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学到文化--詹姆逊的文化批评之路探寻

詹姆逊从"马克思主义阐释学"出发,反对俄国形式主义一脉所谓"纯文学"批评;批评对象从文学文本日益拓展到广义的文化文本,最终走向了文化批评.在文化批评日益兴起的背景下,詹姆逊从文学到文化的批评之路为众多纯文学研究者转向文化批评提供了一个直接的范例.     

变迁中的"大众文化",方法论的"文化理论",在场的"文化批评"

一、大众文化 在中国,严格意义上的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的出现是近几年的事.尽管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也有过所谓"文化热"之类的现象,但这并不能称之为文化研究或文化批评.申明这一点是十分必要的.自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大众文化在中国社会迅速勃兴,成为世纪之交中国文化最为清晰的"变更线".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正与这一大众文化的兴起密切相关.     

詹姆逊文化批评理论中的“历史意识“及其对建设中国文化诗学的意义

詹姆逊的文化批评理论对中国文化批评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只有深入研究其理论中的"历史意识"才能够深入理解他的理论,从而更好地发展我们自己的文化批评以及文艺理论。论文从"对理论及作品的历史化"、"历史与现在"、"历史与文本"三个方面对詹姆逊文化批评理论中的历史意识进行了分析,并探讨其在我国文化诗学的建设中所具有的意义。     

论网络电视批评对文化公民的塑造

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事业呼唤合格的文化公民,而网络电视批评对塑造文化公民有着重要作用。网络电视批评能强化公民以"文化"为维度进行的自我身份认同,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公民的媒介素养、激发公民的文化自觉。网络电视批评将"文化化人"理念践行于日常文化生活中,增强了文化的活力和凝聚力,值得充分重视。     

批评策略和文化深层动因互动关系的研究

该文阐释了批评策略和文化深层动因之间的互动关系.集体主义文化和个体主义文化是孕育东西方文化差异的"母体";个体独立性则是东西方文化趋异的"发动机".个体独立性不仅是东西方两大文化集团的分水岭,也是东西方文化对于不同阶段不同对象施以不同批评策略的文化支撑.     

试论罗斯金的文化观

认为罗斯金"从艺术批评转向社会批评"的说法失之于简单化,不利于从整体上把握他的文化观.无论是罗斯金发表的艺术批评还是社会批评,其实都受到他总体文化观的统辖.罗斯金的文化观与他所处的时代以及他因此生发的焦虑有关.19世纪的英国,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迅速转型,以形形色色的"分离"为特征的异化在现代化进程中愈演愈烈,这是让罗斯金深感焦虑的根本原因.焦虑的背后是他对人类社会的整体性与和谐性的向往,而这种焦虑和向往既体现于他的艺术批评,也体现于他的社会批评,并且促成了两者的高度融合.他跟卡莱尔、阿诺德一样,把批评的矛头对准了由工业革命牵引的、以机械式进步为内涵的文化现象--更确切地说,是"反文化"现象.对于现代文明的焦虑使"文化"这一概念的内涵得以扩充与发展,这里面有着罗斯金不可磨灭的贡献.     

多元文化中的《我爱比尔》解读

<我爱比尔>是王安忆九十年代的小说,此前对这本小说的解读多局限在女性主义批评的视角,而忽略了它的文化批评.引入后殖民批评的一些范式,认为在九十年代东西文化冲突的特殊背景下,小说是一场文化战争的巨大隐喻,通过对主人公放弃本国传统进入西方社会这条道路的否定,王安忆倡导的是对本国传统文化的珍视,以及现代多元文化并存中的"和而不同"原则.     

试论文化批评与文学批评的关系

文化研究可分为广义与狭义两种。前者以一切文化现象为对象;后者亦即文化批评则主要把文化研究的方法与旨趣引入文学研究,是文学研究的一个范式,与它相对的不是文学研究而是审美研究。事实上,文化批评恰恰极大地得益于文学批评"内部研究"中发展起来的语言学、符号学与叙述学这些被认为是"文学的本体批评"的分析工具与分析方法。文化批评与形式主义或审美研究的真正差别在于它们解读文本的方式、目的、旨趣不同,文化批评的目的主要是揭示文本的意识形态以及文本所隐藏的文化一权力关系。     

文化批评:当代文化研究的一种视野——兼论诺斯洛普·弗莱与F.R.利维斯的文化批评观

文化批评作为文化研究的一个方面,既是对文学研究的发展,也是对文化研究的开拓。文化批评主要表现在文学的语境观和彰显文学的人文性和价值等方面。文化批评先驱诺斯洛普.弗莱和F.R.利维斯的批评思想都集中体现了这些主张。在经典文学以及文学教育方面,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提出了在文化语境中观照文学、理解经典文学的作用并在大学教育中发挥文学的人文性等观点,推动了文化批评在当代文化研究中的发展。     

谈“鸳鸯蝴蝶”派及其文化命运

本文论述了"鸳鸯蝴蝶"派的发生发展概貌,以及新文学倡导者对其批评,考察这一曾在文学史产生过较大影响的小说流派的历史、文化、命运,并对现代文学的批评心态问题提出疑问.     

