用;而在开展对苏谈判,面临考验同盟可靠性的同盟困境时,联邦德国则决定了美国可以作出让步的限度与步伐。     

论1941—1945年美国对苏政策的演变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时，美国尚未参战，但美国出于自身的利益，执行着大体支持苏联的政策，珍珠港事件后，双方还建立起同盟关系；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和美国力量的增强，1943年以后，美国的对苏政策则在保持同盟关系的同时，力图消耗苏联，并与之争霸。     

道义追求的困境：卡特政府人权外交与美菲军事基地谈判

卡特时期美国与菲律宾的军事基地谈判,是后越战时代影响美菲关系的重要事务和牵扯美国在东南亚核心利益的关键问题,同时也是检验美国“人权外交”效力的试验域场。在东南亚,卡特政府以人权问题迫使作为“民主橱窗”的菲律宾改善国内政治环境,却受到美菲军事基地谈判和传统安全利益的束缚。人权目标与军事安全目标的抵牾,导致卡特政府在军事基地谈判的政策上摇摆不定。20世纪70年代末期,随着苏越同盟、柬越战争所带来的地缘政治压力,美国政府决策层强调人权优先的呼声日益式微。在经历了围绕人权原则的内部争论,以及与国会的政治博弈后,美国对菲政策事实上重新回归传统安全轨道。卡特政府试图通过人权外交来重新诠释美国的对外政策,但在对菲关系上未能成功调和道义追求与传统冷战利益之间的矛盾。     

日美谈判与中国问题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的日美谈判,是日美为了缓和双方日趋尖锐的矛盾而举行的外交谈判.日美谈判对日本来说,是想利用三国同盟及其在太平洋上的军事优势,对美施加压力,促使美国对日让步,以便采用外交手段解决中国问题和东南亚问题;对于美国说来,则想通过谈判,在中国问题上与日妥协,以牺牲中国抗战利益来满足日本部分要求,达到阻止日本南进和拆散三国同盟的目的。因此,中国问题在日美谈判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由“硬”和平到“软”和平——论二战后澳大利亚的对日战略

澳大利亚是一个在太平洋战争期间遭受日本侵略的国家。战后初期,澳大利亚主张对日实施惩罚性措施,使其军国主义不至于死灰复燃,即所谓的硬和平。然而,美国在处置战后日本问题上的近乎垄断作用、亚洲冷战局面的加剧以及澳大利亚渴望与美国缔结安全防务条约,使得澳方不得不接受美国主导的对日软和平条约。澳大利亚对日战略的这一转变标志着现实主义逐步取代理想主义,成为其外交和防务战略的一个基本指导思想。     

1945年中国共产党国家统一思想论析

1945年中国共产党国家统一思想可以具体阐释为:坚持独立自主,正确对待国际力量,创造有利于国内统一的国际环境;民族利益为最高利益, 战胜日本侵略者,完成国家对外统一;维护阶级利益,壮大自身实力,奠定国家统一的阶级基础;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和平、民主,以建立联合政府为目标,促进国家统一;坚持和平谈判基础上的武装自卫,有理、有利、有节,推进国家统一.它是中共面对多种矛盾交集的国际国内局势,为维护和促进国家统一而践行的重要思想,是其抗战时期国家统一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又是其解放战争时期国家统一思想的历史与逻辑起点.     

抗战时期的侨务政策与华侨的历史作用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采取比较务实的侨务政策,在继承孙中山保侨方针基础上,加强与海外华人华侨的联系,号召华侨支援祖国抗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政府又号召华侨参加所在国反法西斯战争。国民政府以维护侨民权益、吸引侨资支援抗战为核心的侨务政策,有力推动了华侨抗日救亡运动。由于战时环境与国内政治等因素的影响,国民政府的侨务政策后期趋于消极保守,然而总体上仍有一定积极意义。     

统一战线视野下毛泽东抗战时期外交战略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

抗战时期,毛泽东统一战线中联合英美的思想走过了一段曲折的历程,但始终围绕着一个目标即国家利益;在这一过程中其现实主义因素得以加强。联合苏联的思想则是一贯的,但其影响因素较复杂;正是在中共与苏联的复杂统战关系中磨练了毛泽东独立自主的品质。在国家利益日益被毛泽东奉为构想统战外交战略之圭(?)的前提下,意识形态虽一直在起着一定的作用,相互关系却发生了变化,最终实现了中共真正意义上的外交。     

国共合作之敌后抗日游击战争

抗日战争日期,国共两党因共同的民族利益走到一起,开展了广泛的敌后抗日游击战,并且坚持在各自分别领导的基础上于一定时期、一定形式、一定程序上的实现了比较密切的合作。国共合作的敌后抗日游击战是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事事合作非常重要的内容,但是因为各自代表不同阶级的利益走向分裂,从而导致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     

论冷战遗留下的台湾问题与美日合流

台湾问题既是中国内战的后遗症，也是冷战的遗留问题；冷战在亚洲的结束具有相对的非彻底性，即冷战结束的渐变性。这种特征反映在美国和日本调整对台湾的战略中；同时，日本染指台湾问题、美国对台湾问题的干涉加强，两者殊途同归，也塑造和反映了冷战在亚洲结束的渐变性特色。     

以色列追求绝对安全战略的原因探析

自1948年建国以来,以色列几乎一直处在与周边阿拉伯国家之间的战争或冲突之中;为了应对旷日持久且异常严峻的生存挑战,追求国家和国民绝对安全成为以色列国一直奉行的国家战略。具体来说,这种独特安全意识的形成有三大原因:以色列所处的特殊地缘政治格局、历届政府信奉的"国家安全例外论"以及全体国民所共有的危机意识。正是在此三大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国家安全在以色列被赋予了极高的政治意义,乃至成为最高的国家利益与战略目标。     

环境冲突视野下的宋夏战争

宋夏战争并不仅仅是单纯的政治或经济冲突,更是一种环境冲突,这种冲突源于交战双方的环境缺陷,贸易封锁、战争掠夺、侵耕、扰耕则是这种环境冲突的具体体现。环境冲突造成了生产力的巨大破坏和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只有建立有效的利益调和机制,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环境冲突。     

美国西进运动中的和平外交探析

摘要：独立不久，美国通过路易斯安那购买、俄勒冈争端等事件，在实现疆域扩张的基础上，拓展了工业化发展所迫切需要的广 阔地理空间，并开创了用外交方式解决领土问题的先例。在复杂的外交局势中，美国利用欧洲殖民各国的矛盾与纷争，通过威 逼利诱的谈判方式以低廉的价格购买了大半个美国的疆域，实现了领土的扩张和国际地位的提高。在自身利益得到满足的同 时，联邦政府意识到利用和平方式解决争端更加有利于巩固新生的政权，这对当今美国处理国际问题同样有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