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判实践中法官良知的价值和意义

当前社会中存在的举证无能、同命不同价等现象不是经济发展的必要代价,而是可以避免的悲剧。良知是情感与理性的统一,是每个人都应具有的辨别是非、善恶的理性能力。良知为理性和经验提供道德反思的自觉基础,是个人对自己行为、意图或品格的道德上好坏与否的认知,连同一种要正当地行动或作一个正当的人的责任感。法官良知则是法官个人作为司法判断主体时所应具有的法律职业良知,它是与道德有关的善的知识。法官良知体现了法官的内在品性与人格要素以及对法律的忠诚度。法官的良知不同于良心,它不属于一般意义上的个人思想感情,而是一种职业伦理道德。法官的良知观直接指导法官的价值追求和意义追求,这一切都蕴涵在法官对司法的整体性信仰之中,而且影响着所有法官对人生意义和价值的理解。裁判是法官心灵的印证,是天平的表征,是法官职业赖以生存的元素。一次不当的裁判可能会对整个司法体制甚至整个社会带来负面作用。因此,作为承担审判职能的法官必须拥有法的理性和良好的品质,否则法律将是愚蠢、邪恶且不计后果的。     

矛盾凸显期农村纠纷调解的个案分析——基于鄂北一个村庄的纠纷调处记录

随着我国社会进入矛盾凸显期,农村各种矛盾纠纷日益增多,为及时调解纠纷,维持社会稳定,实践中各种纠纷调处机制应运而生。本文分析了鄂北一个村庄的纠纷调处记录,研究发现,较之于"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现代司法准则,以"村庄法官"角色存在的调解者,不以立法条文以及事实情况作为判断是非的依据;实现法律意义上的公平、公正也并非是纠纷调处的主要目的,但他们在工作中特别注重当事人主观上的接受情况。同时,调解者经常集多重角色于一身,实行"保姆式"办案,还会动员多方主体参与到问题的解决中去;在另一些冲突中,调解者刻意不彻底解决纠纷,为当事人自动和好留下足够的空间,最终既平复了争议,又保存了当事人的颜面。结合村庄的调解经验,文章认为,尽管矛盾纠纷的增多,为现代立法快速进入乡土社会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和可能性,但到目前为止,无论是笼统意义上的法治理念,还是国家立法的具体规则都没有全面、彻底地进入乡村社会;各地村级调解机制设立和运作更多是为了维持社会稳定,而不是为了推进"法律下乡"。     

女性家庭角色与社会角色的冲突

无论男性或女性,都具有家庭角色和社会角色两重属性。家庭角色指的是在家庭中享有的权利、应尽的义务和所起的作用;社会角色指的是在社会上所享有的权利、应尽的义务和所起的作用。人们的期望和需求是这两种角色的协调与相得益彰。这是一种比较理想或美满的境界。然而,无论男性或女性,这两种角色又往往相互制约、矛盾甚至冲突。比较而言,男性家庭角色与社会角色的冲突具有个别、局部性质;而女性家庭角色和社会角色的冲突则具有多发性、普遍性。     

司法理性的职业性与社会性——以裁判效果为视角

审判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对立源于司法之职业理性与生活理性的紧张关系,两者的统一即建立在职业理性与生活理性融合的基础上。司法的过程须符合职业理性的要求,法官要排除案外因素干扰,司法论述的逻辑需遵循正当程序规则。同时,法律的经验性和司法的社会性决定司法理性须渗入生活理性,而生活理性要求司法摆脱法律教条主义的拘束,法官对案件可能涉及的常识有足够见识。为调和司法之职业性与社会性的关系,立法需立足社会生活,融入生活哲理;司法亦需完善陪审员制度和建构"法庭之友"制度以接纳生活常识,法官的思维更应在逻辑与经验之间寻求平衡。在此基础上,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才会得以实现内在的统一。     

个体的丰富性与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意义

马克思的哲学是一种主体性哲学,是人类自我解放的理论。这种哲学是现代性的文化精神的体现。它突出了人作为个体主体所具有的价值,从而显现了人作为人的最高本质所具有的意义。但独立的自我并不是孤独的自我,孤独的自我造就的只是市民社会的私人。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批判就是为了解决这种个体和类的矛盾,使个体能够成为类的存在物,得以自由和谐的发展。当前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提出的“以人为本”与建构和谐社会的主张,其实质就是个体丰富性的马克思哲学精神的反映,这正是马克思哲学对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意义之所在。     

从角色视角看现代知识女性心理健康扶助机制构建

现代知识女性,面临着多重角色的选择,心理和人格经历着巨大的变化.她们中的许多人生活在多重矛盾之中,心理健康受到严重影响.角色选择对知识女性心理健康所带来的冲击主要来自于传统观念与现代意识的矛盾,主体角色需要与角色能力的差异,职业角色与家庭生活角色的不平衡等等.究其原因,既有历史与现实的社会价值导向问题,也有社会生产力水平影响以及知识女性自身心理问题的因素.因此探索通过女性角色视角关注知识女性这一特殊群体的心理健康,全方位构建知识女性心理健康扶助机制,即通过社会构建对知识女性心理健康的多方位保障,通过家庭构建对知识女性心理健康的人文式关怀,通过团队构建对知识女性心理健康的立体式引导,为她们营造一个良好的心理环境和外部空间,提高知识女性扮演各种"角色"的协调能力,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现代家庭主妇社会角色问题研究