启蒙：反思民族传统文化——认识鲁迅的文化评论

鲁迅杂文的主体是文化评论和时事评论。文化评论的思想成就远高于时事评论,因为鲁迅是文化思想家。鲁迅文化评论核心价值,是启蒙,是反思民族传统文化。鲁迅的文化评论集中探索三个重大的命题：一、倡导民族自省精神和反思意识;二、探索和揭露中国封建传统文化的本质和失败的根源;三、探索和揭露国民劣根性。鲁迅文化评论是鲁迅对我们民族的不朽精神奉献。     

文学批评与文化研究

文化研究的崛起标志着文学批评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文化研究源于60年代的英国,盛行于20世纪90年代。以阿尔都塞为代表,强调主观意识的能动性,反对简单的经济决定论,但他对于文化结构-也就是结构对于主体的决定性的强调多少压抑了主体的反抗意义。葛兰西的理论则不像阿尔都塞那样,把意识形态和人类的主观意图同实践截然分开,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克服了“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的对立。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结构作了更为深入的分析。相对于以往的文学批评,文化研究出现了一些显而易见的转移。文化研究重视的是大众文化-特别是一些大众传播媒介的文化生产。对一坟流文化所排斥的种种边缘文化和亚文化,文化研究也表现了特殊的兴趣。当然,文化研究对于大众文化的青睐,不会影响文学经典仍然充当文化研究中的主要话题,而且,即使在文化研究的名义下,文学批评仍然要坚持文本和形式的研究。总之,文化研究的出现表明,人们不再将文学想象为一个高贵的天堂,同时也表明,文学仍然可能产生巨大的感召力。     

文化学的文化批评模式探讨

文化批评并不仅限于文化批判。文化学的文化批评着眼于人类文化,坚持文化主义的理论立场,是与政治诗学的文化批评不同的一种文化批评模式。探讨文化学文化批评的批评立场、问题域、批评特征等问题,有助于澄清对文化批评的模糊认识。     

批评家：文化批评与文学批评

文化批评与文学批评的结合，是批评家关注的焦点。然而，中国当下的文化批评已经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变异，在这种状况下，必须认识到文学批评和文化批评的差异。中国的文化研究在1990年代的兴起具有本土文化语境与西方理论影响两个方面的原因，但是其中本土现实的挑战是更为根本的。     

批评需要文化想象--对当代文学批评的一点思考

本文从艺术想象与文化想象、文学的价值向度与文化想象、文学批评与文化想象等关系域,提出并阐释了文学批评需要文化想象的理论命题.文中认为文化想象是全球化语境下,以文化为资源的社会性想象,不同于一般的艺术想象;在现时态的文学中,想象的多元以及由此而生的价值向度的歧义,呼唤着有意义的文学批评;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从来就包含着科学的文化想象,当代文学批评要与批评的对象相适应,不仅要对文学中的文化想象予以臧否评价,而且它应当以积极的文化想象为前提去批评,更多地给人以理想和憧憬、给人以信仰和形而上的支持,从而不失其批评的职责.     

符号文字发展轨迹探微－－杨家湾遗址与半坡遗址符号文字之比较

大溪文化杨家湾遗址中发现了 170余种符号文字 ,这些符号文字上与半坡遗址发现的一些符号文字有相同和相异处 ,下与甲骨文时代的文字和其他符号也有相同与相异之处 ,将三者分别进行比较 ,可发现符号文字在新石器时代中演变发展的几个阶段 ,即符号文字的笔画走过了“直笔———方折笔画———圆弧曲笔”三个大的历程。     

马克思、恩格斯悲剧观的文化批判精神及其当代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的悲剧观所蕴含的文化批判精神指向一切既有的和将要生成的事物,它最主要的批判维度有三：一、指向尚未生成的可能性的疆域;二、指向现有的造物（包括自然存在物和人的造物）的自在性和异己性;三、指向主体自身,进行理论和实践的自我批判和自我觉醒。由此马克思、恩格斯的悲剧观从悲剧与政治、经济、历史的多重内在建构关系中来阐明悲剧的本质,建构自己的社会批判理论,通过揭示人的存在具有自相矛盾、二律背反的悖论性质,显现社会发展的另一种可能性空间,从外在的价值批判转向历史的自我批判,实现对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思想文化的批判与超越。     

论近代中国社会的文化矛盾 ——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分析

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推行和西方殖民主义的扩张是近代中国文化矛盾最直接的社会根源。近代中国经济和政治上的落后状况是近代中国文化矛盾最基本的社会根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决定了中国近代的文化矛盾主要是源自本土的传统文化与来自西方的现代文化之间的矛盾,具体表现为文化模式的型变、文化资源的匮乏、文化内涵的混积、文化心理的冲突和文化方向的偏差。在应对近代文化矛盾中出现了固守传统的保守主义文化批判、中体西用的改良主义文化批判、全盘西化的激进主义文化批判、主张革命的资本主义文化批判。近代中国国情决定了只有坚持革命立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才是从根本上克服近代中国文化矛盾和实现中国文化革新的现实出路。     

论法兰克福学派的媒介批判和文化批判

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流亡美国期间,对美国当时的大众文化和大众传媒进行了无情鞭挞,从而开启了大众文化批判研究的先河。以"媒介、文化和社会"为论域,法兰克福学派在媒介和文化两方面的批判性观点,对于处于重要社会转型阶段的当代中国,依然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它时刻提醒人们,必须理性应对市场经济时代的媒介和文化。     

法兰克福学派与中国大众文化

面对 2 0世纪 90年代以来迅猛发展的大众文化 ,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忧虑重重。法兰克福学派便为他们提供了批判的武器。但由于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理论本身的诸多缺陷及其与中国具体语境的错位 ,盲目地追随只能是破坏大于建设 ,有碍于中国大众文化的健康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