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刑事法律重建“亲属容隐”制度的合理性

建国以前,亲属容隐制度在我国延续了几千年。建国后,由于我国当时的特殊历史条件,出于大局观念的考虑,亲属容隐制度被彻底废除。但重视亲情和人伦的观念深埋于每一个中国人的内心,亲属容隐制度在我国具有深厚的民意基础,在现代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建"亲属容隐"制度显得非常必要。本文从其符合人性发展的要求,保障了亲权,体现了刑法的谦抑性等方面论述了重建"亲属容隐"制度的合理性。     

我国古代亲属容隐制度的历史发展及其特点

亲属容隐制度是我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一项具有代表性的制度,是中华法系伦理化的一个重要表现。文章对亲属容隐制度在我国古代社会中的发展历程略作梳理,并就这一制度的发展规律及特点作了初步总结。     

两种刑事容隐制度的辨与思——程序法和实体法的双重考察

刑事容隐制度在程序法中体现为亲属免证权,在实体法中体现为亲属相隐减免处罚制度。两种容隐制度在行为方式、法律属性和制度目标上均有明显差异。通常,大陆法系既承认亲属免证权,又承认实体性容隐制度,而英美法系则只在十分有限的范围内规定了亲属免证权。认识到二者的重大差异,是构建理性、平衡的刑事容隐法律体系的基本前提。     

容隐的道德内涵及制度重建

在儒家的道德框架内,容隐具有道德正当性,正当性体现在其对道德冲突的处理、人性的认识、道德顺序的认识等方面,它反映了人性的内涵,因而也具有普遍性。同时,亲亲相隐和腐败无必然联系,以废除容隐来制止腐败并不可行,当前很多国家的例子也说明了这一点。目前中国法律因缺乏容隐制度带来了一系列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应综合考虑对亲属亲疏程度的区分、对行为方式的区分、容隐的例外制度等因素,以重建容隐制度。     

秩序的人性基础：古代容隐制度的价值分析

亲属容隐制度在我国古代伦理法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它不仅有利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也有利于对亲情和人权的保护。令人遗憾的是，容隐制度被现今社会视为封建遗毒而彻底抛弃。鉴于任何制度的产生都有其特定的时代特征和社会背景，因此对容隐制度的评价也不应该持完全的肯定或是完全的否定。容隐制度之所以能够在我国历史上传承数千年，必定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因此有必要对其所蕴含的法律价值进行深入的分析，以进一步探究该制度对现今社会的影响。     

中外容隐制度的演变及其启示——刑事司法视角的思考

容隐制度在我国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与历史渊源,并作为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持续至清末民初, 但在现代,其长期被视为封建糟粕而遭否定。通过对中外容隐制度的比较研究,认为在我国刑事司法制度中建立适合国情的现代容隐制度是有意义的。     

论我国亲属容隐制度的重构

亲属容隐制度是我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一项代表性制度,也是中华法系伦理化的一个重要表现,它曾伴随中国传统法律发展的全过程。虽被新中国法律所摒弃,但其对人性伦理关怀的价值追求并不必然与现代刑律精神相违背。今天需要我们对这一制度重新认识,在历史考察的基础上,探求分析其重构的法理依据并予以合理构建。     

亲属容隐:比较和启示

亲属容隐,即法律规定对违法犯罪的亲属,依法不仅可豁免告发、作证的义务,并可行使互相保护的权利.亲属容隐是中华法系的传统之一,有其深刻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因此也成为现代法治国家的立法原则之一.其中的比较对建设现代法治国家有宝贵的启示.     

“亲亲相隐”制度的历史正当性和现实合理性

把我国古代的"亲属容隐"制度置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人性、心理及相关法律制度的语境中进行考察,探究其产生的必然性和在当时的合理性,进而考察导致该制度产生、存续的要素在当代的存在状况,及其在当代被赋予的人权和正义价值,最终得出结论:该制度在当代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理应被吸纳入我国现行法律制度体系。     

“亲亲相为隐”制度的法律价值分析

我国传统法律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亲不为证",又称"亲亲相为隐"。这一制度虽在建国初期被废止了,但是这种容隐制度仍存在其合理价值。本文探讨和分析了容隐制的合理因素,对亲亲相为隐制度进行了全面的法律价值分析,对我国现行的亲人为证制度进行了理性反思,并提出了改进思路。     

