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知县、县令的职能

作为县一级的地方行政首脑,知县、县令的职能涉及一县的军政、民政、行政、财政、司法等多方面,在协调中央与地方关系、稳定地方统治秩序等方面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但是,由于宋代过于强化中央集权,知县、县令位卑责重而权限小,任用制度方面又存在某些弊端,以致地方吏治腐败,民众痛苦加深.     

一语识破偷鸡贼

古时候,有个人到县衙控告邻居偷了他的鸡。县令便把他的左邻右舍传来审讯。 邻居们都低着头跪在案桌前,但谁也不承认偷过鸡。县令胡乱问过几个问题后,说：“你们暂且先回去。”正在众人纷纷站起来要走时,县令突然拍案大喝了一句,偷鸡之人不由自主地颤抖着双腿,屈膝跪在了地上。     

西汉县令长及其行政关系

县从春秋时期开始就一直是我国的地方基层行政机构。在西汉基层行政中,县令长的行政类型可分为县令(长)、侯相和邑(道)长。对于所掌治之县,西汉县令长除受邵国首相的监督之外,有统一完整的权力。而作为基层行政人员,在与所属邵县的关系中,县令长基本处于从属地位;在与所治民众的关系中,其又处于绝对权威的地位。此外,县令长还与当地王侯存在若即若离的君臣关系。     

宋代诗谶的类型划分及心态解析

诗谶作为诗歌阐释方式之一,从它诞生之日起,便对诗歌创作及其阐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宋人对诗谶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不仅为后世留下了大量的诗谶文献,而且将诗谶广泛地运用于诗歌阐释当中,这种现象与宋人特殊的生存方式、思想观念、学术风气以及诗学理念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对宋代笔记诗话中的诗谶文献作细致分析,以多重视角对宋代诗谶进行类型划分,解析其阐释心态,这对研究诗谶与宋代诗歌创作和诗学阐释之间的复杂关系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社会、心理与传统的文化整合——论宋代理学与文学的联结基础

理学与文学各有自身的发展轨迹,但是,在理学发生的宋代,统治者以“崇文抑武”为国策,笼络知识分子,广开科举,大倡尊孔读经,使儒学复兴成为宋代文化繁荣的核心体现。作为宋学核心的理学,其基本精神自然渗透于包括文学在内的意识形态各个领域。而时代性的人文文化氛围和理性思辨精神对宋代文人心理的浸润,进而铸就宋代文学的根本的文化性格。同时,传统儒家思想的表达,无不借助于文学的形式,儒家是先秦诸子中与文学关系最为密切的,因此,作为新儒学形态的宋代理学,在表达方式上也难以割断与传统儒学的联系。     

明清吴中地区的县衙与社会

县衙是传统中国地方行政展开的基础与重要空间,与县政建设及地方民生之关系密不可分.以苏州府为中心的吴中地区,在明清两代中国政治与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这里的州县行政既很成熟,又较复杂.本文以县衙的考察为中心,扼要地分析了其内部建构与外在表征在明清两代的若干变化侧面,进而论述县衙与地方社会的内在关联,以及在当世民众心目中的感觉与评判,并藉此透视州县行政与社会关系的地区差异和时代变迁,从而对帝国后期的州县地位和作用进行重新评判.     

滨海地缘与州县关系：《王宗本玄堂记》所见晚唐海州地域史

东海县作为唐代难得的海岛县,海州作为唐代不多的负海州,在海外交通与地域文化的双重影响下,其州县关系呈现较为特殊的面向。新罗人在海州居住,以及遣唐使船的不时到来,为海外交通之明证;海州地域的鱼盐之利,东海县与海外的贸易,则共同促成海州滨海经济的繁荣。由此也带来州、县之间的利益冲突。《王宗本玄堂记》所记载东海县令王宗本对海州刺史“苛剥不道”的抵抗,就是这种冲突的一个案例。从田横以来一千多年的海州地域勇于反抗的社会心态,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作为田齐后人王宗本的胆魄。当然,海州地域的州县关系并非一直冲突,大部分时间为和平共处阶段。东海县令往往配合海州刺史的动作,海州刺史则常常做出善政的举措。     

宋词中的庭院意象及其文化蕴涵研究

宋词中的庭院意象具有封闭、宁静、幽雅、黯淡等多方面的审美特征,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深深的庭院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审美空间,使文人士大夫能够与社会俗务保持一定的距离,实现了他们诗意化的生存追求,同时,庭院意象也折射出宋代词人保守、内敛的文化心态.庭院意象在宋词中的频繁出现,这与宋代柔弱、保守的时代背景,以及文人士大夫的避祸心理等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庭院能够作为审美对象,也与宋代园林艺术的发展,以及文人士大夫受园林艺术的熏陶有一定的关系.     

