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魏晋时期颍汝、南阳地区的私学与游学

东汉魏晋时期,颖川、汝南、南阳地区的士人在经学研究和政治活动中崭露头角。 东汉顺帝之前,三郡士人以私学教育和游学等学术活动为主,逐渐形成了一定的士人集团。 至东汉后期,三郡的士人集团积极参与政治斗争,并成为社会的中坚,及至魏晋时期,仍然如 此。三郡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游学的兴盛促成了士人集团的形成以及士人走向政治舞台。     

论魏晋风度与琴及音乐之关系

在传统文化中，士人的四艺（琴、棋、书、画）生活，形成了士人爱琴、尊琴的民族特有心态，琴的文化概念不知不觉已深深嵌入士人灵魂深处；而封建社会的种种弊端又形成了琴所象征的悲剧人格。琴与魏晋士人悲剧人格的契合是历史的，是偶然而又必然的双向选择。在一个虚假、残酷、冰冷的世界中，魏晋士人挟琴独行，远离凡俗，守护着独立高尚的人格，追求着生命的“大道”。可以说，魏晋的审美精神是音乐的，更是琴的     

从诫子书看魏晋士人心态

诫子书是从至亲至爱的血缘亲情出发来客观真实地反映魏晋士人心声的。它对魏晋士人心态的反映,表现在志存高远、贵生保身、戒酒节酒等三个方面,体现出了当时士人们对生命的尊重珍爱,和对家族长远利益的由衷关怀。魏晋士人这种有悖于生活方式的内心世界,表明尽管魏晋时期佛道昌盛、玄风竞煽,儒学的统治地位发生了动摇,但其社会主导性地位并未完全丧失。     

酒·药·女人──对魏晋时期一种社会病态的分析

酒·药·女人──对魏晋时期一种社会病态的分析秦川众所周知，魏晋时期是我国历史上十分特殊的时代，这个时期士人在思维方式，举止言谈，品格情操等许多方面，都表现出与传统士人迥然不同的特征。以生活方式言之，在那个特殊时代，士人常常怀着难以摆脱的矛盾心理，这种...     

《世说新语》中魏晋士人关于理想人格的建构与实现

魏晋时期,才性、情理、性情等命题是玄学清谈的重要内容.而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也影响了魏晋士人关于理想人格的建构.本文从三个方面分析了魏晋士人理想人格的内涵:第一,重才智,轻性行;第二,肯定"情之所衷,正在我辈",第三,情感表达的最高境界不是任情恣性,而是"性其情",即抑情顺理,以理遣情.虽然个体不可能完全实现理想人格,但通过不断的自我完善可以无限接近这一境界.     

论魏晋士人的个性及其限度——以《世说新语》为例

《世说新语》充分展现了魏晋士人的个性风采,即以"我"为本的高自标置与以"真"为贵的我行我素。虽然这被钱穆、余英时、李泽厚等看作"个体之自觉"或"人的觉醒",但其实际上亦有限度且不宜夸大。回到古代士人"个体"存在及演变的历史时空,通过与汉代及以前和唐代及以后的士人对比可知:魏晋士人拥有一定的个体或自我意识,但尚未达到真正的"人的觉醒";他们的"个性"言行及生活态度,无法掩饰其"非个性化"的存在真相。总的来说,魏晋士人的个性张扬具有推动审美文化实践和开拓新道德的重要意义。     

魏晋隐士及其品格

魏晋士人的隐逸之风与当时的时局有直接的关系 ,并受到社会思潮玄学的影响 ,也与士人的性格有关。魏晋士人隐逸不仅人数多 ,而且隐逸方式多样。此时有三种隐逸 :山林之隐、朝隐、田园之隐。不同的隐逸方式表现了士人不同的品格和追求。真正的隐逸其实是难做到的。山林之隐需忍受艰苦的生活 ,只有少数人能坚持下来 ;朝隐则将出世与入仕相结合 ,既不失利禄又可获得隐逸的清高 ,一些人以朝隐标榜“高雅”;一些人则以朝隐避祸保身 ,朝隐者算不上隐士。陶渊明隐居田园 ,淡薄名利 ,返朴归真 ,以其高洁的人格成为古代隐士的榜样。     

