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伦之道及其内外和谐

儒家追求的是日用之道,认为人类生活的道德理想存在于人伦关系之中。经过先秦及秦汉儒家的长期努力,他们逐步提炼出以“三个一体”、“五伦”或“纲纪”为核心的伦理思想,此即人伦之道。个人处在人伦关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按礼制的要求存在着名分上的差别,同时儒家的理想生活是其全部社会组织皆有礼有乐,要在差别秩序中实现和谐,而实现和谐人伦关系的重要保障是个人身心的内在和谐。     

儒家的仁爱思想与人类仁爱社会理想

“仁”是孔子学说的核心思想。在伦理要求上做为最高标准的“仁”有多方面的内容。在政治思想上要求实行“仁政”。但“仁”的中心思想是“仁者爱人”“仁者自爱”(《孔子家语》)。这里也提出了“仁者”如何爱人爱己处理人我关系的问题。《论语·卫灵公第十五》记载子贡问孔子:“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孔子回答:“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好象是一句士大夫终身可行的个人修养的箴言。但放在儒学整体思想中,这是“仁爱”思想的进一步表达。是对如何“爱人”“爱己”的问题的回答。含有“爱人如己”的思想。人之所欲者最大可概括为爱己,人之不欲者最大可概括为害己。一个善,一个恶。己所恶的,不施于人,是忠恕之道。反过来已所欲者,也施于人,就是仁的最高境界:爱人爱己,施爱于己,施爱于人,建立仁爱大同社会。“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理想是圣者的理想也是人类的理想。在世俗社会中爱人如己的精神的贯彻是至道大德。执政者权力在手更具有施爱于民众的能力和责任。仁爱政治是全社会获得爱的保证。当今世界危机丛生,生态环境问题、极端民族主义及战争问题、难民问题,贫困和暴政问题、人权问题,总之是人类生存问题,不断困惑着世界。世界需要发扬爱人爱己的精神对待和解决这些问题。     

中国文化中的避讳

《说文解字》云:“讳,忌也.”因而避讳是忌讳在语言运用中的一种表现.避讳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避讳是指为了避免使用帝王或尊长之名而以其他字眼或方式代替的现象,通常所说的避伟大多是指狭义的避讳.广义的避讳则是指出于禁忌或厌憎等原因避免使用某些特殊字眼,并代之以其他字眼的现象.陈垣先生的名著《史讳举例》所述包括了这两种避讳,他将其统称之为“史讳”.     

先秦儒道人格理想之比较

儒家和道家，是先秦两个重要的思想派别，在后世中国文化的传承中，二者一直互相补充，共同熏陶塑造着“中国人”①的精神世界，形成了中国文化“儒道互补”的特征。儒家和道家起初作为相互对立的思想派别，不可能主动互相学习，但在孔老的思想中，对“人”的关注是共同主题，他们所倡导的人格理想具有相通之处，这是后世“儒道互补”文化现象的重要思想渊源所在。本文拟对先秦儒道人格理想作一比较分析，以揭示两家的人格理想在多大程度上既相对又相通。 一、超越性境界之通与践行路径之异 在先秦孔孟儒家和老庄道家的人格理想中，都十分强…     

转化与创新：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人格

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应该有一个自觉、完整、系统追求的理想人格,这个理想人格当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要求的统一中去塑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理想人格的重视与追求,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理想人格之“根”;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共产党人理想人格的认识与揭示,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理想人格之“魂”;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共产党人的政治要求,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理想人格之“体”。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理想人格之“体”只有在“根”与“魂”统一的人生实践之中才能真正立起来,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及“两个相结合”之间的相结合,为塑造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人格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与转化创新路径。     

儒家“内圣外王”及其现代价值

儒家学说博大精深,但其基本精神可归结为“内圣外王之道”。在中国两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儒家“内圣外王之道”作为一种人格理想和社会政治理想,是历代封建统治者和士大夫阶层企求的目标,成为历代儒家讨论的中心议题和学术宗旨所在。随着西方文化的猛烈冲击和中国封建制度的解体,儒家“内圣外王之道”被“五四”以来的反传统主义者视作腐朽的封建意识形态,受到无情批判。然而仍有相当一部分人继续为复兴和发展儒家这一根本精神而努力。它在当今社会里究竟是仅供人观赏的“木乃伊”,还是仍可散发活力的“活的生命”?在我们看来,只有先弄清儒家”内圣外王之道”的具体内涵及其发展线索,才能更好地判定它对当代社会及21世纪有无积极借鉴或指导意义。     

