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大简《诗经》“侯六”“魏九”浅析

通过分析《毛诗·魏风》《唐风》诸篇的诗旨和安大简自身的特点,认为安大简《侯》《魏》两部分内并无“误置”现象。又从战国初期的历史背景出发,并结合诗旨、春秋战国时期的“用诗”特点,赞成安大简《魏》之所以抄写《毛诗·唐风》中的诗篇,当与战国时期魏国国力强盛、占有晋国故地相关。由于抄写《唐风》诗篇的部分被称为“魏”,因此,抄写《魏风》的部分就不能再称为“魏”,必须改题。从《毛诗》诸国风的命名逻辑看,“侯”极可能是地名。不过,若考虑到安大简的特点,“侯”为爵位也未尝不可。从安大简《侯》《魏》的特殊安排看,它无疑是一个改编本,其底本与《毛诗》应该非常接近。     

简论安大简《诗经》抄本中的讹误等问题

安大简《诗经》的发现,让我们有幸看到了战国时代《诗经》传抄的一个选本的原本面貌,具有十分珍贵的文献价值,但安大简《诗经》的抄写存在不少的问题,如同篇同字的异体、抄写篇目和文字的遗漏、随意的误书、因声因形的讹写等。这说明它只是有幸传承下来的战国时代众多《诗经》抄本中的一种,我们在研究和使用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这些问题,要采取比较客观冷静的态度,不要为其中的问题所误导。     

安大简《殷其雷》篇的章次类型与《诗经》的叙事逻辑

章次问题与《诗经》叙事艺术密切相关,是《诗》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安大简《诗经·殷其雷》篇的章次与传世本有异,为这一课题提供了讨论契机。综合语词训诂及《诗经》文本考校,可知简本的章次更加合理。安大简《殷其雷》篇的章次可称为《诗经》章次的“处—息”类型。这一章次类型在《诗经》其他篇目中普遍存在,是《诗经》特定叙事逻辑及思想原则的产物。     

从"贯革之射息"到"王道成"——《召南·驺虞》早期传解的转换逻辑及安大简的整理

《召南·驺虞》早期传解之差异是分析《诗》在宗周时期及从宗周官学到孔门仁学转变的典型案例.从安大简《驺虞》来看,此篇之起,或与狩猎纵生及其所喻指的弭兵止杀相关.由《墨子》和《乐记》所载,《驺虞》篇在周初即发生过一次传解的转化,从息"贯革之射"的止杀弭兵诗发展成歌颂众官齐备的颂赞诗.至于解驺虞为嘉瑞仁兽,实际上是多重合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山海经》《尚书大传》《淮南子》等所载之瑞兽故事、《尚书·洪范》《礼记·中庸》和董仲舒的天人相应之说、以及《毛诗》序传自身内在系统性与整齐性要求,等等.《驺虞》篇早期传解分别对应着不同的字用习惯,其传解逻辑之转换同文字形态之变化亦正相关联.     

“六经”次序新探

六经的次序问题,有以《诗》为首、用《易》居前等代表形式,其中次序原因,历来众说纷纭,分歧较大,现代学者的探究虽多,仍无定论。六经从以《诗》为首到用《易》居前的次序变化,反映了六经在先秦两汉时期的发展轨迹。以《诗》为首的次序,是依照六经产生时代的早晚排序的;而用《易》居前的次序,则按照秦火之后,西汉六经恢复的早晚排序。     

安大简《仲尼曰》所见孔子言行观——兼与传世文献互证

新出安大简《仲尼曰》作为战国写本,是研究孔子思想的新材料。本文重点探讨《仲尼曰》所见孔子言行观,对论及言行关系的简文加以解析,并指出《仲尼曰》所见孔子言行观的三个方面：主张言不过行,要求少言慎言,并强调慎言与“仁”的关联。在战国竹书本与传世文献相对读的过程中,不仅能够窥见儒家思想的传承性与复杂性,同时能够对《论语》等传世文献的成书、流传以及儒家思想的演变有更为深入的认识。     

《国风》作者研究

针对《诗经·国风》作者是贵族还是下层劳动人民这个问题,本文通过研究,认为《国风》作者应为贵族阶层的人。文章第一部分概述了对这个问题前人的看法和研究;第二部分从西周土地制度以及当时祭祀过程的角度入手,论证了西周时期天子贵族参与劳动,为《国风》大量劳动诗出现提供了客观前提;第三部分着重讨论了《诗经》里的“君子”问题。     

安大简《诗经》“侯六”续考

无论是春秋时期的晋国,还是战国时期的三晋地区,《诗》学传授研读活动都是极为活跃的,我们认为,安大简《诗经》极有可能是流行于晋地的而由楚人抄写的一个摘编本。     

安大简《诗经·葛覃》篇“穫”字的训释问题

徐在国《〈诗·周南·葛覃〉"是刈是濩"解》认为,《诗经·周南·葛覃》篇"是刈是濩"句中的"濩"字,据《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当为"穫"。然而考察《诗经》"是A是B"句式,可知徐氏所论实为误解。综览《诗经》文法,并结合中国古代纺织史,可知《毛传》以"煮"训"濩"乃先秦旧义,并无不当。传本《诗经》历经汉代以下经师校理,汇合了古代学者研究的精华,在出土文献《诗经》的整理中,必须充分利用其成果。     

