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知识分子报道的商业主义倾向

本文分析了在传媒商业主义导向下,媒体在报道知识分子新闻时,遵循商业主义导向下的新闻价值框架和叙事框架,追求报道内容的＂可售性＂,将知识分子作为＂名人＂报道是对知识分子的轻慢,知识分子新闻被当作＂媒介事件＂来炒作等等,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媒体对知识分子群体报道的偏差,从而遮蔽了知识分子的真实形象。     

传媒知识分子报道的商业主义倾向

本文分析了在传媒商业主义导向下,媒体在报道知识分子新闻时,遵循商业主义导向下的新闻价值框架和叙事框架,追求报道内容的"可售性",将知识分子作为"名人"报道是对知识分子的轻慢,知识分子新闻被当作"媒介事件"来炒作等等,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媒体对知识分子群体报道的偏差,从而遮蔽了知识分子的真实形象.     

王粲“为两公子楼护”质疑——王粲和曹丕、曹植关系论

关于王粲与曹丕、曹植关系,学界多囿于旧论,认为王粲＂为两公子楼护＂,婉娈于曹氏两兄弟之间,与二人分别保持相等的距离,且同时受到他们的尊爱。但从曹丕、曹植对建安诸子的排位,王粲与二人的诗文交往情况及曹氏两兄弟悼念王粲的方式三个方面进行考察辨析,则显示出王粲实际上是亲曹植,疏曹丕。     

走出知识分子的神话——40年代与90年代小说中知识分子形象的一种考察

“文人无行”是一个持续古今的文学主题,到了20世纪则愈加明显。审视五四以来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在知识分子题材的作品中,我们会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几乎少有正面知识分子的光辉形象,而大多是不光彩的形象,是被讽刺、被挖苦、被调侃的对象。考察这些知识分子形象,40年代和90年代是两个重要的时段,具有对应性的特征。文学中的知识分子形象与生活中的知识分子出现了明显的“错位”,与作家自我形象也显出了极大的反差,个中原因,值得探寻。     

论赵德发小说的乡村知识分子形象

乡村知识分子一直是新时期以来小说创作及精英知识分子关注的盲点.赵德发从一个写作者的知识分子立场,呈现了这一特殊群体的生活真实和精神场域的真实.他从文化与人生方面关注乡村知识分子的存在方式,书写他们的身份挣扎,书写他们带着隐痛与坚韧的生存困顿.他能通过乡村知识分子虽卑微却又执着存在着的良知、美德和坚韧,使作品中潜藏着人生飞升的希望.     

王粲赋论

<正> 曹丕说:“仲宣独自善于辞赋。”(《与吴质书》)在建安七子中推崇王粲的辞赋。刘勰说:“仲宣靡密,发篇必遒……亦魏晋之赋首也。”(《文心雕龙·诠赋》)把王粲列为魏晋八家赋的第一家。王粲在赋史上的成就和地位,得到历代文人学者的重视与肯定,是有道理的。王粲是建安时代辞赋发展转折阶段的第一位赋家,他的赋全面展现了情感在作品中的地位,显示了从汉大赋向抒情小赋发展的崭新风貌。王粲生活的汉末建安时代,是一个充满苦难     

革命坐标框定下的知识分子形象塑造——以十七年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叙事为例

知识分子的形象塑造,亦即知识分子的自我认识、自我反省与自我想象。然而作者不仅与其笔下人物息息相通,犹与其置身的社会历史休戚相关,撕掳不开。故此,十七年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塑造,并不是任其心造的幻影,其三类知识分子形象,都不可避免地烙有彼一时代的"革命"胎记。     

王粲位次与魏晋南北朝文论的审美自觉

在古代文学史及研究论著中，王粲被认为是建安七子之首。但在魏晋南北朝时代，王粲并非总列第一。曹丕、曹植、刘勰、钟嵘四位最有代表性的论者，对于王粲的排位就并不一致。这反映了论者的深层心理与品评标准的不同，由此可以洞察魏晋南北朝文论向文本转化的审美自觉的评论态势。     

王弼的籍贯问题

<正> 近年来有的著作认为著名玄学家王弼是今河南省焦作市人,这是不对的。据《三国志·魏书·钟会传》云:“会弱冠与山阳王弼并知名。”此山阳乃指山阳郡,属于兖州而非河南。考王弼乃王粲之侄孙。《魏书·王粲传》“王粲字仲宣,山阳高平人也。”王粲年四十一卒,他的两个儿子被杀,无后,以族兄王凯之子王业嗣。故《魏氏春秋》云:“文帝既诛粲二子,以业嗣。”(《三国志·魏书·钟会传》注引)王业就是王弼的父亲。王粲的祖父王畅,曾祖父王龚均山阳高平人,《后汉书》并有传。王龚,顺帝时为太尉,王畅,灵帝时为司空,故《王粲传》谓“曾祖父龚,祖父畅,皆为汉三公。父谦为大将军何进长史。”其世系如下:     

《七哀》、《三良》:王粲人生的诗意言说

《三良》、《七哀》深契王粲感伤性格,是王粲人生的诗意言说。王粲人生的光点在于前期悲壮的悯世与 有为追求;后期效命曹氏,惶奔仕途,建安理想渐渐淡化,他对文学侍臣的处境虽有自觉的认识,并因此而痛苦,但 更多的是对这种生存环境的无奈和认同。《三良》、《七哀》表达了一种难以言说的极深极痛的悲哀情绪。     

