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工演进视角下报酬递增规律的探析

对报酬递增规律的研究虽然不断深入但没有被纳入主流经济学的体系,报酬递增只是作为一种特殊现象被研究.文章从专业化分工演进的角度探析报酬问题,在对分工与报酬递增相关文献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指出:报酬递增作用的领域和范围随着分工的演进和深化不断拓展,知识经济社会由于分工制约因素对分工演进的束缚或缓解或不复存在,报酬递增得到最大程度的释放,报酬递增正逐渐成为经济生活中的一种常态而非特例.     

东亚生产网络内分工格局的稳定性——基于贸易关系持续时间的分析

东亚生产网络是一个包含众多经济体和跨国公司,涉及大量价值链和充分体现区域内差异性的国际分工体系,而将这一网络内各个节点联结起来的是迅速增长的零部件贸易。以产品内分工为基础的东亚生产网络的发展,使得区域内的分工格局更加稳定,并且增强了网络内各经济体之间的相互依赖性。稳定的国际分工格局为我国进一步发展制造业、进行产业结构升级,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在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中一定要注重内需对外需的替代,否则就极易生产出既没有外需又没有内需的产品。     

国际贸易分工:理论演进与当代多层次格局

国际贸易分工理论反映了特定时期国际贸易分工的发展历史和特点,解释了各个时期出现的贸易分工现象,每一种新的理论都是对原有理论的继承与发展。产品内贸易分工理论的发展则是国际贸易分工新实践的内在诉求。当代国际贸易分工业已呈现出产业间贸易分工、产业内贸易分工和产品内贸易分工三位一体的多层次格局。     

澳大利亚与东亚合作:政策演进及发展趋势

凭借丰富的自然资源、重要的地理位置和“中等强国”的综合国力,澳大利亚已经成为东亚合作进程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影响因子。澳亚关系的发展历史表明,往往是澳要表现自己的独立性的时候,就能发挥出特有的作用;而在澳与西方国家保持一致的时候,就会被别人的影子所遮掩。如果澳大利亚能够明确自己的国家特性,彻底摆脱一味追随美国的形象,把自己作为亚太地区多样性中的一种而不是西方阵营的一员积极参与东亚合作进程,那么不仅澳亚关系可以更好地发展,澳也能够在亚太地区发挥更多的积极作用。     

基于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分工理论述评

20世纪80年代之后,以杨小凯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采用超边际分析方法,以及新的“消费一生产者”假设,在对新古典经济学进行扬弃的基础上,构建了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架构。他们将“分工演进”作为一切经济活动的根源。以此来解释绝大部分经济现象,试图打破传统经济学的宏观与微观之间的樊篱。文章即从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和具体应用方面进行述评,并论述了其对于中国实践的意义。     

分工演进、交易深化与中国的改革开放

本文脱离传统"渐进一激进"的讨论模式,从分工演进的视角来解读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本文认为,经济良性发展的基础是分工与交易之间的良性互动发展,即不断地以分工深化来推动交易发展,不断地以包括国内交换和国际交换在内的交易扩展来提升专业化深度和分工广度.中国30年改革的重点是改变社会对专业化分工的协调方式;而开放则是一个解除对分工发展的市场规模约束的过程,以及解除限制专业化发展的技术约束的一条途径.30年改革开放的各个阶段发展重点各不相同,但都是围绕着"解除对分工和交易发展的束缚、实现分工与交易之间的良性互动"这个中心展开的.     

城市劳动力技能互补的微观机制研究:基于分工的视角

科学认识城市内部不同技能劳动者之间的互补关系是我国当前城市劳动力市场优化配置面临的紧迫问题。基于劳动力技能互补指数和分工理论的研究表明:城市内不同技能劳动力之间表现出一定的互补性,并具有随城市规模等级上升而逐步上升的态势,其空间分布特征与我国人口密度分布及人口迁移指向具有类同性;城市扩容不仅会影响到劳动力技能互补,同时还会受制于城市劳动力的技能互补形态演进;破除劳动力流动机制障碍有助于推进技能互补。一味地严控大城市、特大和超大城市规模并限制低技能劳动力准入,而忽略城市内高、低技能劳动力之间的互补性,势必会造成城市总体福利损失并削弱竞争力。城市规模和人口结构调控应尊重和顺应城市发展规律,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主导作用和政府部门引导作用。     