"魏晋风流"史态观照

个体精神文化生态的形成受制于时代的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文化生态.作为魏晋时代士人文化精神的外化,"魏晋风流"体现了士人对内在和谐精神生态,即自由自适人生境界的追求,其特征与时代的自然(生态、社会生态、文化生态保持着高度的一致.     

心理调适与终极关怀——魏晋士林心隐之路探析

魏晋堪称中国历史上的"多事之秋",生活于斯的士人常遭朝不保夕、身名俱裂的厄运,士林身心因此而备受煎熬.在维持士人生存及风度的艰难之旅中,魏晋士林与混乱的时局进行了长期痛苦的调适.历经愤世嫉俗的营生、放荡不羁的混世直至怡情自然的逍遥等一系列心路历程之后,魏晋士林终于从政治关怀、人生关怀的跋涉中.找到了一条超然物外的心隐之路.道家道教的终极关怀最终使得士人将身名俱泰的理想和潇洒飘逸的风度在魏晋特有的现实中较好地统一起来.     

论魏晋士人的自然主义生命意识

“自然”是道家哲学的重要概念。自先秦时期,老、庄即主张回归本真、顺应自然,以自然态度面对人生。至魏晋之际,玄学大畅,士人个体生命意识觉醒,其思想以先秦道家为主流,体现鲜明的自然主义色彩,由此发展出王弼的“喜、惧、哀、乐,民之自然”、嵇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以及郭象的“物皆自然,无物使然”等观点。魏晋士人通过对“自然”的体悟,追求生命本真的存在状态,向往诗意自由的人生,彰显自然主义的生命意识,对魏晋士人群体本身、魏晋社会、美学发展乃至后世哲学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士人文化与中国绘画

士人是两千多年封建社会中的一个特殊阶层。士人阶层对于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传统的教育制度和阶级结构特点孕育出了独特的士人文化。自魏晋以来 ,士人与中国绘画艺术相结合 ,形成了中国绘画独特的审美倾向 ,并逐渐成为中国绘画的主流。本文试图分析形成士人阶层和士人文化的中国教育制度和阶级、阶层结构 ,并进一步阐明中国绘画独特审美风格后面所存在的社会结构因素。     

陶渊明“新自然说”再探讨

新自然说既区别于名教说,也区别于魏晋清谈名士之旧自然说,其理论核心是"惟求融合精神于运化之中",将自然精神贯注于生活之中,追求个人情感与客观外物的融通。这种思想对于中国士人文化的发展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本文从哲学、士人生活、文学表达三个维度加以论述,认为新自然说从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名教说与旧自然说共有的唯心主义倾向,在士人生活的层面上实现了儒道人格的融通,为文学表现中情物关系理论的深入研讨开拓了进路。     

中国古代生态美学的物性与种性——从《世说新语》看古人的生态智慧

产生于魏晋时期的《世说新语》，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古人的生态智慧。作品中的生态世界不是纯粹外在于主人公的客观世界，而是魏晋士人眼中主客观相统一的世界，它具有物性和神性两大特点。其物性表现为本真性、静穆性和生命性，神性表现为完美性、神秘性和哲理性。     

论魏晋之风力

文章围绕钟嵘的“风力”批评概念,就建安、左思以及陶渊明诗歌的美学特征加以清理、分析,认为风力主要表现的是魏晋士人的英雄气与名士风,风力的流变反映出魏晋士风与诗风演进的大势。     

琴与魏晋士人的悲剧人格

琴作为悲剧人格的象征,有一个历史的生成过程。本文从历史、现实、和宙美风尚这三个方面论述了琴成为魏晋士人悲剧人格象征的必然性,以及人格唯美主义的危机和历史对新的知识分子人格范式的呼唤。     

