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农场的民事主体地位研究

家庭农场是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之一,家庭农场立法的缺失制约了家庭农场的培育和发展。家庭农场立法首先应当明确家庭农场的民事主体地位,这是家庭农场从事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农业生产,参与市场活动的前提条件。现有的民事主体制度不能适应家庭农场培育和发展的需求,应当明确家庭农场为新型的非法人组织。同时,界定家庭农场的民事主体地位,还应当明确以下三个问题：家庭农场与农户的关系,家庭农场成员和家庭成员的关系以及家庭农场的认定标准。     

简论家庭农场

家庭农场是现代农业的一种有效的经营方式。在家庭承包责任制保持不变的前提下,可以建立和发展家庭农场,使小块土地的分散经营升级为土地相对集中的规模经营,以促进我国农业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变。     

家庭农场的纵向协作模式选择

家庭农场与其他农业经营主体之间进行纵向协作,有利于实现彼此利益和功能的互补。以湖北省家庭农场为调查对象,建立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实证分析家庭农场纵向协作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家庭农场对不同纵向协作模式的选择行为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与市场交易模式相比,受教育程度、生产规模、劳动力投入规模对家庭农场选择合作社模式有正向的显著影响,风险偏好对选择合作社模式有负向的显著影响;受教育程度、生产规模、掌握市场信息的能力、劳动力投入规模、农产品生产认证情况对家庭农场选择纵向一体化模式有正向的显著影响。建议对依托家庭农场发展起来的各类纵向协作的组织形式都应该包容发展。     

家庭农场与农产品质量安全控制

食品安全已经成为影响中国民众健康的突出问题,离子化的小农户家庭经营很难从源头做到强化农产品质量安全.研究显示,家庭农场具有控制农产品质量安全的明显优势和条件,近年来在中国各地快速发展的家庭农场具有规模化、集约化、规范化和品牌化的特点,家庭农场将成为中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控制的重要节点.通过典型示范、分类管理、行业标准、技术创新、全民监督等措施来规范家庭农场发展,可以不断提高农产品安全质量,为中国人的食品安全奠定坚实的基础.     

现阶段的家庭农场联合:主要特征、现实问题与发展建议

自2014年《农业部关于促进家庭农场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鼓励和引导家庭农场开展联合与合作以来,家庭农场及其各类联合组织发展迅速,但总体处于起步阶段.现阶段家庭农场联合主要具有联合方式及服务内容多元化、区域性联合组织体系逐步形成、政府部门主导发起居多等特征.面临的问题主要有运营服务能力总体偏低、联合组织定位不明朗、缺乏统一的运营指导等.应从加快立法立规强化顶层设计、明确引导家庭农场以合作社方式开展联合、推进农民职业化进程、政府适度介入等四个方面引导家庭农场开展有效联合.     

家庭农场:认识误区、发展难点与政策选择

家庭农场正逐步成为农业家庭经营的主导形式和中坚力量。准确认识内涵,消除认识误区,把握发展难点,是引导家庭农场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而加快土地确权颁证,探索建立进城农户、老龄农户自愿"退出"土地的激励机制,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强化财政金融支持,构建农业家庭经营服务体系,防止家庭农场"异化"等应成为当前的政策重点。     

家庭农场组织形式研究

家庭农场是推动农业生产现代化的重要举措,具有成员权属性、家庭属性、农业生产属性和现代化属性。关于家庭农场组织形式没有统一规定,在可供选择的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普通合伙企业和有限责任公司四种组织形式上,实际上存在着成员权属性、家庭属性与农业生产规模化、市场化的博弈,家庭农场的成员权和家庭属性是其根本属性,规模化和市场化不能对此否定。家庭农场组织形式的应用应当在我国现有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结合当地实际情况,选择适合当地发展的模式,有效破解发展过程中的土地问题、融资问题、规模化生产问题和经营管理问题等。     

我国家庭农场发展的现状与对策

从家庭农场的内涵、优势和发展现状入手 ,论述了发展家庭农场是稳定家庭承包经营制 ,实现农业微观组织创新的基本目标模式 ,并结合实际提出了进一步发展与创新的对策和建议     

发展家庭农场的国际扫描与镜鉴

对中国而言,发展家庭农场,实现农业现代化是一个全新的课题。本文探讨了美国、加拿大、法国、德国、日本等国的家庭农场,试图说明什么是家庭农场,家庭农场规模,特别是土地规模如何扩大,家庭农场经营者如何培养,社会化服务组织怎样支持家庭农场发展等问题进行探讨,寻求我国家庭农场发展的路径。     

利益相关者公司治理模式评介

公司治理模式是一套治理公司交易关系的制度安排.传统的公司治理理论遵循"股东至上"的逻辑.随着公司的发展演变,股东至上的治理模式开始受到人们的诘责,利益相关者治理模式开始为人们所青睐.利益相关者治理模式的理论基础在于对传统"股东至上"逻辑的质疑;其实践常见于德国与日本的公司治理中;利益相关者治理模式是公司长期发展演变的产物,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也面临着进一步演变的挑战.     

