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伊斯兰教派门宦组织形态研究

清代由于受中亚苏非主义思想及国外伊斯兰教思潮影响,在我国西北地区产生40余个大小不一、组织程度较高的教派门宦组织,对西北穆斯林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新的教派门宦组织产生初期,不可避免地与早先确立的教派门宦因宗教资源的争夺而产生摩擦,引起穆斯林内部矛盾加剧.清政府采取一系列错误的处理方式,使激化矛盾、社会动荡.经历20世纪50年代宗教改革,伊斯兰教各教派门宦的封建性宗教特权已明显消除,但在一些影响较大的门宦中,门宦仍然对其所属清真寺和教众有不同程度的影响,门宦组织中的从属关系和制约关系依旧存在.     

回回人的“天房”意向：明清时期回回社会朝觐游学初探

明清时期回回社会游学盛行,朝觐游学是明清时期回回社会游学的重要类型之一。本文将详细梳理明清时期回回社会的朝觐游学活动,研究朝觐游学对回回社会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探讨回回人在游学过程中普遍存在的“天房”意向。     

青海伊斯兰教教派和谐相处的教育与管理研究

进入新世纪以来,青海省宗教管理部门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宗教政策和有关法律、法规,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扎实开展"平安寺院"建设及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等活动,全面落实宗教活动场所社会管理工作,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伊斯兰教领域总体上保持了健康、稳定发展,各教派之间、信教群众之间都能和睦相处,团结开寺的主导作用明显,各项工作取得了实效。然而,在青海伊斯兰教界还存在如寺院教育单一化等突出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本文分析了其存在的成因,并提出了一些值得借鉴和参考的意见和建议。     

试析现代伊斯兰主义与中东民族主义的关系

现代伊斯兰主义与中东民族主义具有承接性、共存性,两者并不存在根本的对立。两者具有应对西方挑战,求得中东伊斯兰世界生存的共同方向和根本目的,两者都共同根植于中东特殊的民族多元和文化一元的政治文化环境,只是采取的具体手段和应对的姿态不同罢了。     

人类学的伊斯兰研究与“中国式”问题：路径与趋势

本文主要回溯伊斯兰人类学的发生、发展与变迁，梳理人类学伊斯兰研究的几种传统与路径，特别是晚近以来的主要研究视角与趋势。基于伊斯兰人类学的研究遗产，本文将之用以反思中国穆斯林社群的研究，并讨论中国近现代以来的观念进程如何有助于推动这一宗教人类学论题。     

自杀式恐怖袭击的“泛伊斯兰化”:媒体对事实的建构与影响

媒体在恐怖主义中所发挥的作用一直是学者们所研究的问题之一。当前媒体在报道恐怖袭击——尤其是自杀式恐怖袭击时产生了一种"泛伊斯兰化"的现象,即将自杀式恐怖袭击与伊斯兰、穆斯林直接联系,给公众造成了伊斯兰即为恐怖主义的错误的刻板印象。媒体在报道中,出于自身的利益和立场,倾向于渲染恐怖袭击、扩大恐慌程度同时符号化袭击者。这一切都导致了伊斯兰在形象上与恐怖主义相联系。媒体所发挥的这一作用一般来说是通过三个方面来达到的,即报道对象的选择、报道方式和符号化。     

中国伊斯兰哲学中的人性论与“以儒诠经”

对人性的探讨是哲学研究中的主要论题,明末清初时期的中国穆斯林学者们以伊斯兰教经典为据,参照宋明理学对人性研究的新观点,来阐释伊斯兰教的性命观。中国穆斯林学者把人性划分为“真性”和“禀性”,认为“真性”是人性的本质存在,人性本善,而“禀性”则是导致人为恶的根源;但每个人都可以通过“正身、清心、尽性”的功修之路,成为“人极”。中国穆斯林学者通过“以儒诠经”的方式,完成了伊斯兰哲学的本土化,客观上消除了伊斯兰文化与儒家文化两个文化体系之间的隔阂。     

阿联酋召开“伊斯兰经济与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

2013年5月4～5日，由阿联酋扎耶德大学主办的“伊斯兰经济与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阿联酋扎耶德迪拜校区成功举行。在为期两天的研讨会中，大会围绕“阿拉伯经济与中国”“中阿合作的前景”“中国穆斯林的商贸与商业伦理”“中国穆斯林企业、生产与消费”“伊斯兰民间基金与中国清真寺经济”这五个专题，进行了分组讨论和大会演讲。     

