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业余红娘”第一人

刘彦淳是一个多才多艺的汉子,他的业余时间抹上的是一层玫瑰色。他把本该用于休闲的时光,用在了未婚男女青年的“玫瑰之约”。在这个甜蜜的事业里,刘彦淳花费了数千元费用,免费为1000多名求婚者寻找心中的另一半。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评宋江的“义”

“在我们看来,超人类社会的道德是没有的”①。“义”作为一种“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②。在封建社会里,农民和地主是两个彼此对立的阶级。因此,就“义”来说,当然也有两种彼此对立的“义”。 农民阶级的“义”,在历史上是进步的。它既是奴隶阶级之“义”的发展,又是本阶级实现革命目标的重要保证。柳下跖说:“出后,义也”③,把在阶级搏斗过程中,不怕牺牲,为掩护同志而自己撤退在后,叫做“义”。《水浒》里的晁盖,提出“竭力同心,共聚大义”,依靠革命农民的“同心”、“共聚”,来实现“大义”。这里的 “大义”,就是造地主阶级的反,革地主…     

德国性工作者的收费机

德国城市波恩日前推出了一项举描，在街头设立新的“接客交税机”，要求性工作者接客时必须购买含税的“接客许可证”。据估计，德国政府每年可通过收费饥取得大约20万欧元的税款。该收费机的外形跟一般停车计时器一样，就安置在市中心附近一个工业区。每天晚上8点到第二天早上6点之间，在那里站街招客的性工作者，每I晚必须缴付5欧元的费用，不管顾客是多是少。     

《文选》序"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之"义"新解

对萧统《文选序》“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理解历史上多有不同。尤其是“义”的内涵问题,一直缺乏明确的解释。其实,这个“义”是中古文献中经常提到的“文义”之“义”,是当时文人重要的学术才能修养,它是玄学所关涉的经典和对这些经典要旨的领会与清谈的一个总称。义的表达手段主要是清谈,而清谈除了有口谈,还有笔谈或是为谈论准备下的文字资料及记录,“义归乎翰藻”之“义”,正是这些文字资料的代表,而非一般性的“意义”或者朱自清所云的典事。     

再谈市长和市场

再谈市长和市场段柄仁一市长要抓市场，本来不应当成为问题，这是市长应尽之责，题中应有之义。市场产生于商品交换，“哪里有社会分工，哪里有商品生产，哪里就有市场。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发展到什么程度，市场就发展到什么程度”（列宁：《论所谓市场问题》）。据恩格斯...     

“初税亩”再认识

春秋时期的社会变革是众所周知的事情,这一变革反映在经济制度上不外乎土地制度与赋税制度的演变。春秋中期鲁国推行“初税亩”,可以说是当时经济制度嬗变的集中体现。因此,“初税亩”既为当时所注重,亦为后世所瞩目。关于“初税亩”的缘由、内涵与性质,史学界在以往曾作过相当深入的研讨,认为实行“初税亩”的缘由主要是籍田制经营方式对统治者来说已无利可图;“初税亩”的主要内涵是改籍为税,履亩征;“初税亩”的性质是封建生产关系的正式确立。对此,近年来已相继有文章提出质疑,认为这种定论似不尽合历史之真实。但是这种质疑多半是在肯定以往对“初税亩”的缘由及内涵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的,尽管富有启迪,于认识“初税亩”的历史真实仍有相当的距离。由此,本文拟对“初税亩”及相关问题作一阐述,并以此求正于方家。     

由“义”词源的演化略探《水浒》的“忠”、“义”

《水浒》中的“忠义”历来是研究者最众说纷纭的问题。从“义”词源的演化过程来考察,“义”作为伦理原则词义则出现了“二律背反”的分化一与“忠”含义相同,“忠义”合缀的偏义复词亦如是;一则成为个体及民间团体的种种江湖之“义”。《水浒》的魅力之所在,显非江湖之义,从而为后世人们所喜闻乐读。     

恨是“消耗”自爱是“补给”

人遇到不开心的事，失意的时候，很多发泄方式其实是“消耗”。 剪发，去掉烦恼丝。 购物，花费一笔钱； 发律师信、打官司，中间人受益。     

陈亮义利观剖析

在南宋贵义贱利的一片噪杂声中,陈亮异军突起、大唱反调,为后世留下了颇具特色的义利学说。学界说到陈亮的义利观,基本上都认定他是主“义利双行”的。笔者对此不敢苟同,愿以本文试陈己见。 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义和利这对范畴包含有两层意义:(一)道德行为和物质利益的关系。这里所谓‘义’,是指道德行为之当然;所谓‘利’,是指物质利益。……(二)动机和效果的关系”①。陈亮所论的义、利概念,也有这两层含义,而尤以后者为主. 陈亮的义利观是适应南宋富国强兵、抗金御侮的需要而产生的,是与理学家尤其是朱熹的义利观尖锐对立的。当时,程朱…     

如果皇帝让您打小报告

我有个信佛的朋友，每次去寺庙烧香都要烧四根，而不是通常的三根，理由是“多烧一根，好让菩萨觉得我特别，格外记得我”。大臣之拜皇帝，那份善祷善颂，怕是绝不亚于信徒之拜菩萨，他们当然也希望皇帝和自己的关系与众稍稍有那么点儿不同，好让自己得到格外多的关照和好处。     

试论韩愈的“道”

一、韩愈“道”的具体内容《原道》是韩愈儒学复兴运动的纲领性文献,他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了佛老相对立的“道”和“道统”说,比较系统地阐明了儒家的仁义道德思想和伦理观念。文章一开头就对“道”的内容作了解释:“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他把孔孟的“仁爱”和墨子的兼爱触为一体,作为“仁”的含义,从而指出,实行以“博爱为基本内容的“仁”,使一切言行符合现实的需要,就是“义”;“义”是“仁”的具体表现,由这种“仁”与“义”再进一步修行,就是“道”。一本正经的强调仁义道     