略述《明实录》对朱元璋诸皇子先后次序的记录问题

《明实录》是从事明史和明代文学研究极富实证价值的重要参考材料.由于此著述工程巨大,涉及面广,加之出自多人之手和政治干预等原因,其中出现了对朱元璋诸皇子出生与去世时间先后次序的记录前后不一致现象,这里把其中记录这一现象的有关史料一一查出、梳理,并对存在的问题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     

《诗经·国风》中民俗风情探析

《诗经·国风》中的诗歌多与当时的民俗存在紧密的联系 ,广泛反映农事生活、精神生活、民风信仰以及不同地域的人们的个性。风诗与风俗的关系是直接的反映和被反映的关系 ,《诗经·国风》的风诗大抵与自然环境和君主教化存在密切关系。     

班固以阴阳五行观念解《诗》初探

班固在<汉书>中把古代的阴阳五行观念和儒家的"五常"结合起来,从汉代人比较关注的一个独特视角,探究人的性情,讨论政治伦理,对<诗经>做出了不少别有深意的解释,揭示出当时人的灾异信仰、吉凶观念以及伦理思想等等,让人看到了古人丰富复杂的精神和情感世界.就方法论而言,班固以阴阳五行观念解<诗>,也不失为一种有意义的探索.     

“《国风》好色”论发微

《国风》雄踞《诗经》多半壁江山,两千余年来围绕它的解读争议最大最多,其中一个重要之点就是,《国风》是否涉及情欲以及如何看待这种情欲表达。汉儒以"美"、"刺"说诗,淡化乃至曲解《国风》之情欲表达;以朱熹为代表的宋儒前进一步,肯定《国风》写了情欲,同时依礼教对其表达的正当性加以批判;以闻一多为代表的现代解读派也肯定情欲表达,却否定《诗经》与礼教的关系,企图跳出儒家语境而以抒情诗和文化学的眼光来解读《国风》。本文回到传诗的原初语境,考察早期儒家所持的"《国风》好色"论,还原他们对待《国风》之情欲表达的基本立场,揭示《诗经》解释学中诗→欲→礼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意在证明:早期儒家看"欲"是自然论的,不涉及道德批判;这种自然的"欲"乃是"礼"之根源,对此"好色"之"欲"的诗学处理,使得《诗》的解释导向了"礼",从而形成教化论。     

《易》之“象”与《诗》之“兴”

《易》之“象”和《诗》之“兴”是两个既紧密相关又互有区别的范畴:其共同之处是两者在本质上都是隐喻,都需要借助“象”来表情达意,而且存在一定的源流关系。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是一哲学范畴,后者是一艺术范畴,这就决定了前者主要用于言理,后者主要用于抒情;前者是灵活多变的,后者则是固定不变的;前者所取之“象”既有实象又有虚像,后者所取之“象”则仅限于实象。     

浅论《诗经》中的“美女”

《诗经》中的关女对后世美女有着某种模式性的影响，是关女的文化源头。《诗经》中对女性美的描写散见于十多篇《国风》中。仔细阅读这些描写美人的文本后，我们发现，《诗经》里的关女有两个层面。其一，女性的整体之美。其二，女性的外在美。在《诗经》里我们分明能感受到男女身份上的相对平等，男性的审美目光是平视的。     

《诗经》“葛藟”考辨

《诗经》中＂葛藟＂凡七现,而对这一重要名物的解说,历来诉讼纷纭,未有定论。对现代学者的三种主要观点逐一考辨,可知葛藟并非＂葛和藟＂,＂葛＂与＂藟＂两字连用,当非并列,而是前者为类词,后者是具体名目;葛藟也不是指＂葛藤＂,融通诗意,其更为明确的指向是结子繁多的果实;葛藟的＂野葡萄＂说较为可信,这在考古发掘与文献记载两个方面都有印证。而在具体的名物考察基础上的植物学定位表明,葛藟即应是葡萄科葡萄属的葛藟葡萄（V.flexuosa Thunb.）     

魏源《诗经·国风》次第研究与今文经学理论的建构

魏源《诗古微》有两种版本,一种是道光初年刻二卷本,另一种是道光二十年二刻二十卷本。《诗古微》初刻本与二刻本关于《诗经·国风》次第的认识有很大的不同,其初刻二卷本《国风》次第不同于《毛诗》《左传》和《诗谱》,是一种全新的顺序,在二刻二十卷本中,魏源放弃了这一次第,而借鉴了郑玄《诗谱》的次第,并对其义例进行了较为全面的阐释。魏源《国风》次第研究前后的差异与其今文经学理论的探索密切相关。魏源《诗古微》关于《国风》次第的研究对于现代的《诗经》学研究仍然很有意义。     

元代《诗经》学的特征及历史地位

元代《诗经》学侧重朱子之学,崇尚"朱传"成风,除马端临、李公凯等少数几位《诗》家外,其他《诗》家的著述几乎全部是围绕《诗集传》而作。元代《诗经》学几乎成了朱熹《诗集传》的一家之学。元代《诗》家继承了宋代《诗经》学的求实精神,博采众家之长,在音释、训诂、诗旨、诗歌艺术手法等方面对《诗集传》都有很大的阐扬发挥,但较之宋人,怀疑精神已经大大减弱,观念略显保守。元代《诗经》学处于《诗经》宋学和《诗经》清学之间,一方面它继承了《诗经》宋学的求实考据之风;另一方面,元代《诗经》学影响了明代《诗经》学的发展走向,对清代《诗经》学也有一定的间接影响。元代《诗经》学,是连接《诗经》宋学和《诗经》清学的纽带,它在《诗经》研究和《诗经》学的延续上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