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义—利”价值结构与西方“财富”价值结构比较研究

通过中国儒家和西方经济价值结构的比较研究,发现儒家以"义—利"为价值结构模型,西方以"财富"为价值结构模型。儒家价值结构的基本特征是"义体利用",表现方式是:强国的道义在于顺天时、尽地利、忠人和;安国的道义在于民朴民富;治国的道义在于蓄储俭用。西方价值结构的基本特征是"利体义用",表现方式是:鼓励获取财富、财富规则和财富责任。儒家"义—利"价值结构与西方"财富"价值结构是两种不同的价值评判话语体系,在中国现代"义利共体"的价值结构建构中,儒家价值结构提供着人文精神基础,西方价值结构提供着物质文明建设可资借鉴的经验。     

论人的价值

人的价值问题历来是哲学研究和探讨的重要问题，而人的价值的实现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正是从人的价值的含义及实现途径两方面对人的价值问题进行探究的。人的价值包括两方面内容即“人道价值”和“人用价值”，二者相互作用，不可分割，根本在于“人用价值”。人的价值由潜在到现实即实现过程中应包括三方面途径：在物质价值和精神价值的协调中实现人的价值；教育是扩展人的价值的直接手段；自我认识与社会实践活动是实现与扩展人的价值的重要途径。     

发展生产力与坚持“义利统一”的社会主义价值导向

一、发展生产力与社会主义义利观生产力的发展总是以物质财富的增长（“利”）为直接目标，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也常常以物质财富的增长为结果表现出来，因而生产力发展的问题必然与义利观产生密切的关联。在中国的传统思想中，一般说来，利泛指利益或功利，与义相对特别是指个人的私利；义泛指人们应该遵循的道德规范或道义，也可指道义所要求维护的公共利益。在我国历史上，曾有过经久不衰的“义利之辨”，占主导地位的是儒家的重义轻利。“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种重义轻利、先义后利的义利观，体现出一种着眼于整体利益的价值导向…     

生命价值论要——主体间的“关系性”价值

人的生命价值问题是价值哲学的核心话题，也是生命哲学的重要课题，但少有学者予以特别关注。人的生命价值虽包含在“价值这个普遍概念”中，具有一般价值的共性，但也有一般价值概念不具备的特殊性。在目前对价值的研究中，普遍将人抽象为纯粹理性人，失却了生命的丰富内涵；同时将人的价值建立于主客体关系中，其中隐含着主体对客体的工具性、暴力性倾向。要克服这些困境和危险倾向，必须瓦解主客体理论模式，建立生命价值的主体间思维方式，同时，重建生命结构：物质性生命、主体性生命和情感性生命，使对生命及其价值的理解既有抽象的超越，亦契合“此在”生命的现实意义。     

浅析资本结构对企业价值的影响

资本结构理论是西方当代财务理论的主要研究成果之一。企业的资本结构是由于企业采取不同的筹资方式形成的,表现为企业长期资本的构成及其比例关系即企业资产负债表右方的长期债务资本、权益资本的结构。各种筹资方式及其不同组合类型决定着企业的资本结构及其变化。而资本结构的变动会对企业价值产生一定的影响。当企业资本结构处于什么状态下能使企业的价值最大,他们二者处于怎样的关系,这些问题已经成为现代理财学有关资本结构争论的焦点。本文以当代已被公认的一些资本结构理论作为依据,对资本结构与企业价值的关系以及如何使企业价值达到最大化展开综合的论述。     

论价值的基础、内涵和结构

在价值的基础、内涵和结构等价值论的基本问题上历来存在着众多分歧，本文针对这些分歧阐述了对价值论的这些基本问题的见解。作者认为，价值的存在论基础在于一事物对另一事物的有用性，而价值的伦理学基础则在于事物的有用性、欲望的指向性和事物对欲望的满足性，因而存在论的意义上的价值是一事物对另一事物的有用性，而伦理学的意义上的价值则是人的欲望所指向的、能满足人的欲望的事物的有用性。文章还以人为中心把价值区分为“人的价值”与“对于人的价值”、“目的价值”与“手段价值”。“目的价值”和“手段价值”的根据都在于“合目的性”。“合目的性”是理解价值的关键，是价值的特质之所在。     