现代女性一方面在社会上扮演了一定的职业角色,另一方面则依然肩负着操持家务的家庭角色。职业角色与家庭角色不仅成为女性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两者之间产生了一定的矛盾与冲突,因此如何平衡两种角色的关系,成为许多现代职业女性思考和抉择的重要问题。本文旨在探讨放弃社会职业,选择回归家庭的全职主妇在社会角色转换过程中的适应性问题分析。     

唐代法官职业伦理刍议

唐代的法官群体既有专司审判的官吏,亦包括兼理审判的官员,是半职业性的分散群体。从传统中国语境下伦理的含义出发,唐代法官职业伦理的结构可以被概括为法官做人的道理和处理事务之理两个层面,前者是对法官品质上的要求,后者体现为法官审理和裁判案件的原则和规范。唐代法官做人之道理包括德义有闻、清慎、正直及通达律令等,处理事务之理体现在据法断案、用法宽仁、处断平允及审断不滞等方面。这些原则和规范的形成与法官所处之"位置"有关;同时,其亦可以为中国当前法官职业伦理的构建提供有益借鉴。     

乡村女性自我的再认识:一项来自恩施土家族双龙村的研究

传统女性主义者认为,女性的自我是无主体性的“他性”存在。现代女性主义的批判指出,女性自我是有主体的,但这种主体本质上是女性多种生存“策略”所体现的理性主体。本文基于对恩施双龙村女性的田野调查研究,提出了“女性自我是情感主体的自我”的观点,这种情感主体的自我具有包容性和排他性双重特征。情感主体的意义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女性在对相关他人命运的关心及对他人无功利的或弱功利的付出中,为乡村社会的团结与整合做出了自己特殊的贡献;二是女性在感性的率性行为中,突破了既有的习俗与规则,为乡村社会的变迁做出了贡献。     

涉外收养制度中"儿童利益"原则在冲突法中的体现

涉外收养是现代国际社会十分引人注目的一种社会现象,涉外收养法律制度中的"儿童利益"原则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而且具有非常显著的现实意义.儿童作为人类成员.应该享有与成人同等的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儿童是国家的未来,国家机器的运转不是为了突出公法权力权威,而是为了社会弱势群体--儿童的利益,体现的是社会公益性的要求."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就是让儿童在一个拥有快乐、爱心和理解的家庭环境能够全面、协调健康地成长.虽然这只是一个模糊的标准,很大程度上要依靠各国法官的自由裁量,但其在立法上渗透了保护儿童的精神.法律不仅仅只是维护秩序的工具,也是体现并实现人性的关怀,是对人权的保护.     

如何实现“法院独立”与“法官独立”的统一——法院改革的策略选择

"法院独立"与"法官独立"并非两种对立的司法组织原则。法院独立具有政体面向,而法官独立体现司法技术要求。法院独立服务于法官独立,法院体制为法官行使职权提供庇护,屏蔽各种不利于法官独立的干扰。此外,法官还需要专门的职业保护。在我国司法体制改革推进策略中,以去地方化为方向的法院独立应具有优先性;当下作为阶段性目标的"法官独立"应适度而为,为实现法官独立需要去除的,是那些有违司法规律、明显钳制法官自主性、不利于提高法官素养的行政化因素。法院改革中对审判组织层面的问题有所忽视,应以合议制审判组织运行技术规则为法官独立与受制的平衡点;陪审制不能法院化,而应国家化,在司法体制改革中应与法院改革齐头并进。     

The Ethics of and Oversight over the Judiciary

司法权的伦理关涉着司法权的品行,而司法权的品行则又关涉着社会的正义信仰体系建设。司法权的伦理根植于司法权的中立本质之中,因而必然迥异于党政伦理、军警伦理。法官职业伦理能力之实质是在相互叠加、冲突的利益关系中做出恰当选择的能力,而选择的恰当性则以绝对排除自利标石。欲使此标石稳固于每一法官的灵魂结构中,就必须开伦理规则控约、机构监督、法官自我修行三途。     

文化批判中的焦虑与自省——西方学术界"知识分子理论"品读

盛行于20世纪西方学术界的“知识分子消亡论”,揭示和抨击了传统意义上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中角色转换和价值迷失的现象。本文分析了康德、朱利安.本达和萨义德等思想家具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理论,认为在永恒的矛盾面前,无论悲观抑或乐观,知识分子对普遍价值的尊崇本身体现了对现实局限性的“抑制”。而这种“抑制”,正是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知识分子所具有的最重要、最现实的价值。     