宋代“过税”减免制度

宋代的“过税”,指对运输过程中货物所征之税,大概“每千钱算二十”,即百分之二的税率.而减免过税的对象,主要包括官员随行及寄运之物,流民携带之物,以及五谷、耕牛、农具等.其中对于官员、流民之物的减免过税,前者属于特权,后者则是在水旱、战乱等灾难背景下实施的,具有赈灾性质.至于五谷,涉及面广、情况复杂,北宋时期主要是对局部区域的免过税,南宋时期主要是为了制止地方违法征税而免税.对耕牛、农具的过税减免,则具有恢复地方生产之用意.     

知识经济:新世纪的标志

知识经济：新世纪的标志熊映梧“知识经济”的概念迅速传播，并得到众多人士的认同，成了经济学乃至整个学界议论的热门话题。当然，在热热闹闹造声势之后，更需要冷静的科学研究。在这个时候，《求是学刊》开辟“知识经济探讨”专栏，是很有意义的。本文算作一块引玉之砖...     

论对传统义利观的本体性否定

本文作者以平等而分立的否定主义哲学为基础 ,强调了“生存世界”与“存在世界”的区别 ,对中西方传统的“义利”相克和相混的关系理论提出了批判。文章立足于中国当代市场经济及其问题所构成的现实 ,提出了“义利分立” ,“法规之义与心灵依托之义分立”的观点 ,并对心灵依托之义的当代实现途径做了充分阐释     

析“……出多门”

最近几年，在政出多门的基础上，又派生出了“费”出多门，“罚”出多门，“摊”出多门，“证”出多门，“类”出多门……令人眼花燎乱。“政”出多门少数地方一些部fi和机关，受地方保护主义和部fi保护主义的影响，缺乏全局观点，不顾中央的三令五申，擅自出台一些政策、规定，来保护地方利益和部门利益，有的甚至为一己私利，去干损害大局利益的事，造成党的大政方针在执行中变形走样，既定的目标不能达到，任务不能完成，给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乃至人民群众的利益都受到了不应有的损失。“岁’出多门近几年来各种各样的费多起来，有的费却…     

於越名称居地和越国疆域变迁考

於越,也称于越、大越、内越,是百越的一支。最早的首领叫无余,《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说:“无余始受封,人民山居,虽有鸟田之利,租贡才给宗庙祭祀之费。乃复随陆陵而耕种,或逐禽鹿而给食。无余质朴,不设宫室之饰,从民所居”。经过若干年代后,才“稍有君臣之义”①。传至允常时逐渐强大,开始称王,并与句吴交兵。允常死,勾践立,公元前494年为吴王夫差所败,与吴构和,勾践入吴为质。返越后,重用文种、范蠡,实行社会改革。经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     

汉语词义对词汇演变的推动作用

社会的发展,信息的传递是语言发展变化的动力。语音、词汇、语法构成语言三大要素,社会生活中的概念用一定的语音形式,按一定的语法规则组合起来传递进行。三要素中词汇的演变为最复杂。而词汇又由内容与形式两方面组成,“义”、“音”的统一体即词。对汉语来说还牵涉符号——字。词亦即字,字义是内容,字音是形式,字体本身是符号。清代学者王念孙说:“训诂之旨,本乎声音。故有声同字异(同音词——笔者),声近义同(同源词),或类聚群分,实已同条共贯。”它即给我们透露了三者关系是复杂的。清代乾嘉另一位大师段玉裁在《广雅疏证序》中指出:“小学有形、有音、有义、三者互相求,举一可得其二。有古形、有今形;有古音,有今音;有古义,有今义。四者互相求,举一可得其五。圣人之治字,有义而后有音,有音而后有形。学者之考字,因     

美国家庭的“四无”新趋势

“无性生育”大行其道所谓“无性生育”，指的是在没有男女性行为（当然也没育结婚）前提下的生儿育女。目前在美国，时兴这种奇特的“无性生育”者以30─40岁的中年单身职业妇女居多，据悉在最近10年中，主动作出此选择者已激增了3倍之多。一项不完全的统计因而，运会为止至少     

从《易经》到《红楼梦》

从《易经》到《红楼梦》周汝昌中华民族的文化思想中，包涵着一个“三才”思想观念。它反映在《易·说卦二》，其文云；“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日阴与阳；立地之道，日柔与刚；立人之道，日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     

《诗》《佹诗》荀·屈两赋的渊源试探

《诗》有“二南”吟及江汉(《汉广》、《甘棠》、《江有汜》)南冠羁客可奏楚音,而郑庄《大隧》之赋,孔子去鲁诸歌,何莫非南声之变?盖“赋者铺也,不歌而诵”,它崛立于楚地,与“诗”并称,并非“六义”的附庸(班孟坚的说法有问题)。良以春秋时各朝聘,士大夫多赋诗言志,所谓“不学诗无以言”,否则有辱君命,但是这“言”的根本,并非只是“风雅”,《三百篇》外,还有“(?)辞”(类似谜语)用以表达自己的意旨,测验对方的智力,“(?)辞”也有底本唤作“隐书”,不熟悉它,回答问题便对不上号。特别是到了战国,荀卿称之为“佹诗”(佹音Kuā,读如诡,盖以诡异激切之辞,言天下不治之意者也),据说是作给楚国的当政者春申君黄歇看的,以此得为楚之兰陵令(兰陵,地当为今之山东省苍山县兰陵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