基于分工理论的物流分工促进经济增长的机理分析

物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物流的分工演进降低国际贸易交易费用和运输成本,实现国际贸易的增长,通过贸易发展拉动经济增长。物流产业的分工演进带来市场容量的扩大,市场容量的扩大带来分工的深化,从而提升效率并进而带来经济增长。     

马克思的生产社会化理论与分工的二元发展

马克思的生产社会化概念主要指生产的集中化和大型化 ,马克思恩格斯也主要是从这样一种涵义出发得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结论。 1 0 0多年来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表明 ,生产社会化发展具有二重维度 ,这是分工二元发展的必然结果。分工的二元发展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形式。因此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结论 ,以及建立在这一结论基础上的关于未来社会的理论模式都需要进行重新论证和研究     

从古典到新兴古典经济学的专业化分工理论与当代产业集群的演进

本文系统述评了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新兴古典经济学等经济学流派关于专业化分工和报酬递增研究思路的演变脉络,指出以专业化分工为源泉的报酬递增思想对于现实经济更具有解释力。在此基础上,从专业化分工视角分析了当代产业集群的演进。本文认为,集群形成和发展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专业化分工的深化和交易网络的扩展。分工的深化促进了企业的发展;随着交易网络的扩展,各种交易费用迅速增加,为了减少交易费用,增加报酬递增,协调分工的进一步深化,集群应运而生,并伴随着分工的发展而发展。反之,集群的发展又进一步促进了专业化分工的深化和交易网络的扩展。最后,文章针对当前我国产业集群发展的现状提出了值得关注的几个问题。     

东亚汇率协调机制:理论分析和模式选择--兼论中国在东亚汇率协调机制中的作为

20世纪90年代末期，东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并波及全球暴露了东亚各经济体在货币(包括汇率)领域各自为政、缺乏区域协调所带来的弊端。东亚各经济体普遍希望加强区域内的货币合作和建立东亚汇率协调机制。钉住货币篮制度是东亚汇率协调机制的现实可行方案。东亚汇率协调机制的实现必须经历三个阶段。中国参与东亚汇率协调机制的成本——收益分析表明中国应积极参与东亚汇率协调机制，为建立亚洲单一货币作出应有的贡献。     

中国数字服务贸易：价值构成、分工演进及决定因素——基于增加值视角的实证研究

数字时代,数字服务贸易日益成为全球贸易增长的新动能,也成为全球价值链转型升级的新赛道。基于WIOD提供的最新世界投入产出表,构建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和实证计量模型,从增加值视角重新审视中国数字服务贸易的价值构成、分工演进及其决定因素。研究表明：中国数字服务出口国内增加值规模及其比重迅速攀升,进口国外数字中间服务增加值规模及比重呈现出显著的下降态势;中国数字中间服务出口间接增加值规模总体上大于进口国外数字中间服务增加值;中国主要以后向参与方式融入全球价值链,前向参与度呈现出先降后升趋势,部门之间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垂直专业化、FDI、R&D、数字基础设施质量、制造业出口规模对中国数字服务出口增加值及分工地位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数字服务发展水平和贸易渗透率对二者的影响存在差异性。最后,针对研究结论给出了相应的政策启示。     

专业化分工理论视角下产业集群发展探讨

本文系统梳理了从斯密开始到新制度经济学派关于分工理论的观点,阐释了分工在产业集群产生与发展中的作用,分析了我国产业集群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包括法律法规不完善以及产业层次低等,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     

