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现在主义的构建——米德社会理论的时间向度

米德社会理论的时间向度，是我们理解米德社会理论的关键所在。如何可能从米德零散的文本出发、从唯我式绵延一端出发，但又能够建构一种更具社会学意义的时间观？我们将米德的时间思想理解为“关系现在主义”（relational presentism）：既基于自我的绵延观念，重视“现在”，同时摆脱唯我论的问题，建立对“现在”的关系式理解，以记忆与期望分别联结过去与将来。并且，将自我中的主我与客我都理解成关系式概念，与期望和记忆分别呼应。由此，进一步指出时间与自我的关系性，这构成关系现在主义的基本意涵。     

重塑历史时间:当下主义的内在危机及其超越

20世纪后半叶以降,在时代变化与学术革新的双重影响下,法国历史学家弗朗索瓦·阿赫托戈提出当下主义来指示现代社会的时间危机,其特征表现为过去和未来的双重缺失,转而追求一种永恒的当下。当下主义的提出基于法国的政治社会经验,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局限性。倘若结合人类世、生态环境史视角加以考察,在一定程度上可拓展当下主义概念的外延,为超越其限度提供一种借鉴。然而,无论是当下主义还是人类世、生态环境史,都蕴含着一种潜在的未来危机。面对这种时间危机,以历史伦理学、生态时间学、星球史等视角思考历史未来或许可为历史理论提供一种可能性的途径。     

历史叙事的时间框架

历史叙事学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是，历史对象应在多大的内容范围里得以自成单元，或者说，历史运行应在怎样的时空坐标里予以测度裁量。本文拟以时间框架问题为轴心，对此作一初步的讨论。1、历史机点的时间指向日本著名文学评论家唐木顺三（1904～）曾经指出，“历史文学受历史认识的方法之制约，可大别为如下几种”，一是“将过去作为过去来把握”，二是“在与现在的关系中把握过去”，三是“在与未来的关系中把握过去”①。这三种主体指向以时间的“断头”何在作为区分标准，确实深合历史学专注于时间演讲的本性。所谓将过去作为过去来把…     

悖谬及其超越——对20世纪中国社会及其哲学基本性状的解读

引　论由于采取西历纪年而具有了某种象征性和紧张性的世纪之交来临了。于是,对行将过去的世纪的“回顾”和对即将到来的世纪的“前瞻”便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当着人们力求从渐渐远去的历史背影中窥见将来的轮廓时,似乎并未特别留意自己所置身的现在的意义。然而,在我们关于“过去”和“未来”的时间体验中,我们当下的“现在”总是起着某种显现或遮蔽的作用。历史的真相能在多大程度上显示出来,未来又能在多大程度上传承并突破历史,这取决于我们现在能在多大程度上摆脱我们并不真正理解的种种似是而非的意识和观念,使自己获得一个清明的视界…     

理论思考的新向度

文学理论未来的发展问题成为了当下学界讨论的热点,甚至引起了不少学者的反思与担忧。刘恪《现代小说技巧讲堂》、《先锋小说技巧讲堂》二书,在思考理论与写作实践的关系,本土语言诗学的建构以及理论与文学教育的关系这三个方面问题时取得了突破．开启了理论思考的一个新向度。     

从"主义"之争到"问题"意识——传统道德文化研究的现代转向

传统或传统文化的真正意义和价值并不仅仅在于它代表了过去的悠远和辉煌,亦在于它从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当下存在样式及其未来发展的方向.因此,在研究中国传统道德文化时,就不仅仅是对传统道德文化进行一种历史性的梳理和阐释,而且要立足于现代及其所面临的"现代性"问题而非传统或"传统主义"问题,进而从中寻求一条可以联结过去和现在的精神纽带以及从现在走向未来的历史依据.然而,在过去的近百年中,对传统道德文化的研究却经历了诸多的波折与坎坷,与此同时亦完成了研究范式从"主义"之争到"问题"意识的现代转向.     