中国化的伊斯兰哲学和伊斯兰化的中国哲学——王岱舆“三一论”宗教哲学探析

王岱舆生活于明末清初 ,是著名的伊斯兰学者。从伊斯兰思想在中国发展的历史过程看 ,他的思想处于由经堂教育向汉文译著转变的历史转折点上。其哲学思想是建立在伊斯兰教教义上的认主学思想 ,其哲学体系以认主学为核心 ,属典型的宗教哲学 ,是苏菲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结果。他采用以儒释回、以儒诠经的方法来构建其哲学体系。从内容及形式上看 ,其哲学思想是中国化的伊斯兰哲学 ,而从民族和政治的角度看 ,又是伊斯兰化的中国哲学 ,与其他的儒、释、道哲学思想一起 ,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以认主学为核心的哲学体系(一 )“真一、…     

“向后看就是向前进”？——索尔仁尼琴与俄国的“分裂教派”传统

不只是“伟大作家”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于2008年8月4日去世了。在20世纪以来的俄国作家,可能还包括20世纪以来的整个俄国知识界,索尔仁尼琴都可以列入影响最大的人物之列。他以作家成名,其《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癌病房》《第一圈》等作品无疑是苏联赫鲁晓夫时代“解冻文学”的代表作,当年他也因此成为苏联作家协会成员。他后来获得的是诺贝尔文学奖,     

中国“东方学”:概念与方法

中国"东方学"及各个分支学科已经有了丰厚的积累,但至今还没有以"东方学"这一综合性的学科概念将各个分支学科统括起来,而且习惯上有"以中代东"的思维倾向。在东方学的学科理论建构中,"东方学"、"东方主义"、"西方主义"、"东方观"及"东方观念"等重要概念应该加以清理和辨析。近年来,由于萨义德的"Orientalism"按字面被直译为"东方主义"或"东方学",造成了相关概念的混乱。"Orientalism"应该译为"东方观"或"东方观念";"东方学"不等于"东方观"或"东方观念",前者属于学术研究史的范畴,后者属于思想史的范畴。"东方学"研究可以采用三种基本方法,一是翻译学的方法;二是比较研究的方法;三是区域整合和体系建构的方法。     

从“法律的统治”到“法律人的统治”——对当下中国法律人观念的反思

通过对法律人观念的分析揭示了其所依赖的前提以及由此导致的论争.首先是法律与人的关系,这一层面展现出的是一种被型构起来的二元对立图景,即法治和人治;其次是法律普遍主义与法律特殊主义之间的对立,在这一层面揭示法律人观念的法律普遍主义前提;最后阐明法律人的观念在根本意义上以中国人的生存秩序观念为前提.如果说中国人的生存秩序观念要建立在政治共同体的意志决断以及蕴涵在生存活动之中的法理基础之上的话,那么当下中国法学自我反思和重构的基本要求就必须重新考虑某些已经被我们遗弃了的东西.因此,重新思考法律、政治与道德之间的关系也必将占据我们思考法律问题的核心.     

关系主义视域中人的本质之“对象性—活动”逻辑与“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

作为人的本质理论的始源性理论根基,本质范畴的历史演进表现为从研究范式的变迁,即从实体主义本质观到关系主义本质观,与此相适应,人的本质观也表现为不同的理论形态。这一演进过程并不意味着能够取消对于“根据”问题的追问,其合理限度仅仅在于表明实体主义本质观的研究范式已经无法满足人类追问“根据”问题的理论需要与现实需要。以“对象性—活动”人学为理论基点,马克思深刻揭露了黑格尔哲学中实体主义本质观所隐藏的“非对象性”这一非关系主义的根源性理论缺陷,并从主体与客体两个理论向度及其实践性的统一上完整地建构了对于人的本质的回答。面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主导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及严重的全球性生存困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不仅深刻彰显了一种新的生存智慧与文明形态,更为世界各国提供了一种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主导的生存方式与发展境界。     

“单位人”研究的反思与进路

自单位研究发轫以来,学界主要基于"体制"、"组织"、"制度"的研究取向,形成了以新传统主义话语、计划—市场转型分析、革命解放叙事为代表的单位研究三大流派。这些流派虽然主要致力于单位制的宏观、中观研究,但也围绕着"单位人"展开了一些初步探讨,形成了"单位人依赖结构"、"个体化的单位人"等相关命题。但这些研究具有明显的片面性和派生性,未能正面触及单位人的生活史和命运史,亦未揭示出个体生命历程与体制、制度复杂的交互作用机制。因此,"单位人"研究急需探寻新的进路。     