试论诸葛亮文化形象的衍生——诸葛亮文化现象初步形成的历史考察

对诸葛亮文化现象的最终成因大都归于《三国演义》的创作及其以此为素材的三国戏的传播。从新的角度看 ,以魏晋士人的诸葛亮评价为切入点 ,从这一时期的人物评赞中发掘出孔明在魏晋士人心中的形象 ,并对诸葛亮文化现象的历史考察由学界的明清小说及其民间戏剧转向魏晋时期士大夫的人物论、赞、评、议 ,从而对诸葛亮文化现象的成因提出新的观点 :诸葛亮“智慧”和“忠贞”的文化形象在魏晋尤其是东晋时期就已定型。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士人的生命意识

魏晋时期社会动乱 ,人生无常 ,儒学衰微 ,玄风大盛 ,多种因素交互作用 ,引发了魏晋士人对人生的思考 ,促成了他们生命意识的觉醒。从《世说新语》所载材料可以看出 ,魏晋士人生命意识的觉醒 ,主要表现为确立自我意识 ,肯定自我存在 ,珍视生命 ,热爱生活 ,追求精神自由 ,完善自我理想。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生命意识的觉醒 ,注重人生的个体价值 ,忽视人生的社会价值 ,是一种畸形的、利弊并存的人生价值追求。     

汉晋之际儒家贤能观念的变化

汉晋之际,儒家贤能观念随着儒家思想的历史境遇而变化。政治上,汉末选才失实使儒家贤德观念遭到了曹操求才三令的公然僭越。思想上,才性关系的讨论唤醒了士人个体意识的觉醒,笼罩在士人心头的传统儒家思想开始松动,玄学思潮乘势而起。社会风气层面,魏晋禅代之际,司马氏集团的篡位,使得儒家思想规范下所形成的价值观念失去了维系人心的作用,两汉时期对内在贤德的表彰被两晋时期的外在审美所取代。儒家贤能观念的变化在魏晋时期的人物品鉴中表现为由重道德品行向重艺术才华的转向。     

中古士族到士人的演进

魏晋至唐末,是中古社会阶层剧烈变动的时期。士族阶层逐步向新型官僚士人的演变,是这个时期值得关注的社会动向之一。在这个变化中,选举制度作为中央政权与基层社会联系的一条重要纽带,对士族力量的起伏升降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此外,隋唐以后士人与乡里宗族社会逐渐脱离,士族社会原有的郡望体系趋于瓦解,也构成此时期士族向士人演进的一项重要内容。1.魏晋隋唐选举政策变动与士族力量的消长东汉政权瓦解后,天下兵兴,人物播迁,曹魏政权于延康年间开始实行九品官人法,即在州郡     

名士与《离骚》──论两晋士人的屈原解读及其意义

两晋士人对屈原及其作品的解读，显示了那个时代独特的士文化特征。两晋士人不同于汉代士人对屈原的认识，他们抹去了屈原头上的道德光环，主要推重屈原的才华，反映了汉末以后思潮的新变。魏晋时代对才的颂扬是士人自我意识觉醒的表现。儒学思想统治地位的动摇、玄学的盛行、才性论以及圣人有情还是无情的争论等风潮的流行，肯定了士的独立价值，突出了士的个体地位，承认个人情感的合理性，这些都从理论上为两晋名士们的狂放行为推波助澜。因此，两晋士人走出了汉人忠君守志的政治道德的限定，表现出对士人之自由精神的历史追寻。两晋时期对屈原作品的模拟亦不同于汉人，即体现新思潮下士人对屈原的新的认识和理解。两晋士人对屈原的阐释解读，揭示了屈原复杂的情感内涵，而且将之汇入标尚个性自由的名士风度，构成了士人传统中相当重要的以个性情感为重的文化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