文本解读中的效果历史意识

效果历史意识是哲学解释学的核心概念之一。它是理解和解释得以展开的基础,驱动解释学循环的动力。效果历史意识涵盖文本阅读效果史、生活经验、传统以及读者与文本的对话关系。因此它既是相对固定的整体,又是不断运动、调整、开放的结构,同时蕴含着对解读的历史先在给定性的反思,这是读者必须恪守的“效果历史原则”。效果历史意识的本质是对存在时间的经验,只有真正实现了的时间才能被经验到,从而即便过去,也能收藏在效果历史意识中,在文本解读时重返当下与文本对话,参与文本意义建构。读者的效果历史意识通过与文本的平等交流才能得以自我检视,一部经典只有不断地与读者的效果历史意识对话,才能常新长生。     

历史意识的迷津：后现代历史观批判

后现代历史观以直观的形式呈现了这一时代历史意识的危机。后现代哲学试图通过颠覆牛顿时间观从而破解主体主义历史观，但牛顿的时间观并没有直接支撑起历史主体性。后现代哲学颠覆历史意识的策略一方面是使时间非价值化，另一方面又赋予“现在”以时间永恒性乃至超越时间的延宕性，使之替换或取消“历史”及“未来”，但“现在”的自我迷恋恰恰遮蔽了正待历史性生成的人的历史。后现代关于历史的终结的思想并没有走出欧洲中心主义困境。     

胡塞尔现象学中的“时间”概念

体验的普遍特性就是“现象学时间”，现象学时间是内在的，它属于体验本身。客观时间因其超验性而被悬置起来。现象学时间的结构表明：现在的原印象被“滞留”的边缘和“前摄”的边缘包围着。过去、现在、未来这三重意向的“瞬间”都是知觉。我们对内在时间视域进行反思，发现了先验主体的存在方式，也因此明白：对象和世界是在先验主体和内在时间意识中——也即是在“活的当下”中——自身构成的。     

文学的现代性与民族性的内在关系

预测未来总是一件相当冒险的事情 ,因为历史的未来并不总是按照“过去”与“现在”的经验进行“合目的合规律”的逻辑运动 ,任何一个历史的细部与偶然的因素都可能在根本上改变未来的面貌。所以 ,我以为我们今天所谓的新世纪的猜想其实也仅仅只是对于已经出现的但尚未“蔚然成风”的“现实”的描述。回顾近年来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我以为最值得注意并且在未来一段时间之内需要继续关注的是中国新文学的“现代性”问题。“现代性”问题的提出 ,不仅仅是意味着中国现代文学界对于当下的世界性学术思潮的回应 ,而且更有意义的在于 ,正是这一概…     

世界历史理论：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方法论变革

黑格尔的世界历史思想是“头足倒置”的。他把世界历史的形成看作是“绝对精神”基于自身的自由本性并通过自我运动而实现的过程。马克思在继承黑格尔世界历史思想的基础上,扭转了被黑格尔颠倒了的精神与物质（自然与现实的人）、自我意识与人的劳动关系,以现实的人及其现实的活动为前提和出发点,考察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其中既坚持了唯物史观所强调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主张,又彰显着历史主义的立场。     

21世纪孟子学研究的新展望

孟子学研究颇获海内外学者重视。以往的研究方法有:“内在研究”集中在性善论、身心关系论、知言养气论等三大议题之上,采取一种“即心言心”的进路,将孟子的“心”视为具有“自我立法”能力的、自给自足的、具有自主性的“道德主体”,肯定“心”之独立自主性,对孟子思想的历史与文化的脉络性掌握,常有未达之憾;“外在研究”注重在历史文化脉络中解读孟子学的内涵,将孟子思想置于政治与历史的具体情境之中考察,使孟子学中的诸多概念或理念,取得了鲜活的具体感,不再是抽象的概念,潜藏着某种未经明言的人性论预设:认为人是在具体的、特定的历史条件之中创造历史、进行思考活动,人不是遗世而独立的山林逸士,将孟子“脉络化”于历史情境中的研究进路,推至极端,就有所蔽。未来的孟子学研究必须“内”“外”兼顾,得其全貌。三个可能的研究新方向是:孟子思想中的身心关系论与修养工夫论;东亚孟子学的发展及其思想的同调与异趣;全球化时代孟子思想的普世价值。     

论作为历史思想的《尚书》“忧患”意识

“忧患”意识不仅是一种人生态度,亦是一种历史思想。它最早渊源于《尚书》,与“殷鉴”思想、“先王”观念紧密相连,三位一体,共同构成了《尚书》历史功用思想,予后世以深远影响。     

