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视野中之晚清"西学中源"与"中体西用"文化观

"西学中源"说和"中体西用"论是盛行于晚清思想界两种影响较大的中西文化观。这两种文化观产生的背景、处理中西文化关系的方式方法、思想特色、客观历史作用等方面存在一致性的地方,同时也有不同之处,通过比较分析,可以进一步深化对这两种文化观的认识。     

晚清借债筑路活动的再认识

晚清借债筑路是一种开放性的思维。借债筑路活动是洋务求强活动的继续。借债筑路是清政府在国家处于半独立情况下的利用外资活动,在一无资金,二无人才和技术的情况下,依靠外国进行铁路建设,要保持完整的利权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借债筑路活动成效显著,初步筑成了中国国家铁路网络,促使了中国交通的近代化。借债筑路的主要方面应该给予肯定。     

论洋务派的“西学中源”文化观

“西学中源”是洋务派独特的文化观之一。本文对这一文化观的形成及其对洋务运动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指出它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向中国近代文化转变过程中必然表现出来的一种思想文化,它在促进洋务运动的同时,又大大延缓了中国近代化的步伐     

晚清士大夫佛教述要

以龚自珍、谭嗣同和杨文会为代表的士大夫佛教是晚清三大社会思潮之一。龚自珍首先张扬晚清“批判佛教”理性 ,而谭嗣同则第一次试图调和儒、佛和西学 ,杨仁山开始把天台宗和净土宗思想柔和在一起 ,创办佛教文化教育事业 ,出版经书 ,培养佛教僧俗人才 ,成为“民国学术佛教之祖”。     

论晚清传统士大夫对西方的认识及其外交主张——以刘锡鸿为例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面临千古未有之变局,西方思潮与中国传统治国思潮发生剧烈碰撞。在当时清政府内忧外患的情况下,除少数先进中国人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外,包括清朝首任驻德公使刘锡鸿在内的大多数晚清士大夫仍未能对西方有正确的认识。本文从对西方人性的认识、对西方侵略性质的认识和对西方国家政体的认识三个方面对刘锡鸿出使欧洲前的西方理念进行考察,并进一步分析其外交主张。     

晚清时期“不平等条约”概念的提出及其认识

中外条约关系是中国近代的一个基本问题,不平等条约是这一关系的主体。清政府对其不平等性质的认识,经历了从"势"至"理",即从"被其迫胁"到"向不公平"和"夺我自主之权"的逐步体察过程。早期维新派对其不平等性质有某种程度的了解,戊戌维新派的认识更加深切,立宪派作了一定的理论分析,最先明确提出"不平等条约"概念,这一首创具有重要意义。革命派在同一时期也提出了这一概念,并运用国际法理论作了深入分析,指出列强通过条约"制限"中国主权的"不平等之事实",更深刻地揭示了这一基本问题的现象和本质,达到较高的理论水平。这一认识轨迹,呈现了应对列强侵华的相应观念产生发展的思想路径,其中包括国家主权观念的形成过程。     

晚清社会风尚及其变化

晚清社会风尚发生了从"淳厚"到"浇漓"、从"扬"到"洋"再到"新"的变迁.究其原因,一方面它是历代中晚期因商品经济发展、人们僭礼逾制现象的继续;另一方面则是近代以来西方文化影响的结果.晚清社会风尚的变化新旧杂陈,带有明显的阶段性和不平衡性,凸显出地域差异和社会群体差异.晚清社会风尚的变化只是近代社会风尚变化的一个起点,它没有因改朝换代的结束而结束,而是随民国以后社会风尚的变迁而继续发展,在它的影响下,社会风貌不断趋新.     

公共空间与晚清散文新文体

作为公共空间的晚清报刊是晚清散文的重要渊薮,对晚清散文新文体的形成起到了促进作 用。晚清报刊聚合了知识分子类群,为他们的思想表达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化条件,造就了数量可观的报人 散文家队伍。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晚清主流散文因而具有了新的特质,主要表现为选材上对时务的关注、立 意上的世界视角和对西方现代自由精神的接受、语言表达上的平易求新等。晚清论说体散文在整体上亦存 在思想偏至的倾向,与审美散文有一定距离。     

晚清官僚民族主义简论

晚清官僚民族主义(1840～1895)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最初形态,其主导力量是少数洋务派官员及其幕僚,也包括沿海开放城市少数知识分子。官僚民族主义的基本特征表现在:对外而言,是少数先知先觉的官僚士大夫中国主权意识的觉醒和在外交领域对中国主权的维护,在文化方面则是坚持中华文明优越论,以此来维护民族尊严;对内而言,即是全方位开展自强运动,以增强经济军事实力抵御帝国主义的侵略威胁。它与19世纪拉美、欧洲和亚洲各种民族主义运动都有所不同,这种独特性也决定了此后中国的民族主义一直有别于世界其他地区的民族主义。     

关于晚清“新文体”的“恶评”问题及其他

作为整个晚清时期散文创作主流的“新文体” ,因与长期在文坛上占据正统地位的“桐城派”散文的尖锐对立、且有取而代之的力量和趋势 ,在其发展的各阶段中 ,必然招致了它的对立面人物的种种诋诬、攻击 ,即所谓的“恶评”。问题的深刻性还在于 :对“新文体”予以各种“恶评”的 ,大都为晚清思想文化界的有代表性的重要人物 ,而且由于他们的政治立场和思想文化倾向各不相同 ,着眼点多有区别 ,因此这些“恶评”的思想文化内涵也就是显得格外的丰富和复杂。     