李白诗歌在宋代的接受

作为唐代最伟大的诗人,李白生前尽享世人的至高赞誉,而其身后却屡遭贬抑,这与宋代对李白诗歌的接受有直接关系。宋人从多方面对李白诗歌进行了评价,高度赞扬了李白诗歌的艺术成就。但同时,宋人将李白与杜甫进行比较,批评李白诗歌思想内容及其人品。李白诗歌在宋代受到贬抑的主要原因是宋代文人士大夫对诗歌道德负荷作用的过分关注以及受到内敛稳重的文化性格影响。     

市民社会概念的政治哲学解读及其学理价值

从政治哲学视域来看,市民社会是一个具有多重层级的复合性概念:家庭是它的基础性层级,经济交往关系是它的核心性层级,而公共领域则是它的扩展性层级。这一规定对于解决学术界长期存在的对市民社会概念解释的歧义、混乱和矛盾不失为一条崭新的理路,因而具有多方面的学理价值。     

二级制:中国古代地方行政层级的基调

从汉代开始,中国历代中央政府就一直面临着管理幅度过大的问题,对此,中央政府采取的办法是,在中央与最高地方行政层级之间设立派出机构,并极力阻止其向地方行政层级转化。汉唐极力将州、道限定为监察机构,宋代的路始终维持派出机构性质,元明清时期的省则为半地方性质。古代地方行政层级的基调、主调是二级制,而不是三级制。     

法治建设必须高度重视“地方”的问题

葛洪义撰文《法治建设中的"地方"》指出,"地方"在我国法治建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与中央的关系中,它关系到宪法等法律是否可能全面正确地实施,承担着与社会直接接触的任务,也是国家与社会之间互相撞击的触点。唯有通过法治建设,在不同层级的国家机关中合理分配、明晰国家权力,合理划分国家与社会的界限,彻底改变上级可以任意支配下级、国家可以任意设计与规划社会生活的机制,才可能建立一个具有活     

打草惊蛇

成语正解:打的是草,可惊动了藏在草丛里的蛇。比喻做事不密,致使对方有了警觉。成语故事:南唐的时候,有一个县令很贪财,连带他手下大大小小的官吏都明目张胆地責污受贿、敲诈勒索。这个县的老百姓苦不堪言,恨透了这些贪官。朝廷派官员下来巡察地方官员情况时,老百姓联名写了状子,控告县衙里的主薄等人营私舞弊、贪污受贿等不片行为。     

关于宋代新儒家伦理论中“诚”的概念

从先秦儒学到宋代新儒学 ,其思想继承的核心内容基本是围绕伦理理论中人的本性这个问题展开的。特别是孟子的“性善说”以及作为其逻辑根据而提出的天人合一理论 ,成为宋代性理学成立的决定性基础。宋代新儒家在自己的伦理理论体系中努力探求规范法则与自然法则的相关关系。为此 ,他们关注先秦儒家的“诚”概念 ,并把它作为天人相关的媒介进行深入阐述。宋代新儒家们以“诚”为媒介将“性”与“命”相统一 ,从存在论上保证了他们的伦理理论根据。朱熹认为 ,“诚”并不是道德的抽象性 ,而是实在的“理” ,用“诚”来概括天理的必然性。这表示宋代新儒家的伦理理论彻底上升至存在论层次 ,意味着基于不变权威的中世纪道德至上主义的萌芽     

基于整体性治理的政府组织层级关系整合研究

目前,处在压力型体制下的我国政府组织层级之间是一种有着较为森严等级的关系,这种层级关系逐渐演变成了基层政府的政策象征性执行和选择性治理的组织基础和制度环境,导致政策制定与执行的碎片化、功能的碎片化、部门的碎片化以及服务的间断性等,严重影响着整体性政府的构建。为此,有必要对政府组织层级关系进行有机整合,加强政府组织层级间的协同与合作,形塑整体性政府组织层级关系和整体性服务型政府,实现政府组织整体性治理。     

黄庭坚诗歌形式观的再探讨——兼论形式化乐论对其诗学思想的影响

作为江西诗派的中坚,黄庭坚在宋代文学史上占据着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以贬谪黔南为界,黄庭坚诗歌形式观由重视文学之"格律"变为遵奉音乐之"律吕",而其诗美理想亦相应的由"奇崛"之美突进为"老朴"之美。鉴于宋代尚未断绝的音乐文学传统,使得音乐与文学的关系仍十分密切,从音乐以及乐论的整体技术化、形式化的角度去探究黄庭坚形式观的演变及其美学意蕴,对于理解宋代美学、文学思想的变迁具有重大意义。     

严羽之宋诗观论略

诗话是诗歌史的生动记录,《沧浪诗话》作为宋代最有影响的诗话著作,是以宋代诗学为背景与依托的,对宋诗的评点是其诗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沧浪诗话》的宋诗评语入手,通过疏证严羽以文字、才学、议论为诗的著名论断,以及对宋代诗坛上的重要流派江西、四灵、江湖诗派的点评,从而对严羽诗学理论中的宋诗观进行更为深微、立体的剖析与诠释.     

宋代诗社兴盛之政治因素

宋代诗人结社成风,有宋一代,宋代诗社共三百多个,可谓盛矣。这些社团对宋代诗人们的生活创作,以及宋代文学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宋代诗社的兴盛当与宋代右文抑武、科举取士、频繁党争等政治因素都有莫大的关系。     

跨省域生态补偿的政府作为研究

政府在跨省域范围的生态补偿中主要有三种作为模式和三种层级关系,每种模式和关系下的政府职责各不相同.目前我国跨省城生态补偿政府作为存在层级政府之间利益难以协调、政府缺位与错位、缺乏跨省生态补偿的指导和依据以及政府短期行为等问题,应当加快政府行政职能转变,加强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改变政府绩效考核方式,支持生态补偿的基础性研究,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实现补偿多样化.跨省域生态补偿政府作为的未来方向是进行积极有效的宏观调控.     

宋代文学选本中的评点形态及其演进

作为一种自觉的文学批评方式,评点到宋代才正式形成。宋代文学选本中的评点包括符号标识与文字批注两种形态。符号标识经由从抹划到圈点的演进历程,并在实际评点、刊刻过程中形成一套大致统一的符号系统。文字形式的批注在宋代文学选本中普遍存在,但不同选本中文字批注的侧重点各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