中国现代诗歌中的象征主义

象征主义文学是我国新文学中影响最大也是介绍最早的一个派别。“忧郁的情思”里包含着“生活的热忱”,是中西象征主义文学所共同具有的突出特点。两者的不同在于：西方的象征主义者的“忧郁”和“热忱”,来自于对社会的整体否定,以及个人极端发展的强力意志精神,在“人与世界”这一永恒性命题中思考人的意义和价值;而中国的象征主义者却总是关注与“个性生命”密切相关的具体社会问题,个人精神所呈现出的“具体性”和“现实性”特点,使他们对人自身价值的理解没有达到西方象征主义者的高度,另一方面他们却表现出强烈的社会使命感。就其诗歌意境来说,中国的象征主义不具有西方象征主义那种哲学意义上的完整性。在诗歌的写作过程中,中西象征主义虽然都追求诗的纯美理想,重视想象、比喻、暗示和音乐性等,但在中国的象征主义诗歌中,抒情与感觉更为重要     

孔子论理想人格模式

孔子教育思想的显著特点,就是重在理想人格的培养。《论语》一书是孔子和他的学生们(也包括其他一些人,但为数不多)的对话录,其间的谈话可以说大都是围绕着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人的问题展开的。这个按照孔子人格理想所应成为的人,就是孔子的理想人格。他心目中的理想人格都是些什么人呢?他们各有那些品质特征呢?这就是本文所要探讨的孔子人格理想的模式问题。 首先,是所谓“圣人”。“子曰:‘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论语·述而》。下引《论语》只注篇名)孔子说他看不到圣人,能看到君子就心满意足了。可见,圣人是他所理想的人格,这种人在人格分层上比君子高,他不是一般人所能达到的,因而是极为罕见     

《庄子》美学中的虚静观

“虚静”是庄子美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在庄子看来,这是作为生命底蕴的气的一种本原状态。 每当庄子谈到“至人”、“圣人”、“神人”这些理想人格时,总在突出他们的特征:不待于物,不害于物,“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沍而不能寒,疾风破山,飘风振海不能惊。若然者,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这是庄子在《齐物论》里讲到至人神妙之处时的描述。这主要是说妙极之体,体生命之道,处于一种气体本原状态.即虚静状     

论环境伦理学的哲学基础

环境伦理学中存在着两种根本不同的研究纲领 ;即人类中心主义者坚持的“经济增长瘾”和非人类中心主义者主张的“良知的革命”。人类中心主义者所坚持的实际上是“培根 -笛卡儿理想” ,相信科学技术的发展能对“所有的现象”进行“终极说明”。但是本质上 ,人类的本体论特征是有限的。本体有限的存在者却想凌驾于本体无限的自然之上 ,这只能是现代人的狂妄。地球是人类的生存家园 ,大自然是人类的生存之根。     

商品经济与商品经济意识

商品经济这个字眼,在党的三中全会以前成为一个被诅咒的字眼,把它同剥削、盗窃、抢劫几乎等同起来。一些人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如果让商品经济任其发展,必然导致“两极分化”,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目前,人们的认识有了巨大进步,人们的观念起了巨大变化。商品经济这个字眼几乎家喻户晓起来,“无商不活”,“无工不富”几乎成为人们的口头禅。发展商品经济已成为不可阻挡之势。     

宗教境界·艺术境界·审美境界

古希腊人之所以能在低级的社会形态下创造出不朽的艺术,正在于他们把人的自我意识推崇为最高的神性精神,并将以能动性、可能性和创造性为本质规定的人之神性作隆重的宗教礼仪式地赞颂,而这种“宗教”是对人之自由实现的神性理想虔诚地膜拜,因而希腊宗教就是艺术本身的宗教,它与艺术境界和审美境界是合一的。而人之人性和人之神性高度合一这种理想状态正是通向现代的“永恒的角度”,它强烈震撼和感召着在资本主义下失去了精神家园的现代人重返故里“诗意地栖居”。这种对人之神性的皈依和守望情愫,从古代一直绵延至现代,历史终于首尾相衔地完成了由低级向高级、由不自觉到自觉的认识的逻辑进程。     

人是无意指的指号--读《什么召唤思》

海德格尔想区分出“科学之思”之外的另一种“思”,它呈现三层关系:“我们是被吸引者”———“被传召向”———“那吸引我们的东西即是应思虑的东西”。其中“被传召向”即是“那抽身而去的应思的东西”的现象学表征。它表明人已是此一表征的“指明者”(Zeigender):人存在于传召中即是我们的存在成为指明者。指明者乃是人的根本存在。人并非首先是人,才被传召,而只有在传召中,人才始是人。由是,人之成为人之根本已经表明人是指号(Zeichen)。     

治国之道 富民为始——试析司马迁的富民思想

富民,是司马迁经济思想的核心。 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充分肯定,人们是要求富的。他说:“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人们为追求财富而“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然而司马迁对求富的人并不是同等看待的。他所称道的首先是求富的人们中的“布衣匹夫”、“编户齐民”。《货殖列传》中主要写的就是编户齐民从事生产经营,获利致富的事迹。这些人从事农虞工商,地位低下,特别是商人,被称为“贱行”,汉兴以后,采取了一系列的限制打击措施。司马迁却将他们中的富者跟王侯进行比较,认为“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是“素     

