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雍的学术渊源、思想特性及其与政治理念之关系

邵雍乃宋明理学史上的“北宋五子”之一,他善于借历史之思辨来发挥政治意见,既有对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制度运作、政治文化与政治伦理的系统性的思想,也不乏对时局的看法与专门领域的对策性的主张。他作为主角之一,借助洛阳这个文化舞台,演出了一幕充满各种政治隐喻的“戏剧”。邵雍在洛阳的交游对象,既有因政见歧义而闲居林下的政府高层官员,也有知识精英,形成与首都开封相对峙的文化重心。他们在情感上相互扶持,在政治立场与思想倾向上相互影响,对北宋中晚期政治、文化与学术走向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他的思想特性既有陈抟的承接,也有自己的创发,其“先天之学”就有着极深的主观色彩。     

邵雍的“皇极经世”学及其历史影响

《皇极经世》不仅探索天道、地道、人道,而且从天地之道那里引出"治道"。从这个角度看,《皇极经世》是一部以先天易学为基础、通过天道推演而确立人事治理法则的"传统物理哲学"书。在清代编纂的《四库全书》中,明确引述《皇极经世》的文献达667卷,先后出现了1114次,足见《皇极经世》在历史上所具有的深刻影响。     

论唐代“诗客曲子词”的体式特征及其对词体演进的贡献

在词体滥觞的中晚唐时期,词所倚之"声"是俗乐"曲子"[1](P117)。其文体结构的形成与发展必得与"曲子"相辅相成,且深受曲体结构的约束。最初的"诗客"作"曲子",并非要将歌词当作一种单独的文体从曲子里剥离出来,相反却力求兼顾,以使文乐谐美。唐代文人既注重"倚声"谐唱以制词,又出于创作惯性引近体诗律为句,迈出了词体"律化"的第一步。"诗客曲子词"的出现,从文学和音乐两个方面提升了曲子辞的艺术成就,使文与乐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为宋词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从“体”到“有机统一体”:“体”的转义与回归

"结构"是"文体"范畴的重要因素,但往往被人们所忽略。其实古今中外的文学理论批评大多都很重视作品的结构。在谈及作品的结构时,西方的文论家常常使用"organic unity"(有机统一体)这个观念,中国古代的文论家则往往使用"体"这个范畴,并且两者都把作品的结构看成是如同人的身体、生命般的完整存在。可见"体"和"organic unity"在"结构"这一层面上可以沟通。尽管如此,"体"与"organic unity"仍然有着原初的分歧。"organic"经历了从工具、机械到生命、器官的词义演变,并且这整个过程一直都处在科学的、理性的视野之中;而"体"的源与流则始终贯注着盎然的生命力,充盈着"近取诸身"的原始诗性智慧。可见两者又可以相济互补。在这个意义上,"体"的内涵应该进行一次现代性的转换,亦即转向"结构"这一新义,并与西方文论中的"结构"观点以及"organic unity"概念相互赠答。而事实上,"体"的原始意涵本来就有"结构"之义,所以"体"的现代性转换其实也是一种创造性的回归。     

从清华简《芮良夫毖》看“毖”诗及其体式特点

清华简《芮良夫毖》与《诗经·大雅》作品相仿,考察其篇名“毖”字的字源本义及其在《诗经》《尚书》《清华简·周公之琴舞》《清华简·耆夜》等文献中的使用情况,“毖”应是西周儆戒类诗的统称;西周重视谏戒的政治文化思想是孕育并产生“毖”诗的土壤,“毖”诗是应西周祭祀礼仪和谏戒制度之需,不断被创作出来的。“毖”诗具有深刻的忧患意识,与充满批判意识的政治怨刺诗不同。《诗经》中有不少类似主题的诗歌,当属于“毖”诗范畴。长于说理,多用赋的表现手法,形式上有明确的创作对象以及使用套语、格式化语言,是“毖”诗体式的三大特点。     