不完全契约、控制权与公司治理机制的整合

为了分析公司治理产生的根源,以不完全契约为工具,指出当契约的不完全性作用于公司权利划分时,控制权配置就成为影响公司治理的关键因素。伴随着公司利益主体的多元化,控制权逐步分裂,在具有不同目标函数的利益主体之间配置,由此导致公司治理的复杂化,并产生多种治理目标的相互冲突,这就使得最优的公司治理结构无法出现,从而在客观上要求各种公司治理机制必须整合。     

共享农庄的建设与发展研究——基于协同治理和政策扩散的视角

基于协同治理理论与政策扩散理论的视角,对比分析北京小毛驴市民农园、广州艾米农场、无锡田园东方、海南冯塘庄园等共享农庄建设与发展的经验性案例,从中概述共享农庄建设的典型模式,并归纳共享农庄的协同治理逻辑及扩散路径。分析指出:在共享农庄建设与发展过程中,努力构建政府、市场、农村社会之间的利益联结机制,有助于形成各主体联动赋能、良性互动的善治格局;在横向自发式的扩散路径中,政策学习与竞争始终是共享农庄政策扩散的关键环节,地方政府要善于从邻近区域的“政策样本”中汲取精华;在纵向推动式的扩散路径中,上级政府应通过完善支持机制、优化机制、“吸纳—辐射”机制等加速共享农庄政策扩散。     

法学视阈下公司治理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分化融合

现代企业出现是＂公司治理＂与＂企业社会责任＂共同的源头。尽管公司治理与企业社会责任后续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分化,公司治理更关注公司内部的制度安排,体现效率的价值追求;企业社会责任更强调外部社会的整体利益,体现公平的价值追求。然而,两者却具有共同的理论内核——责任。这种做好份内之事的＂主观责任＂成为公司治理与企业社会责任融合的基础。未来我国立法应在＂责任＂内核指引下,借鉴各国＂共同治理＂的成功经验,促进公司治理与企业社会责任深度融合。     

江浙地区上市家族企业治理结构现状研究

家族企业治理结构事关家族企业的永续发展,但对江浙地区76家上市家族企业的实证研究发现,我国家族企业普遍存在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度低、股权高度集中、股权制衡度弱以及人才机制不合理、高管薪酬激励不足等问题。因此,未来中国家族企业应从优化股权结构,健全董事会和监事会结构,优化人才机制和激励机制等方面进一步完善和优化公司治理结构。     

《公司法》对中小股东权益保护的加强

2005年《公司法》已经十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正式通过。新公司法对旧公司法的诸多制度作出了全新的修改。2005年《公司法》的出台，对于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保护机制健全和完善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智慧社会治理的生成逻辑和实践进路

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与信息革命的深刻嵌入,催生了物理空间与数字空间相交互的社会形态,并日益生成了大数据算法与小数据挖掘相耦合的技术取向、去中心化与中心化相并立的构序场境、规则治理与代码规制相互补的约束原则。它们在社会建设进程中获得实践性展开,孕育生成了开放安全的数字生态圈、协同联动的多元治理圈和包容普惠的红利共享圈,社会治理理念日益成熟,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内涵更为饱满,为提高社会治理水平、提升国家治理效能提供了动力。     

内部审计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

公司治理是伴随着现代企业而产生发展的,它通过一套制度的安排对企业的权、责、利进行约束。而内部审计正是对这套制度的再监督。本文从公司治理的角度,根据内部审计的涵义和职能,在分析内部审计与公司治理联系的基础上,论述内部审计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同时,结合我国公司治理的现状,揭示内部审计工作存在的问题和相应的解决措施。     

论公司治理中债权人治理权的前置

中国企业的债权人的"人权"状况令人堪忧,债权人权益屡遭侵犯。《破产法》对债权人权益的保护侧重事后,是在债权人权益已经遭受很大损失的前提下的一种亡羊补牢之术。债权人权益屡遭侵犯的原因涉及社会因素、体制因素和法制因素等,但关键是债权人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保护债权人权益的根本途径是使债权人参与公司治理并使治理权由事后转向事前。     

农村基层治理的技术契合与创新进路

党的二十大就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出重要部署。利用先进的技术手段推进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既是社会治理的重要范畴，也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和根本保障。在推进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进程中由权威治理方式向技术治理转变已经成为不可遏制的趋势，而技术可以或正在成功解决基层治理中一些长久积累的困境。由传统权威治理到现代技术治理再到整体性治理，农村基层治理模式并非一个固化的理论和实践体系，尤其是在物联网、大数据、智能技术等推动下，信息技术不断提升治理效率、重塑治理格局、破解治理难题。借助现代化的技术和创新模式，信息技术具有的显著特征与基层治理存在诸多内在契合，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都在影响和改变着基层治理，并引起基层治理目标、决策、收益等内部治理机制的变革。信息技术创新与农村治理的紧密契合、渗透，将推进农村信息化，转变农村治理范式，为农村治理增添新的活力和动力。利用大数据技术、智能技术、物联网技术等对农村现存数据进行快速收集、挖掘、分析、研判、预测以及共享，为农村基层治理精确预判和科学决策提供常态数据和信息，从而让农村基层治理更加精细化、智能化，推动基层治理的精确化进程。村民依靠自身力量，借助科技力量重新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