《太史公书》入《六艺略·春秋》家说辩

《太史公书》著录在《汉书·艺文志·六艺略·春秋》家。前人对此多有解说,或认为“刘氏之世,史书甚寡”,或认为当时“史家亦未别为一类也”,或认为“经史同源”“六经皆史”。然三说均不得其要。《太史公书》著录在《春秋》家之下,本质上是因为《春秋》与《太史公书》是源与流的关系,《太史公书》的写作理念继承自《春秋》,司马谈的临终嘱托和自身经历也是司马迁继承《春秋》写作理念的重要原因。《太史公书》的写作方式继承自《春秋》,司马迁在写作中使用了《春秋》事、文、义相结合的方式。《太史公书》的春秋时期的史料继承自《左传》,但是《左传》是为解说《春秋》而作的,显然《太史公书》也间接继承了《春秋》。著录在《春秋》家下的其他史书,它们与《太史公书》也具有源流关系,散在其他门类下的史书则与《春秋》并无源流关系。     

韦伯理论的局限及其在中国的误用

韦伯“一般过渡理论”和“三个理想权威模型”的概念范畴,不具备对中国社会和政治权威作合理解释的效力。其“理性”是狭义的,其“法制统治理想类型”的模式化缺乏严格定义。中国政治不是西方那个攫取权力的角逐概念,是料理社会、人世事物。一个治理者的政治,取决于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和实行什么样的政策。中国的法,多是处理政事的具体办法或指导性规则的概念。实在经验中不存在这样的“理想类型”能表述的事情;关键不是理性不理性,也不是“魅力”还是“理性法制”,问题在社会占统治地位的人,把攫取利润作为人生的最终目的;是这个目的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与其他社会区别开来。     

历史分期命名标准刍议

大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历史分期聚讼未决,原因之一是“封建”等核心术语概念有待厘清。在给历史段落命名时,应“制名以指实”、“循旧以造新”、“中外义通约”、“形与义切合”。秦以下两千年命名“封建社会”,名实错位,形义脱节,亦与外来义相左,而称之“宗法地主专制社会”较为名实相符。     

两宋理学"发明"话语流变及其典型形态考论

"发明"备受汉唐儒者的关注,并逐渐形成了一系列阐释方法,因之而成为儒学阐释传统重要的方法论来源。"发明"受到了宋代理学家的普遍重视,并得到了进一步拓展。"发明"之于理学,虽然表征为不同的话语表达方式和阐释路径、方法,但就其目的性而言则具有共同性。两宋理学之"发明"因其涉及实践主体对于物理、义理、性理等问题的认知、体验和践履,因而具备了体验性、审美性、实践性等品格,也就顺乎自然地成为理学家诗人书写或者创作理学诗的重要表达方式。受到理学家"发明"诸方法影响而创作的某些理学诗类型,自然就具有了与文人诗截然不同的诗歌风貌。对两宋理学"发明"话语涵蕴与理学诗表达方式之关系进行考察,可为我们深入探讨中西方共同存在的"哲学"与"诗"的会通问题等,提供新的研究视域和研究方法,亦可为探讨新时期儒学创新性转化提供方法论的历史借鉴。     

"文王演《易》"的动机理论阐释

司马迁《报任安书》有"文王演《易》"的说法,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学术界对此衍生出了诸多不同的看法,"孔子说""荀子门人说""作者不可考说",等等,让本来没有太大争议的问题聚讼纷纭。根据马斯洛的动机理论,文王姬昌完全具备"演《易》"的动机需求,并借助所演之《易》掌握了商、周斗争的政治话语权,承受上天賜命,翦除殷商,替而代之。     

胡风文艺理论中的黑格尔因素

胡风与黑格尔之间呈现出一种复杂的历史关系。一方面,在文艺领域,胡风确实继承了黑格尔的某些哲学思想,这种继承使胡风的文艺思想在整个左翼文艺阵营中具有另类的风格。这在“事实”与“价值”的分立及其理论文本的“认识的魅力”、“黑格尔式的论证”等方面体现出来。另一方面,在意识深处,胡风对黑格尔式的哲学方式是予以“反抗”的。     

十八大以来党对中国国情认识的拓展和深化

深刻把握中国国情是党制定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基础,也是党的重要历史经验。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一系列讲话中,不断深化和拓展对中国国情的认识。这些新认识,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为基础,贯通历史、现实和未来,涵盖物质、制度和精神,充满了深邃的历史感和鲜活的现实感,呈现出一个全面、真实、立体的中国。其基本点包括：提出始终“牢牢把握最大国情、牢牢立足最大实际”的根本要求,深化和拓展了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认识;提出“历史和现实都要看、物质和精神也都要看”,深化和拓展了对中国国情的全方位认识;提出“让13亿多人都过上好日子,还需要付出长期的艰苦努力”的重要论断,深化和拓展了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认识。这些新论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总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