“心为太极”与邵雍诗歌中“狂”“闲”“乐”的生命境界

邵雍的太极观是"心为太极",具有三层含义:心生太极、心有众理、天人合于心,这样的本体论使得他的思想具有心学倾向。邵雍的诗歌境界、生命境界与思想境界是统一的,而"心为太极"的本体论则是这种统一的逻辑起点。他的诗歌境界、生命境界当中都有尊重主体、扩张自我的"狂";有无著无累、无滞无碍的"闲";有追求自由洒落、体验万物生意的"乐"。邵雍作为一个不同于程、朱的理学家,给我们提供了别样的思想境界与生命境界的范本。     

论刘勰的“论”体散文观

"论"体,古代散文的一种重要文体,在刘勰的文体专章中被置于笔体的第二位,他的系统叙述在古代十分难得。他遵循文体论篇章的一贯方法,对论体文进行了"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等工作,论述十分到位。同时,刘勰关于论体文散文观的最高理想已经不同于为政教服务的传统散文观,而是转向以体现个体生命价值作为立足点。当然,他也坚守宗经原则,对论体文的社会功能并不忽视。     

唐宋诗之争中的“温柔敦厚”说

本文从温柔敦厚的诗教原则,宗唐诗话和宗宋诗话对唐诗、宋诗进行了多角度、多层次的审美观照,就唐诗、宋诗的审美情趣和风格特征的差异展开了深入的理论探讨,发表了许多不乏深刻和独到的诗学见解,既丰富了我国诗歌艺术的理论宝库,又促使了诗歌批评的不断深入、完善。     

孔子“诗教”对于“诗教”传统的革新

孔子的诗教思想是对“诗教”传统思路的继承,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空前的革新。孔子重新整理和删订了“诗教”的教材,针对贵贱、贫富、善恶、性情等可能存在差异的不同对象,实行因材施教的启发诱导式的教育。孔子的“诗教”思想奠定了中国古代诗学的基础。     

明代“台阁体”刍议

“台阁体”作品在明成祖时期大量出现，与其在仁、宣时期盛行的原因不同。前期的盛行，因帝王的高压政策所致；后期的兴盛，则源于作者自身。另外，“台阁体”作品不仅是为帝王歌功颂德，而且也是在歌颂作家自己。因为他们是太平盛世形成过程中的直接参与者，他们的作品充满着对自己政治价值得到实现的肯定及功成名就的自豪感。对于“台阁体”应予以客观、公正的评价。     

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在社会主义阵营引发的反响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所作的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不论在苏联朝野还是在世界各国都引起了不小的议论。近年来,学术界也对此进行了许多研究,然而迄今为止,国内学术界尚未有专文或专著论及"秘密报告"的国际影响。"秘密报告"和苏联的"解冻"对东欧国家来说,是一种"危险的令人陶醉的酒"[1]400,并引发了1956年     

《周礼》“六诗”述略

"六诗"最早出现于《周礼·春官》,历史上对于六诗研究有很多争议,大体分为"六诗皆体说","三体三用说","六诗皆用说","六诗皆体皆用说",本文结合上古人类学"诗"字语义及发展来考察六诗整体艺术形态,六诗是具有历史流动性的综合礼俗仪式乐歌,在不同历史阶段,其形态及功能有所变化:在巫术仪式文化中六诗的内容主要是占卜祝辞;在祭祀仪式文化中其内容主要是祭祖颂歌,而在礼乐文化中,其内容主要是不同典礼场合演奏的礼乐歌辞。《周礼》中"六诗"的概念是在漫长历史进程中逐步生成、丰富和完善的。     

论“梅村体”的形成和发展

“梅村体”的形成和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不同阶段的作品在题材内容、感情色彩、艺术风貌诸方面都呈现出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 ,除了源自诗人自觉的艺术追求 ,时代风去变幻的影响不能不说是具有决定性的因素。     