"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角色定位和形象抒写

“五四”时期,知识分子肩负着启蒙与救亡的双重任务,在思想先驱与革命战士的角色选择上,他们大多将角色定位在“人的解放”与“文的解放”上,试图走出一条经由“立人”而“立国”的道路,“自觉”与“浪漫”可以称之为这一时期知识分子角色的两大基本特征,对应于此,文学作品中的知识分子心灵世界也经历一个由高亢到苦闷到孤独的阵痛过程。     

王粲生平、创作中两个问题的考辨

王粲生平、创作中两个问题的考辨王怀让王粲是文学史上建安时期的一个重要作家，被刘勰称之为＂七子之冠冕＂。他的《七哀诗》和《登楼赋》是文学史上久为传诵，很有影响的名篇。关于王粲离长安去荆州的时间和《七哀诗》第一首的创作时间问题，是王粲生平和创作中的两件大...     

20世纪80年代以来王粲研究述评

20世纪以来王粲研究以1980年为分界线,在此之前,仅有少量单篇论文问世.其后,王粲研究逐渐走向成熟,在生平、诗文系年、思想、文学等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研究成果,形成了较为全面的研究体系.但目前王粲研究仍存在领域较窄和研究对象过于集中的问题,研究者多关注王粲较具代表性的诗赋作品及入邺后的政治活动和交游,对其荆州活动、入邺后应制篇章、学术思想等则关注较少,同时也缺乏贯通性研究.     

“冀王道之一平兮,假高衢而骋力”——从《登楼赋》试论王粲

<正> 《登楼赋》是王粲的代表作。它不仅开魏晋抒情短赋之先,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同时也较集中地反映了王粲的政治思想,特别是赋中所抒发的“冀王道之一平兮,假高衢而骋力”,可以说是王粲政治思想的集中概括。     

论《大闪蝶·尤金尼亚》中知识分子的身份焦虑

英国当代作家A.S.拜厄特在《大闪蝶·尤金尼亚》中探索的主要内容是知识分子的身份焦虑问题。知识分子的身份焦虑由经济焦虑、社会地位焦虑和理想焦虑三个方面构成。经济焦虑是知识分子身份焦虑的基础,表达出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知识分子阶层经济物质层面的生活特征;社会地位焦虑是知识分子身份焦虑的核心,反映出英国知识分子阶层社会文化层面的真实面貌;而理想焦虑是知识分子身份焦虑的关键,透视出英国知识分子阶层游离于现实与理想两个世界之间的尴尬的生存状态。     

朝鲜现代文学中的上海

朝鲜现代文学中出现的中国城市有上海、北京等大中城市,其中上海是当时亚洲最大的城市,许多朝鲜青年知识分子和文人来到上海,上海在朝鲜现代文学中成为出现次数最多的中国城市。现从形象学的角度,对上海这座城市的虚像与套话以及城市形象语境特点加以阐诉,通过对上海的优越性和阴暗面的描述,体现朝鲜知识分子对现代化进程的认识。     

论寻根文学以来知识分子形象的精神流变

寻根文学以来的知识分子形象,其形象类别、精神流变与价值取向经历了由单一到分化丰富的过程。这个时期初创作者在需要启蒙的时代带着强烈的责任感赋予知识分子形象高尚纯洁的伟大精神人格,给当时以伤痕和控诉为主调的文坛带来坚定的风气。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期,随着商品经济大潮的涌起和经济理念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逐步呈现出精神的断裂和政治、理想的失落状态。20世纪90年代以后,除了对“形而下”的关注加剧外,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也表现出对现实的超越性和理性精神,其精神价值日益呈现出与现实生活相对应的多样性与丰富性。     

时代背景下的知识分子形象探因——以王朔笔下的知识分子形象为例

王朔的作品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深入人心,并且在当时成为一种＂王朔现象＂,这其中有着一定的原因。王朔对传统知识分子光辉形象的颠覆与反叛所引起的争议足以供人们津津乐道一段时间,在吸引普通读者眼球的同时足以让另一些学者花费大量时间与精力进行玩味。然而,王朔对知识分子形象的颠覆有着既定的因素。其中既不乏自身独特的经历,又有时代的烙印,它们并不是相互对立的,而是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的。     

现代知识者形象的“物质生存焦虑”

现代小说中有大量反映知识分子受到经济生存贫困威胁题材的作品。知识分子形象在其中一方面发出对社会“堕落”的诅咒,一方面也表现出明显的病态的心理症状。他们或是有“迫害狂”的表现,或是有敌视一切的病态心理。究其社会心理原因,是现代知识分子对社会现代转型产生严重不适,进而导致“物质生存焦虑”。     

王粲赋论

建安时代不仅是一个文人五言诗成熟与繁荣的时代,而且也是一个抒情小赋成熟与繁荣的时代。当时的赋家,以曹植、曹丕、王粲、徐干最负盛名,留存至今的作品也最多,大抵都是抒情咏物小赋。四人中,王粲作赋较早,成名较早,对曹丕、曹植的小赋创作有直接影响。曹丕《与吴质书》说“仲宣独自善于辞赋”,又在《典论·论文》里推赏他的《初征赋》、《登楼赋》、《槐赋》、《征思赋》等作“虽张(衡)、蔡(邕)不过也”;刘勰《文心雕龙·才略》说王粲的诗赋为“七子之冠冕”,在《诠赋》中,又将他列为“魏晋之赋首”的八家之首:从这些与王粲同时及稍后的著名文论家的评论中,不难看出王粲在当时赋坛所具有的特出地位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