“亲亲得相首匿”原则及其在当代的适用

＂亲亲得相首匿＂原则是中国古代刑法中关于亲属之间相互容隐、建立在以儒家伦理思想为基础、以维护封建统治秩序为最终目标的一项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由于它符合人性,得到民众的普遍支持,客观上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它却为侦查和司法审判带来了一定困难。     

“亲亲相隐”孰之权利

“亲亲相隐”是中国古代法律制度中规定的一项义务,其对应的是被容隐的权利,当代西方法律制度中的拒绝作证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其对应的是国家不得强迫公民来证明其亲属有罪的义务,两者有着本质的区别,亲亲相隐不能适用于当代法律制度。     

从观念到制度——《唐律》中的容隐制度及其相关问题

容隐制度,作为对儒家“亲亲互隐”的道德观念的确认,在《唐律》中得到了完备而详尽的表述。容隐从一种观念变成一种制度,与国家权力相结合。然而,法律制度却并不能够承担起道德教化的任务。     

论我国新刑事诉讼法中的“亲亲相隐”原则

亲亲相隐又称亲属容隐,是指一定亲等范围内的亲属,除犯谋反、大逆外,均可以互相隐匿犯罪行为,而且减免刑罚。由此,亲属犯罪相隐不仅涉及到刑事实体法中的某些犯罪不予处罚或者不构成犯罪,而且包括刑事     

论我国刑事证人容隐权制度的重建

现行刑事犯罪司法追究过程要求亲亲互证,这与我国自古以来重亲情人伦的社会传统不太吻合。本文认为,刑诉法应借鉴中国古代"亲亲相隐"的法律思想及外国立法中的类似规定,并从"容隐权"的性质、近亲属主体的范围及限制罪种的适用等方面重建"亲亲相隐"的法律制度。     

试论亲属免证权及其制度构建——以新刑诉法的修改为视角

无论是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多对亲属免证权作出了相关规定,我国香港、澳门以及台湾地区亦是如此。我国刑诉法从1979年立法至今经过了1996年和2012年两次较大修订,均未对亲属免证制度进行明确规定,2012年修改后的刑诉法在明确证人强制出庭制度的同时,赋予了被追诉人的配偶、父母、子女不被强制出庭的权利,在一定程度上带有免证特权的色彩,却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亲属免证特权。通过对亲属免证权的考察,指出亲属免证权的必要性,在比较借鉴域外以及我国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关于亲属免证的相关规定基础上,对我国亲属免证制度的构建提出见解。     

论我国刑事证人容隐权制度的重建

现行刑事犯罪司法追究过程要求亲亲互证,这与我国自古以来重亲情人伦的社会传统不太吻合.本文认为,刑诉法应借鉴中国古代“亲亲相隐”的法律思想及外国立法中的类似规定,并从“容隐权”的性质、近亲属主体的范围及限制罪种的适用等方面重建“亲亲相隐”的法律制度.     

“亲亲相隐”与现代容隐制度

文章通过对"亲亲相隐"原则历史嬗变的考察,提出"亲亲相隐"原则存在的合理性,认为"亲亲相隐"不仅符合现代刑事法的谦抑主义思想,而且体现了现代刑事法保障人权价值追求,在现代设立这一制度也有其现实可行性,最后,提出了在我国构建现代容隐制度的一些建议.     

我国亲属拒证特权的制度设计 ——从比较法的视野

亲属拒证特权是证人特权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世界上大部分法治发达国家和地区都已设立该制度。大陆法系国家对于亲属拒证特权的适用持较为宽松的态度，一定范围的亲属之间均可主张该特权；英美法系国家的亲属拒证特权仅限于夫妻之间，同时规定了具体适用的例外。在我国设立亲属拒证特权有其正当性，设计我国的亲属拒证特权制度应立足于我国的社会现实及法律文化传统，采用大陆法系国家的立法模式，同时注意在保护夫妻家庭关系与探求事实真相之间保持平衡，规定一定情形的例外。     

民法典的制定与结婚、夫妻法律制度的完善

婚姻家庭 (亲属 )编是民法典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法典的制定为完善我国的婚姻家庭 (亲属 )制度提供了难得的机遇。本文主要以民法典专家建议稿婚姻家庭 (亲属 )部分为蓝本 ,探讨在制定民法典过程中如何完善结婚制度和夫妻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