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期土家族女性婚姻自主权的变迁--以湖北恩施州宣恩县J村为例

在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转型中,土家族女性的婚姻自主权发生了巨大变迁：通过自由恋爱选择配偶成为主流模式,且出现了“男高女低”的条件配置;女性主动离婚数量增加;离异或丧偶女性的再婚被接受,且有一定的选择空间;独身现象悄然出现。这些嬗变的出现,是女性主体意识的上升、城市情爱模式的影响和婚姻市场上性别比的失衡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土家族女性婚姻自主权的变迁反映了土家族地区正经历着一场现代化的转型,标志着土家族社会文明的进步,但也应该认识到其中的局限性。     

改土归流前后土家族女性婚姻自主权的抗争与调适

在"以歌定情"的土家族传统社会,女性掌握着婚姻自主权。改土归流后,朝廷流官强行在土家族地区推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制度,女性的婚姻自主权受到严重冲击。但是,土家族女性一方面竭力与封建婚姻制度抗争,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屈从封建婚姻制度。博弈的最终结果是:以接受部分汉族封建婚姻制度为妥协,坚守了土家族女性的部分婚姻自主权。土家族女性在婚姻中的权利意识对当今中国的女权运动具有启迪意义。     

宗族与性别:土家族招婿婚姻的变迁逻辑——以湖北省恩施州A村为例

土家族招婿婚姻在几百年的历史中发生了巨大的变迁,导致其变迁的内在动力是宗族及其支配下的社会性别关系。在改土归流前,以女系血胤和女系财产继承为实质、以从妻居为表现形式的招婿婚姻具有一定的礼俗地位,并在土家族社会普遍发生;改土归流后,男系血胤和男系财产继承成为牢不可破的村落文化规则,招婿婚姻的数量下降,礼俗地位下滑;21世纪以来,婚姻市场上的"男多女少"格局巩固了土家族男女平等的性别文化,宗族认同也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日渐衰落,招婿婚姻重新获得了生存空间并迅速崛起。     

土家族“哭嫁歌”中女性心理及功利色彩探微

“哭嫁歌”是千百年来土家族女性集体智慧创作的结晶,是土家族文化中的奇葩。从出嫁歌的内容看,哭嫁歌除了表现土家族的婚姻史和文化内涵外,还展示了土家族女性心理情感变化轨迹和一定的功利色彩。     

骂媒:土家族女性婚俗谐谑话语原点

"骂媒"是土家族特有的传统婚俗文化现象,是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不满与控诉,主要表现为对"媒人"的谐谑。与既往将"骂媒"混于"哭嫁"之中的大多数土家族传统婚俗文化研究成果不同,"骂媒"是土家族青年女性自我婚姻话语权及话语方式的体现,是土家族传统婚俗建构体系各环节与步骤的原点,更是土家族谐谑强权的民族精神的典型代表。     

中国当代农村流动女性的婚姻模式及影响因素——基于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研究

随着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与打工地所结识的非同乡男性成婚的外出务工流动女性比例越来越高,成为当前中国伴随劳动力流动而产生并迅速扩大的新型婚姻模式.通过使用第三期中国妇女地位调查流动专卷数据,研究农村流出女性的婚姻模式、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当前中国农村外出务工流动女性通婚圈正在迅速扩大,新型婚姻模式已经占一定比例,且新型婚姻与传统婚姻的模式匹配特征显著不同.新型婚姻模式家庭比传统婚姻模式具有更高的教育程度和更好的社会经济条件.教育程度的提高,促进了农村流出女性选择与外乡人成婚模式的比例,具有较好个人条件的农村流动女性更容易选择与外乡人成婚.     

现代化话语与当代土家族彩礼的变化——以埃山村为例

在国家的现代化话语影响下,土家族彩礼在形式与内容上发生了巨大的变迁,表现为:集体化年代以基本生活消耗品为彩礼;20世纪80年代,奢侈品渐入彩礼;20世纪90年代以来,彩礼发生了从实物向现金的转换,且数额一路飙升。与土家族彩礼在内容与形式上发生巨大变化相反,彩礼的文化意义却基本稳定,即:使婚姻契约生效,联络姻亲关系,检验新郎诚意和帮助新郎实现身份转变。现代化话语与土家族彩礼变化的实践深刻启示着国家话语与少数民族民间社会的关系构建。     

哭泣的新娘:土家族哭嫁的女性意义及当代变迁——基于埃山村的实证研究

土家族哭嫁被赋予了丰富的文化功能。在土家族传统社会,哭嫁是女性的一种生存智慧,在祈求幸福婚姻生活、帮助新娘实现身份转换、传递女性婚姻经验和密切人际交往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而得以代代相传。在现代化进程中,土家族女性逐渐解构了哭嫁文化的原初内涵,哭嫁淡出婚仪。     

农村智障女性的婚姻获得与权益缺失 ———对河北省X县两村的田野观察

文章对河北省x县两个农村社区中智障女性的婚姻生活案例进行了分析,揭示了农村智障女性婚姻的特征及存在的问题：男性挤压的农村婚姻市场在为智障女性的婚姻获得创造条件的同时使女性面临着更多性侵害的风险;在家庭主导的婚姻建立中,智障女性失去了婚姻自主权,与配偶难以建立亲密的夫妻关系,情感需求被严重忽视。农村智障女性的婚姻获得并不意味着残疾人婚姻权益的实现和保障,相反,她们的婚姻受到了社会人口结构的深层影响和家庭的强力干预,婚姻获得的背后暗含着女性权益缺失的巨大隐患。     