经学中的整全法结构

经学是古典中国价值论证的元语言，应当重建基于经学的法理学，以提供“中国法律理想图景”。德沃金的整全法理论是价值法理学的主要替代理论之一。经学体系中隐含了与整全法类同的价值理论结构，“礼”与“仁”、“理”与“势”、“心”与“意”六个核心概念及三组关系，正对应着价值法理学的三个核心问题：价值论证起点、价值权力关系、价值论证方法。可以基于这一基本框架进一步阐发，以发展一套替代性的价值法理理论。     

浅论杜诗的“诗史”性及其现实价值

杜诗具有很强的“诗史”性，源于诗人的儒家风范；杜诗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的历史，凸显出两大主题：忠君爱国和民本思想。在“以人为本”的今天，“诗史”性的杜诗焕发出优秀的人文精神而显示出丰富的现实价值。     

儒家“贵和”思想对当代国际关系的价值

儒家“贵和”思想源远流长,其主要内容有“仁、礼、中和”,其思想精髓为“和而不同”。儒家“贵和”思想是中国古代哲学智慧,给当代国际关系以启迪,它所提倡的“和而不同”、“和不弃争”、“以和济争”、“协和万邦”具有超越时代的普遍意义,构成当代国际关系准则的普世价值,对当代国际关系起到协调作用,也为当代国际竞争优化模式提供借鉴。     

“天人合一”思想的三维解读、影响及现代价值——以思维方式为视角

中国传统文化根本特色的“天人合一”思想,长期以来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并体现着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模式.仅将在中国文化史上长期占主导地位的“天人合一”思想理解为儒家一家之言,显然有失偏颇.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为主干的,以“道”、“佛”为两翼的三维结构.三维结构的形成与发展也使中国人特有的整体性、适度与执中、对立与统一、直觉与体悟、认识世界与认识自我相统一的思维方式逐渐稳固并传承下来.同样,理解“天人合一”思想的现代价值也不能局限于仅仅将其视为解决生态危机的救世哲学,而还应该立足于时代,思考其对现代理性思辨、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关联性.     

“中国梦”视域下加强大学生儒家人文精神教育的时代价值

自习近平总书记阐述新时期“中国梦”以来,弘扬“中国精神”和凝聚“中国力量”至关重要,值得庆幸的是儒家人文精神正是“中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加强大学生儒家人文精神教育也成为凝聚“中国力量”的有效途径之一。本文首先阐述儒家人本精神的主要内容,分别从道德、行为和文化等角度论述了加强大学生儒家人文精神教育的时代价值。     

论先秦儒家仁富观及其价值合理性

先秦儒家财富思想强调仁与富的统一,主要体现在:为富者仁,取之有道;为仁者富,以财发身;既仁且富,兼善天下。仁富合一是先秦儒家财富思想的核心,是先秦儒家财富伦理思想的真谛,体现中国人价值世界中仁与富关系的和谐本质。这不仅意味着道德与财富的直接相关性,更是意味着财富所担负的一种责任和伦理向度,对于建构当代中国健康的财富观,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依然具有价值合理性。     

中国“法治”思想的历史考察

中国历史上确有“法治”思想，先秦法家已广泛使用“法治”一词，并赋予它特定的历史含义：一方面，君主利用手中的权力把自己的意志上升为具有客观规范性的法律，法律一经形成，对君主自身也有限制作用；另一方面，君主用刑罚惩治乱臣奸民，巩固专制统治。秦亡之后，法家“法治”思想作为儒家“礼治”学说的补充，降到了从属的地位。近代，梁启超对西方“法治”理论进行了本土化移植，即用先秦法家的君主法治推衍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法治，让国人面对熟悉的概念符号品味西方的法律文化。这种移植方式为我们认识中西方不同的法治观念设置了新的障碍。孙中山用西方资产阶级法治理论否定中国封建专制法治思想，并结合优秀的传统文化，为中国近代法治增添了适合本国国情的丰富内容，为当今建立法治国家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宝贵的资料。     

先秦儒家人论的现代价值

现代文明的危机促使人们对近代以来流行的西方世界观与思维方式进行反思和对新世界观进行探索 ,就理论与现实而言 ,与西方世界观与思维方式存有许多不同的以儒家思想为典型的东亚思想可以为未来人类文明的建构提供有益的启示。以人论为例 ,儒家与西方思维方式就存在着明显的区别 ,儒家强调主体自身努力的思想可以补充现代西方社会学理论的不足 ,为人的全面实现与发展提供良好的思维模式。     