该怎么拯救你“一分钟先生”

早泄，是一个十分不中听的字眼，让多少人为之叹息。究竟多“早”才是真的“早”呢？这可是个医学界尚未确定最终答案的问题。现在普遍认定的早泄定义，是指勃起的阴茎还未来得及进入阴道或进入阴道不足1分钟就射精了。如果不幸成为或遭遇“一分钟先生”，一夜恩爱，毁于顷刻．又恨又爱，惆怅满怀。是两个人的无奈和痛苦。     

唯物主义何以言“否定之否定”?——“否定之否定”的“前世”“今生”与“再生”

辩证法的“否定之否定”所表达的是一种“历史性”意识,其意义在于为人类生活设定一种价值理想。它首先是由希伯来文明在与希腊文明碰撞中形成的基督教带给西方世界的,黑格尔虽然把这种神学观念转变为一种辩证理性概念,但却同基督教神学一样,以无限的存在者绝对精神为辩证运动主体,因而这种“否定之否定”便必定在本质上是一种唯心主义的绝对的历史目的论。马克思对于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的唯物主义“颠倒”,则是将运动主体从抽象的无限的存在者转变为现实的因而是有限的对象性活动的人,因而,唯物主义的“否定之否定”便只能是一种基于有限的“实践目的论”对于价值理想的设定。     

朱元璋拉屎之所见

耘田农夫：说起这个话题,偶本人也感到不好意思,并且容易被人误解,本意是朱元璋拉屎的时候见到的,而不是看见朱元璋拉屎。再说,说人家拉屎,尽可以找个文雅些字眼,如出恭。连孙悟空那样米文凭的人也知道叫厕所为“五谷轮回之所”,比之今日的博士来得还文雅。     

评弗洛姆的价值观

在现代西方社会中,埃里希·弗洛姆是位倍受欢迎的心理学家、社会哲学家。一个原因是他的著述通俗易懂,简练深邃,文笔优美,从而为他赢得了广大读者。更重要的原因则在于他批判的锋芒触及到了现代西方社会最敏感、最普遍的问题:人从自然的奴役下解脱出来,却又沦为自己创造物的奴隶。人既不是奴隶,也不是机器,人应该成为人之所是,健全的社会应该符合人之所是,满足人之所是,凡与此相悖者皆应受到批判,凡与此相符者皆应受到赞扬;但由于现代西方社会的经济结构、组织方式与人的健康发展存在尖锐矛盾,人的现实之“是”与人的“应该”相去甚远。弗洛姆对这种状况的揭露和批判,以及他对其理想的阐述,自然而然得到人们的关注。     

明中期后反对宋儒人性和理欲论思潮的发展

天理人欲不相容的观点,我国最早见于《礼记·乐记》。它说:“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于是有悖逆诈伪之心,有淫佚作乱之事。……”宋代程朱派理学家把天理人欲与伦理联系起来,提出了“存天理、去人欲”的学说。 朱熹从客观唯心主义的理一元论出发谈到人性时说:“人之所以生,理与气合而已。天理固浩浩不穷,然非是气,则虽有是理而无所凑泊,故必二气相感,凝结生聚,然后有所附着。”(《朱于语类》卷四)所谓“理”(“天理”)即天命之性”是至善的。“气”有“清”、“浊”,因而“气质之性”有善有不善。“禀气之清者为圣为贤,如宝珠在清冷水中;禀气之浊者,为愚为不肖,如珠在浊水中。所谓明明德者,是就浊水中揩拭此珠也。(同上)“宝珠”、“明德”即“天理”,“清冷水”即“气之清”者,“浊水”即“气之浊”者。“揩拭此珠”即使为气禀所拘、物欲所蔽的“天理”复其本体之明,这就是“存天理、去人欲”。 朱熹进而论断说:“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未有天理人欲夹杂者。”     

“正志”、“务义”、“造命”——王夫之伦理思想中的积极因素

<正> 在王夫之伦理思想中,把“正志”、“务义”、“造命”,看作是人生最高价值的表现,是为人处世的言行准则。他自己按这个准则立言,也按这个准则行事;以此要求别人,也以此要求自己;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是非功过,也用这个准则加以评论。 1 “心之所期为者,志也”。这是王夫之对志的解释。志是人生所追求的有预定目标或理想的心理活动。每个人都应有自己的志向,他说:“人之所以异于禽者,唯志而已矣。”然而立什么志,则是人生的重要问题。王夫之认为要“正其志于道,则事理皆得”。这里指的道,即他所说的“道之所在,义而已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