论土家族情歌婚姻伦理观

湘西土家族情歌,既丰富多彩,又源远流长。它不仅是土家族男女青年追求自由、美好、幸福婚姻的纪录,而且凝聚着土家族劳动人民传统的婚姻道德和伦理观。本文试对土家族情歌所表现出的土家族婚姻道德伦理观作一探讨。 封建婚姻,是以子女听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为道德伦理观;土家族情歌却以男女青年“自由恋爱”为道德伦理论;蔑视封建“包办”婚姻,赞颂“自主”婚姻。     

现行婚姻模式下农村女性老年人的家庭养老困境

随着老龄化的加快,养老越来越成为重要的社会问题,对农村女性老年人而言,受到现行婚姻模式的影响,家庭养老陷入了困境。本文主要从婚姻模式变迁的角度入手,探讨使农村老年妇女家庭养老陷入困境的因素。     

城市大龄未婚女性婚姻问题的社会性别分析

城市大龄未婚女性的婚姻问题成为一种新的社会问题,对经济、社会、人口和家庭产生了重大影响。从社会性别视角出发,分析城市大龄未婚女性面临的婚姻问题,研究婚姻制度和传统婚姻性别模式的特征,运用家庭经济学婚姻市场选择理论探讨城市大龄未婚女性婚姻选择行为,同时将社会性别文化嵌入婚姻选择模型,对基于传统性别文化的女性婚姻选择过程与困境进行分析,得出一些有解释力的结论,并提出缓解女性婚姻压力和提高婚姻质量的对策。     

土家族女神崇拜现象探微

本文运用结构——功能主义的分析方法,详细描述了土家族民间信仰中的女神崇拜现象,分析了土家族民间信仰中女神所发挥的功能,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土家族传统社会中女性地位的变迁。     

我国普遍信仰伊斯兰教民族族际婚姻的变迁

从2000年"五普"到2010的"六普"的10年间,普遍信仰伊斯兰教民族的族际婚姻受到人口数量、人口素质以及人口分布等人口学因素变动的影响,呈现出一些比较明显的变迁趋势。普遍信仰伊斯兰教民族族际婚姻中通婚的异民族数量有所缩减;族际婚姻性别比偏高和偏低共存的趋势不变;普遍信仰伊斯兰教民族族内婚户主仍以男性为主,但族际婚姻提高了女性家庭地位;通婚民族平均数量呈减少趋势;个别普遍信仰伊斯兰教民族与汉族通婚的族际婚姻比例下降。     

湖北苗族的经济,文化特征

湖北苗族与汉族、土家族交错杂居。其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既受湘西、黠乐北苗族的影响,又受当地汉族、土家族的影响。其生育、婚姻、丧葬、祭祀、禁忌等风俗发生了较大变迁,在变迁中有机整合,既保留了湘西、黔东北苗族文化的因子;又吸纳了当地汉族、土家族文化的营养。其文学艺术丰富多彩,既有丰厚的民间文学,又有形式多样的音乐。蹈、戏剧和民族工艺。湖北苗族崇拜自然,祀奉祖先,信奉图腾,并受遭教、佛教、基督教影响。     

论贾平凹90年代以来乡土小说中的家庭伦理叙事

家庭伦理叙事在贾平凹90年代以来的乡土小说中特别突出。他通过家意识的丢弃者、守护者、矛盾者的叙说,呈现出作家对乡土家园蕴意的多样性思考;通过离婚不离家的婚姻模式和传统女性美德的刻划,展现出在现代文明进程中重建乡村婚姻道德意识的努力;通过三代人父辈的生存正义、子辈的浮躁利益至上观、孙辈的我行我素主义,刻划了时代变迁进程中人的道德选择问题及代际间伦理观念的差异。     

试论《聊斋志异》中弱女子的情感特征

文章概括了《聊斋志异》中悲剧性结局的柔弱女子的 4种生存环境 ,一是丧失劳动权 ;二是女性丧失管理权和财产权 ;第 3种情况是在婚姻中没有自主权 ;第 4种状况是女性的心理优势逐渐弱化乃至丧失。     

婚姻自主权检讨

婚姻自主权并非自古有之,它是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人性的解放和人格的独立逐步在世界范围内确立的。我国由于封建社会的历史比较长,婚姻自主权产生较之西方国家为晚。从对我国婚姻自主权发展史的考察中,可以看出婚姻自主权的主要内容是结婚自主权,进而本文证明了婚姻自主权的性质是特别人格权。这为完善婚姻自主权制度的民法保护奠定了基础。     

溪州竹枝词中的女性形象及其文化意义

溪州竹枝词是描写土家族社会生活的风情画卷,具有浓郁的地方生活气息和鲜明的民族特色。这些作品塑造了不少生动的女性形象,其中有勤劳持家的女性形象、有勇敢追求爱情和婚姻的女性形象、有岁时节令中的女性形象,还有信仰禁忌中的女性形象。这些吟咏女性的竹枝词生动地展现了改土归流后溪州土家族地区女性的日常生活,虽是片段式的,却有着很高的历史文化价值和史料价值。     

从婚姻看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性别关系与妇女地位

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男性家长在子女婚姻事务方面起主导作用,女性对于自己的婚姻基本上没有任何权利可言,就连在与之关系密切的嫁妆事宜方面也并不具有真正的自主权。大部分女性并不能像男性一样接受教育,其主要职责是在家庭中扮演好妻子和母亲的角色。虽然夫妻之爱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男主女从仍是夫妻关系的主要模式。总之,与以往时代相比,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人在婚姻中的性别关系仍是以男女两性的主从关系为重要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