“义利之辨”与社会主义义利观

在中国数千年的文明史上，出现过经久不衰的“义利之辨”，并由此形成内容各异的义利观。中国的义利观，是一种富于民族特色的、中国化了的价值观。以儒家义利观为主流的传统义利观所提倡的道义优先精神．曾经广泛地渗透于普通民众的心理情感、行为方式和风俗习惯之中，并一代一     

“毒瘤”与“蛹体”——中西传统超越意识比较

按照马克思·韦伯的观点,西方现代社会的缘起得力于基督教所具备的超越意识,而中国之所以无法摆脱传统社会模式,正在于作为主导思想的儒家学说缺乏这一超越意识。海外新儒家对此有所异议,认为儒家体系中不乏超越的意识,悲剧在于基督教的超越是“向外超越”,儒家的超越是“向内超越”。然而这种过于单一的区分并不能解释基督教超越意识曾经给西方中世纪造成的黑暗,也掩盖了儒家学说对中国古代文明所曾有过的贡献。何以曾经作为文明的“毒瘤”的基督教超越意识会一变而为文明的“蛹体”、而曾经是文明的“蛹体”的儒家超越意识却蜕化成文明的“毒瘤”?为此,本文拟借鉴结构功能主义的分析方法,将这两个中西传统超越意识的代表作一比较研究,以期对它们各自的性质及功能转换的内部机制作出合理的说明.     

小农户衔接现代农业中的价值创造与价值获取

小农户在现代农业中的价值创取是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的关键环节。在现代农业中，无论是资源贡献型小农户还是生产经营型小农户，增强价值创造能力的内在逻辑均在于优化资源配置方式，使要素资源和组织资源在现代农业价值链中得到高效利用，并在这一过程中实现“合作造饼”；在价值获取过程中，小农户获取价值的内在逻辑在于对其所提供的资源或产品的标准和定价权的掌控，小农户将在农业价值链中围绕这一权力展开争夺，并在这一过程中实现“竞争分饼”。从小农户的角度而言，价值创造的关键点是优化要素资源与组织资源的配置过程和配置方式；价值获取的关键点是需要在现代农业中不断成长，提升在价值链中的“话语权”。     

“三个务必”的历史生成、实践要求与时代价值

“三个务必”遵循着辩证的历史逻辑：源于对历史过往的深刻借鉴，基于对现实形势的准确把握，成于对未来发展的科学预见，是历史省思、现实关照与未来指向的辩证统一；“三个务必”蕴含着深刻的实践要求：牢记初心使命以夯实思想根基，保持谦虚奋斗以加强作风保障，锻造斗争本领以涵养实践动力，是中国共产党理想信念、纪律作风与实践本领要求的有机结合；“三个务必”凝聚着丰富的时代价值：是共产党员加强党性修养的行动指南，是中国共产党推进自我革命的重要法宝，是中国共产党“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必要准备。     

朱熹“格物致知”说学理价值评析

朱熹“格物致知”说既是他遭驳难非议之源,也是他集理学大成之所由。“格物致知”说虽然以明善致知为终极追求,但又包含着教人通过学习实践来穷理求真的理性内涵,它是儒家修养论和科学认识论的统一,它重视“道问学”,内蕴着较高的知识价值取向,是朱熹学术立论的基础。     

现代新儒家研究的省察与展望

近年来，现代新儒家的研究在大陆经历了由兴起到发展的过程，并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学术界对现代新儒家的界定、现代新儒家的基本特征、牟宗三的“良知自我坎陷”说等问题展开了讨论，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研究中尚有两个问题有待于澄清：一是对现代新儒家范围的界定分歧太大，二是对现代新儒家新之为新的意义探讨不足。鉴于此，我们认为应当将现代儒者、现代儒家、现代新儒家三个概念区别开来。现代新儒家新之为新的意义主要在于：１．它重新调整了传统儒家内圣外王的义理结构；２．在思维方式上，现代新儒家由传统儒家的“圆而神”的智慧，经消化西方哲学的“方以智”，重新达到新的“圆而神”；３．传统儒家只言心性之学，未明言道德的形上学，现代新儒家则明言之；４．传统儒家没有开出知性之独立系统、现代新儒家则开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