论“诚斋体”形成的诗学渊源

“诚斋体”是对杨万里诗歌主导风格的界定,其生成因素是多方面的。从诗学渊源看,江西体、晚唐体、俳谐体是形成诚斋体的三个重要因素。杨万里博学广取,分别对这三种诗歌风格进行了扬弃与重组,构建了别是一家的“杨诚斋体”。     

二十世纪古代小说理论关于“体”的著作概述

从内容上来看,有关小说理论的著作可以分为"体"和"用"两个方面。本文着重从有关"体"的著作展开讨论,将"体"的著作做一简单梳理和粗评。     

“冬夏对话”与维吾尔族诗歌中的“论辩体”

"论辩体"是维吾尔族诗歌中的常见现象,其"冬夏对话"的早期形式,源自古代突厥人特定的地理生存环境及受其影响的生产方式和心灵状态。"论辩体"诗歌有利于拓展文学表现空间、有利于深化辨证思维、有利于生动直观的表现,因此后世诗人们不断传承运用进而使其成为一种源远流长的传统。受社会发展和宗教观念的影响,"论辩体"诗歌在历史的传承中一方面不断扩展比拟要素和表现内涵,另一方面则保留"拟人化"而淡化褪去了其中的"泛神化"因素。一种文学形式的缘起、传承和发展,蕴含折射着一种民族心灵和民族性情的缘起、传承和发展。     

南宋“永嘉文体”考论

“永嘉文体”是盛行于南宋乾、淳时期的科场程文体式。开创者陈傅良以及吕祖谦等浙东士人在科场中的成功,使“永嘉文体”大盛,其程文作品被奉为范文在士子间流传,使科举文风趋于熟滥。而陈、吕后来皆悔其少作,体现了永嘉事功之学与科举虚文的深刻矛盾。     

谈“诗”字与“志”字的不解之缘

由于汉字是表意体系的文字,从造字伊始便反映了汉民族古人的思维图式,汉字与汉文化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字形上分析,"诗"字左边为"言";右边上半部分为"之",下半部分为"寸",其本义是祭祀礼仪主持者在祭祀时使用的祀辞。随着词义的发展变化,"诗"逐渐开始表达"志"的各种义项,并与其产生了密切的联系。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志是人们情感的内蕴,而诗是人们情感的外化,诗歌是民族文化的记录者,体现了汉民族文化心理和灵魂,"诗言志",便也奠定了整个中国诗学的基本方向。     

王世贞的诗歌“风气”变化论和“体制”变化论

王世贞的核心诗变观一是"诗之变由古而近,则风气使之"。这里的"风气"不单指时代政治风气,还包含社会心理、民俗、艺术创作的价值取向等方面。首先反映在他的审美意识史和他对文学历史本质的认识上;其次反映在他对"习"和政治对诗歌影响的认识。虽然他不放弃"盛唐范式",但已经从整体风貌和审美特征视角关注四唐诗歌的变易。二是王世贞的诗变论体现在他细致的"辨体"功夫,以"辨体"发现"诗变",并将"诗变"归于"体"之变化。其格调论的特点,是以"意"渗透文本话语的整体,这一整体由材、辞、运笔、精神、意等五个要素组成;可见其从诗之"法"论诗歌变易,离不开主体与客体、内质与外形等方面;这使他能够在格调论的范围内引入变量,改正格调论的理论缺陷,使"格调"本身具有发展的内在机制。这些做法,后来在胡应麟、许学夷等人那里得到承续并发挥到极致。     

《西游记》的“倚数”意图及其与邵雍之学的关系——《西游记》数理批评之一

《西游记》作者有自觉的"倚数"结撰意识,有明确的"倚数"成文、因数定象原则。这一创作意图的形成和《西游记》"倚数"结撰的巨大成功,与宋代邵雍学说有直接关系。这是古代哲学与小说的一次新的重要联姻,一个内涵丰富复杂的历史文化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