晚清女子演说与“新女界”建构的身份认同

1905年对美争约风潮中的女子演说运动,加入了建构晚清女性的性别群体新认同的进程之中:应时事而起的晚清女性演说运动,其语言学习和挪用了其时的政论修辞及概念,女性通过演说议政,建构了自我的国民身份;借抵御外侮的运动,女性以演说为结成团体的动员,以国民团体一员的身份加入新的公共社会之中。由此,晚清女性构建了其家族亲缘外的新的身份认同:议政的女国民团体之一员。追溯女性以演说形式发声的因由,可发现晚清新学中的女学堂教育提供了条件:女学以演说训练为其教育体系的重要部分之一,设计了完整的演说课程以及提供校园作为训练空间。此时的女子演说走出闺门的限度到校园、讲堂、私宅的封闭空间内面对同性呼告为止,为五四后辈们走上街头的呼告做了准备。不过,通过文字、图像史料发现,隔绝异性的活动使男性只能臆想女子演说的情貌,女性相对于男性更多情善感的刻板印象,也因此加入对新女界面貌的建构之中。     

《格致古微》与晚清“西学中源”说

:近代中国面临的是一个千古不遇的变局 ,西学在西方势力的裹挟之下 ,猛烈冲击中学。“西学中源”说曾是国人认识和处理中西文化关系的有力学说 ,《格致古微》作为晚清“西学中源”说的集大成者 ,其内容及论证都既继承前人又有发展创新。本文以《格致古微》为中心 ,力图通过对晚清“西学中源”说的流变、特征、功能的切实考察 ,并以此与“中体西用”作比照分析 ,从而寻绎出近代中国文化进步及社会进化迟缓的原因之所在     

晚清救国探索和传教士强国之策的西学译介

以翻译引进西学,在西学中求得救国之策、强国之法,改变中国受外侮的命运。晚清社会现实决定了西学翻译与强国探索之间的关系。将西学、翻译和救国三者联系起来,分析华人救国之路的探索和传教士强国之策的译介在晚清三个历史阶段的不同历程、特点和相互关系,探讨强国探索影响下的传教士西学翻译的特点,提出翻译研究和历史研究应结合起来,尤其关注特定历史转折期中翻译所具有的特性以及翻译与历史的互动。     

晚清官员再教育思潮论略

晚清社会形成了一股对官员进行再教育的思潮。对官员素质现状的不满是思潮倡导者们的基本考量,此外,还有人认为对官员进行再教育是开民智、挽救民族危机、对外交涉甚至是抵制变法的具体需要。晚清官员再教育思潮提出的最主要的教育形式有学堂教育、出洋游历与衙署学习。教育内容在清末新政前是中学、西学并重,而新政后则以西学为主。这股思潮虽然无法摆脱传统思想的影响,认识不到官员素质不高的根源,但仍然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     

试论晚清传统士大夫的乡村社会治理理念--以刘锡鸿为例

鸦片战争以后 ,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 ,大多数的晚清传统士大夫仍希望能够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寻找治国救国的良方。本文以刘锡鸿为例 ,从养民在官、息争讼与节刑律、讲礼教三个方面对其乡村社会治理理念进行分析。     

张之洞与晚清“新学”

在晚清新旧学更替的历史进程中 ,张之洞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人们通常认为张的立场是“先新后旧” ,但深入剖析张氏由旧趋新的学术思想历程和他学术思想的内在联系 ,则不难发现他于“新学”的一贯原则始终未变 ,尽管由于时势的变化其侧重点有所不同。他在新学制的创设和推行过程中的作用是不容低估的     

晚清桐城派嬗变的文化轨迹

桐城派作为一个影响深远的文学派别,其发展变化不仅仅与文学有关,还与社会思潮、学术、教育等具体文化因素有着密切联系。桐城派学人在近代文化转型的过程中,并非一味保守,无所作为,他们在具体文化的各个领域也曾一度得领时代之先,但由于其自身的文化局限,晚清桐城派不可避免地渐趋保守,并成为新文化运动批判的直接对象。     

晚清今文经学的嬗变

晚清今文经学的嬗变是与晚清政治环境、社会变迁息息相关的。其嬗变的过程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常州学派的崛起,标志着今文经学复兴的开始;经过龚自珍、魏源等的再造,今文经学与现实政治密切结合;通过皮锡瑞、廖平等的努力,今文经学得以继续拓展和兴盛;康有为托古改制,今文经学从异彩走向异端,失去了维护封建统治制度的本来意义。     

外资与晚清工业化

19世纪60年代,在内忧外患的强烈刺激之下,清廷中央和地方的有识之士,自上而下地发动和领导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自强运动,即洋务运动,试图通过向西方学习,增强国力,以达到维护和巩固清王朝统治的目的。在洋务运动期间,洋务派先后以"求强"求富"为目标,创办了一批军用、民用企业,掀起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工业化的浪潮。     

晚清山东的旱灾

晚清衰世,人们抵御旱灾的能力严重萎缩,久旱不雨,山东即出现严重灾荒。晚清山东旱灾频仍严重,光绪初年的特大旱灾尤甚,究其原因,固然有自然因素,但社会因素无疑是主要的。尽管有新兴的民间力量协助,但日渐式微的晚清政府无力根本改变山东旱灾频发严重的局面。旱灾导致晚清山东生态环境破坏、作物收成减少、人口大量损失、社会矛盾激化,大大削弱了清王朝的承受力和统治力,也预示和加速了晚清王朝的覆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