制度创新、技术进步与分工演进--珠江三角洲制造业分工体系演变的实证考察

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科技革命的快速发展,使全球范围内的国际分工体系呈现出新的特点。作为国际分工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广东珠江三角洲制造业的分工体系正发生着以下演变:制造业产业链的上游环节正逐步脱离珠三角的分工体系而向珠江三角洲以外的其他地区转移,整个制造业正在向中游和下游环节集中和靠拢;而中、下游环节又朝着纵深方向不断精细化,并在此基础上发生产业分解与扩散,从而衍生出更多的专业化部门。珠三角制造业分工体系的演进过程中,制度创新与技术进步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制度创新与技术进步直接推动了珠江三角洲制造业分工体系向纵深方向演进,而后者的不断深化反过来又大大促进了珠三角的制度创新与技术进步。     

现代企业性质再解读——基于劳动分工与组织演进角度的阐释

在对现有研究企业性质的理论进行回顾的基础上,我们发现,传统理论只是从成本的角度对企业性质加以界定,而现代经济条件下企业间战略联盟以及企业内部组织结构中人力资本作用的凸显等企业制度的创新趋势表明,只有从劳动分工和组织演进的角度出发,强调获利能力在企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才能对企业的性质作出更加全面而深刻的认识。     

演进中的“中国模式”:战略、机制与架构

中国模式已日益引起关注,统一的发展战略与经济分权与政治集权的治理模式构成其基本构架.在改革探索的实践中,中国模式形成了政策形成机制和激励机制两种具体的治理机制,并表现出三个明显的演进特征:通过不断学习形成的自我发展性质、从谈判到规则的利益协调性质和从数量到效率的竞争性质.两种治理机制和三个演进特征使中国模式具有极强的自我发展和完善的能力.随着客观条件、形势的变化而不断演进的中国模式就具有了可持续性,作为一种发展中的理论构架,其不仅能够指引中国的未来,而且体现出理论本身的一般适用性.     

试论马克思分工理论对斯密分工理论的超越——基于共同富裕的视角

“共同富裕”分为绝对意义上收入的普遍提高和在此基础上相对收入差距的缩小两个层面。在绝对意义上的“共同富裕”视角下,斯密和马克思都肯定了分工所带来的生产率提高和社会财富增加,二者有相通之处。而在相对意义上的“共同富裕”视角下,斯密只研究了企业内分工,马克思既研究了企业内分工,也研究了社会分工;既在生产力层面对分工进行研究,也在生产关系层面对分工进行了研究;既研究了绝对剩余价值产生和相对剩余价值不断扩大的内在机制,也分析了剩余价值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对斯密分工理论的全面超越。马克思的分工理论启示我们,通过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从而改变剩余价值的分配方式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途径,限制相对剩余价值的扩大是缩小相对收入差距的重要方法。     

农村金融:一个分工视角的解释

当前针对中国农村金融的研究往往由于没有对一些实质性问题、特别是农村金融的性质进行说明,因此显得零乱而缺乏说服力。本文将分工水平视作是理解农村金融问题不同方面的一个新视角,从而将农村金融的本质界定为处在分工水平较低的外部环境之中的金融形态,由此分别讨论了农村金融内在关系的互动性、地区特征的差异性、影响因素的制度性、发展模式的混合性以及发展趋势的趋同性等不同方面。     

国际经济失衡的成因:新形态国际分工的视角

从国际经济失衡的特征出发,本文提出了从"服务-制造"新形态国际分工的视角理解国际经济失衡的成因,并分析了其引致失衡的机制.新形态国际分工下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开放的非对称性是导致失衡最为直观的原因;国际分工演进中不断恶化的收入分配导致了"服务"国经济的虚拟化、过度需求和贸易逆差,"制造"国的内需不足、生产相对过剩和贸易顺差;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则是新形态国际分工下美国利用金融"跨时比较优势",满足其过度消费需求的制度基础.     

疫情危机下东亚生产网络协调机制与合作策略

2020年初大规模暴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造成了重大影响。在疫情不断蔓延的背景下,东亚生产网络也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考验。疫情从供给侧、需求侧、供应链和金融等领域影响东亚生产网络,在一定程度上会加剧一些国家对经济全球化的怀疑态度和倾向。面对来势汹涌的疫情与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东亚经济体要加强东亚区域联防联控,建立高水平的疫情防控协调机制;加强东亚区域宏观政策的协调;中日韩三国要密切协作维护制造业供应链安全稳定,争取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的尽早签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