民主主义与群众主义之间:中国民众与国家关系的历史回顾与前瞻愿想

当前的学术理论话语,多数要么扎根于西方经典自由民主主义意识形态,要么选择其对立面的经典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包括中国革命的"群众路线"意识形态。本文试图探索综合与超越两者的道路,从历史回顾和前瞻愿想的双维来论析,介于上述二元之间的、或许可以称作"民众参与",不简单是"民主"或"群众",乃是最符合中国历史实际和当今需要的理念、最能够代表中国自身在宪法和党章中设定的"最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崇高治理目标。近四十多年来,国家已经大规模让权于人民,先是赋予农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耕地经营权,而后是通过市场经济赋予(城乡)人民在市场化了的经济中的私有创业、营业权,更是非常广泛地在治理实践中,采纳发包与承包的互动运作模式和激励机制,包括在中央与地方政府,以及国家与社会人民之间的关系。今后国家应该更进一步朝着如此的方向来激发更强大的政府领导+民众积极参与的能量,并借此来更有效地抑制长期以来的官僚主义问题,据此来建立一个独特的政治经济体制方式。     

教育“拼妈”:“家长主义”的盛行与母职再造

当下越演越烈的"教育拼妈"现象,是竞争性教育和"家长主义"泛滥的产物。"教育拼妈"和"父亲缺席"并存,既是"男外女内"性别分工在教育领域的表现,也在对母职及观念意识进行重构,加大了"教育"权重,造成"母职密集化",强化了母职中限制性的一面。但女性并非完全被动地被定义和被形塑,她们在介入教育的同时,重新定义着母职,展现了新母职意识抵抗对主体消解的另一面相。     

普遍性叙事的“东方”悖论:反思与超越

西方世界对于东方国家长期存在偏见，这种偏见在启蒙时代被系统化，形成东方专制主义的论述传统。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论述，承袭了这种偏见，萨米尔·阿明用“纳贡社会”的概念，取代了“亚细亚生产方式”，从而发展出对于人类社会类型的全新论述。伴随着西方社会理论的“国家”和“帝国”转向，“纳贡社会”被转化为“纳贡帝国”，它成为对于人类前现代统治模式的一般概念。伴随着这一转型，西方中心论史学被扬弃，民族国家和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叙述，被更为融合性的“帝国”论述取代，并成为全球史学的核心概念。     

“唯新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

“唯新主义”以其特有的活力在中国近代社会转型中逐渐形成了特定的价值审择标准,而这一标准在五四文学革命中被展现得淋漓尽致,也在文学革命中发挥出了奇迹般的思想范式魔力,并且影响到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方向.究其实质,这一文学观无非是将文学放在进化论的砝码上锱铢必较.必须看到,文学的审美价值并不能按照科学进化论的价值加以审择,削足适履式的将其运用于文学领域,必然造成文学价值评判标准的混乱.回首这一审择,新文学的隐患时断时续.     

毛泽东与鲁迅:“文艺与政治的歧途”

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对鲁迅的理解,是按照"六经注我"的方式,从自己革命家或政治家的价值立场出发而进行的。在毛泽东的视域中,鲁迅并不是周海婴心目中以"立人为本"、"独立思考"、"拿来主义"、"韧性坚守"为基点的启蒙主义者,而是一个具有"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的"党外的布尔什维克"。毛泽东与鲁迅,两者对于中国历史、现状和出路,对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等方面的看法和主张,有着根本性的不同。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的正是鲁迅所谓的"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但毛泽东却充分借重了"鲁迅"这一思想资源,并按照自己的话语方式,对鲁迅及其作品进行了新的阐释,从而掌控了对于鲁迅及其作品的话语权,实现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化对中国现代新文化的主导地位的占领。毛泽东之选择鲁迅,是为了"神道设教"、统一思想的历史需要。无视这一基本的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及存在,把毛、鲁视为一体,认为鲁迅是"通向毛泽东的独木桥",从而对鲁迅恣意拔高或大加挞伐,都是非历史的,更非理性的态度。     

动机的善良与装置的不当——《中国人气质》的正误及其与启蒙和民族主义的关系

《中国人的素质》以西方人的立场与观点,对中国社会与民众身上存在的问题进行剖析与描述。揭示和描述中国国民性弱点的同时,也对积极价值有所阐发。此书的中国观察有正读也有误读,但近现代立志改造中国的知识分子对此书却普遍误读,表现出某种"自我殖民主义"倾向。本文分析了这种倾向产生的原因,并论述了此书与近现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和启蒙主义思潮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