中国法院审判管理改革的结构性调整

行政化是中国法院审判管理的一贯脉络,科层化则是造成这一现象的内在原因。在社会生活日益现代化的背景下,科层制的法院由于在审判管理上过于能动,与法官的个人追求形成了背反关系,因而不具有可持续性。建议对法院系统进行结构调整：建立全国人大领导下的垂直法院系统;将法官人事管理权和政务管理权交由国家法官委员会行使,将审判管理等行政事务交由全国法院行政管理局负责,建立法官主导的审判管理体制;在此基础上促进法院与法官间协作关系的发展。     

社会工作专业《自我认识与成长》课程设计及实践评估

《自我认识与成长》是社会工作专业学生的重要入门课程,旨在帮助学生在认识自我、了解自我、整合自我的过程中实现社会工作专业价值观的教育、培养学生专业能力及塑造高尚的人格力量.运用体验式教学,基于工作过程系统化视角,参照美国心理学创始人威廉·詹姆斯的自我认识理论,该课程应进行"我是谁"、"人我关系"及"我的未来"三大主题的探索.通过"热身活动——教师短讲——小组活动——游戏体验——讨论分享——总结深化"这六个教学环节,社会工作专业学生实现从"自我、单一角色的探索",到"多元角色参与",再到"自我与社会联接"的转化.从研究结果来看,学生的改变与课程三大任务的设计是相一致的,课程设计取得了较好效果,但仍需要增加课外实践环节,实现课上、课下的无缝对接;改变小组组合形式,促进小组动力的发挥;转变教师角色定位,与学生共同成长.     

转型时期司法中的民意现状与策略设计

中国转型时期,法官对司法中的民意采取了比较模糊的回应手法,缺乏对民意精细化和程序化的分析与运用,导致了司法公信力的缺失。因此,法官需要对民意进行灵活的识别,有针对性地回应。民意的回应策略需要坚持论辩主义精神,建立在程序主义基础之上。对法律方面的民意须保持警惕,并充分地解释;运用事实方面的民意还原事实真相,节约司法成本;思考结论性民意背后的推理逻辑,但不直接采纳结论性的意见;将制度建设的民意作为日后司法改革的参考资料。建立科学合理的媒体交流平台,需要媒体在民意与司法之间保持客观公正的立场与姿态,避免媒体的不当报道加剧司法与民意的矛盾。改善司法的运作模式和法官选任机制,降低日后回应民意的司法成本。     

程序审抑或实体审——美国行政规则司法审查基准研究及其启示

美国行政法学界长期存在着关于行政规则司法审查基准的论争,特别是随着行政领域涉及到更多的科学技术性事项之时.法官应如何对行政规则进行审查,是实体审还是程序审,意见并不一致.本文对此进行了梳理,并认为绝对界分实体审与程序审是难以做到的.从其发展史来看,程序与实体交织在一起,法官面对行政规则时也会有所为、有所不为.从严审查基准的修正将更加体现以上的观点,这对于建立中国"抽象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的基准具有借鉴意义.     

论人类的环境行为及其可选择性——基于环境社会学学科定位的思考

"环境与社会的关系"在社会层面的体现就是环境问题,而环境问题事实上是人类环境行为的一个不良客观结果.环境与社会是通过人及其行为的中介才具有了某种关系.作为具有主体意识的人类,在现实中人们可以选择保护性的环境行为,也可以选择破坏性的环境行为.环境问题体现的是人与环境之间的矛盾关系,但它却包含着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关系.以环境行为及其可选择性问题作为环境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与视角,遵循了社会学的基本假设,也因为有了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而获得了其存在的价值     

美国知识分子的职业结构

美国智力劳动界的具体情况纷繁多样.知识分子内部有许多种划分和界限,其中意义最大的是职业界限.在职业界限后面,常常掩藏着某些职业类别在地位上的重大差别.每一个大的职业群按照自己的客观地位和所积累的社会经验,形成了一定的行为模式和达到既定目的的方法.从这一角度对知识分子的内部结构进行分析,具有原则性意义.西方理论家认为知识分子是一个"新的阶级",这一概念在方法论上的一个主要弊病,是它     

论和谐社会与和谐文化的关系

和谐文化的形成,是一定的社会主体对历史的、现实的和未来的社会生活的自觉认识和向往,代表了一定社会主体的利益,同时也体现了一定社会主体对社会发展的认识水平.从表现形式上看,和谐文化既有思想观念方面的内容,又有制度规范方面的内容.从思想观念上说,和谐文化体现了人们对和谐社会的认知、感受,对社会和谐目标的追求;从制度规范上说,和谐文化体现了人们在和谐思想的引导下建立的一系列调整利益关系、化解社会矛盾的制度和机制.和谐文化是人们依附的精神家园,也是和谐社会具有凝聚力、向心力和感召力的源泉之一.一个社会的和谐,在本质上体现为一种和谐的文化精神.因此,和谐文化以教育人、引导人、鼓舞人、塑造人作为始终不渝的追求,以引导、培育人们的和谐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为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