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农村社会治理中加强卸任村干部教育与管理问题研究

卸任村干部常指因各种原因不再担任村(居委会)"两委"班子职务的农村干部。现实生活中,卸任村干部的负面作用不容忽视。而要解决这一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中的重大现实问题,需要切实加强和改进对卸任村干部的教育管理,加大监管力度,并积极创造条件,实行激励政策,发挥好他们在农村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     

我国村干部队伍建设及其对策研究

目前我国村干部队伍的整体素质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集中体现在年龄偏大、文化水平偏低、政治思想素质和实际工作能力有待进一步加强、村干部选举中存在着一定的贿选现象及村干部腐败问题较为突出等六个方面.在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影响我国村干部队伍建设的因素有很多,归纳起来也体现在六个方面:经济待遇明显偏低、村级债务风险增大、选拔渠道过窄、法律制度建设滞后和缺失、宗族势力的影响增强和管理机制不完善等.加强村干部队伍建设,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破解的重大课题,对此可采取五项应对策略:建立和完善选拔机制、培训机制、激励机制、管理机制以及债务风险化解机制.     

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建设:困境与新思路——以湖南省为例

由于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各地区农村社会经济水平有较大差异,决定了中国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必需采用多层次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不同地区的试验理论与实践经验证明,构建统一的"国民社会养老保险帐户"作为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改革与发展的新模式是现实可行的选择。     

新农村建设中的村干部队伍及工作状况调查与思考——以宁波市为例

通过对宁波市“两市两区”5镇50个自然村地问卷调查和分析,发现宁波市行政村干部年龄结构不合理、文化程度偏低,村干部工作的主要内容变化较大,对村干部需要强化激励,对村干部的考核不仅要严格与量化,更要科学合理。同时,要注意村后备干部的培养,建立和完善对村干部工作的长效监督机制。     

村民本位观：村级社会管理理念创新——基于湖南省的调查和研究

正确的社会管理理念是社会管理创新的先导,是确保社会管理创新实效性和持续性的重要基础。为了加强和创新村级社会管理理念,运用实地研究法中的观察法与访问法,通过对湖南省村级社会管理理念的深入调查和分析,提出了以村民本位观引领村级社会管理理念创新的思想,以拓展村级社会管理理念的研究思路,丰富适合中国国情的村级社会管理理论,从而更好地指导村级社会管理实践。     

村干部能力建设问题研究——以天津市西区为例

村干部身处农村基层一线,是中国共产党和国家路线、方针、政策在农村的最终贯彻者和执行者.在全面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大背景下,村干部的素质高低、能力强弱,直接影响着中国共产党政策的实施,直接关系着农村的繁荣稳定和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以天津市西区为例,发现农村改革发展的新任务对村干部推动科学发展、维护农村稳定、转变领导方式、推进民主政治等方面有很多新要求,在分析存在问题的基础上,从完善选拔任用、教育培养、民主管理、考核监督和激励保障等五个方面提出了意见和建议,力求构建起一套科学的、完善的、符合现代人力资源管理规律的、切合村干部队伍实际的能力建设机制.     

村干部职业化制度下的“半职业化”实践——基于鄂东W村村干部职业化制度建设的实践特点分析

不同于资源禀赋较好的东部发达地区农村,村干部职业化是体制与社会基础自然匹配的过程,在资源条件欠发达的中西部农村,村干部职业化呈现出体制与社会基础不匹配的状态,“半职业化”的特点突出,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村干部在形式上初具“官僚化”的运作逻辑,二是该逻辑具有不彻底性,难以持续标准化运作。村干部“半职业化”特点是由多重历史及现实原因形塑的,是地方政府处于政治紧约束、资源紧约束压力下的无奈变通之举,这会带来传统乡村治理体系趋于瓦解、基层治理经济成本上升及基层治理效果下降等系列后果,应当予以警惕。统一的基层治理体系现代化标准在接触地方实践时应当有一个结合地方具体实践进行转换的过程,具体来讲,地方应结合分化差异较大的实践,构建制度标准与制度实践基础相匹配的治理模式,如此才能更有效地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     

村民自治下的村级社会管理的路径选择——以霍山县落儿岭村为例

农村社会管理从传统社会到转型期社会,其管理主体、性质和功能都发生了变化;农村基层管理体制改革后,村民自治使村级组织不再是政权组织,而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以霍山县落儿岭村为例分析得出,农村社会管理有两方面途径:一个是切实贯彻村民自治制度,强化农村正式组织印村党委和村委会的管理;另一个是发展农村社会组织,发挥农村社会组织即村民自治对农村社会管理的作用.一个强有力的农村正式组织需要从几个方面建立,即发展村级经济重塑农村正式组织的权威,村级社会管理需要精英治理,村级社会管理需要制度化.     

对新农村建设中村干部腐败问题的思考——以泉州市洛江区为例

从洛江区村干部腐败案查处情况及其呈现特点入手,分析了腐败产生的一般和特殊层面的根源,提出了治理村干部腐败的思路:(1)加强制度建设,真正做到依法行政;(2)加强司法的建设,增大对腐败的惩处力度,提高腐败的风险系数;(3)加强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和执政党的行政文化建设;(4)加强对干部的教育培训;(5)加强权力的社会监督;(6)完善社会保障系统。     

村干部领导能力的观察与思考——以温州地区村干部为例

村干部领导能力直接关系到农村的改革、发展和稳定,关系到党在农村执政地位的巩固。大多数村干部勇于开拓进取,能在农村建设中发挥领导核心和骨干作用,带领农民群众致富奔小康,得到群众拥护,但也有部分村干部求稳求和、碌碌无为,甚至蛮横无理、不务正业,不能发挥领导核心作用。村干部的领导能力与学历、经验以及知识积累等自身素质紧密相关,同时也离不开岗位培训和继续教育。多数村干部的工作积极性会随着工作年限的增加而递减。村财力、干部管理制度等环境影响村干部领导能力的发挥。需要畅通村干部选拔渠道,严把干部进口关,从起点上保证干部质量;设计有利于村干部持续有效发挥领导能力的松紧适度的制度,用制度管理村干部,为村干部营造良好的工作空间;贴近村干部需求加强后续培训,创新培训方式方法,提高村干部领导能力;健全劳有所获、退有所养的岗位保障机制,消除村干部后顾之忧,激发村干部努力工作的内在动力。     

村干部挪用型犯罪司法惩处的乱与治——以H省为例

基于某省2008—2012年247件村干部挪用征地补偿款犯罪案件的分析表明:村干部主体身份和挪用款项的复杂性,导致挪用公款罪与挪用资金罪界定模糊;被挪用款项主要用于自己或他人购买股票、收取高息、购买房屋、做生意等,挪用人与用款人多为直系亲属且用款人被追诉的极少。村干部挪用型犯罪的司法惩处乱象主要表现为公共事务与村集体事务管理之间界定模糊、征地补偿款是公款还是资金界定混乱、量刑畸轻而且罪刑倒挂、控辩审三方对案件定性分歧大。应基于管理职能界定村干部是否具国家工作人员身份,基于被挪用款项性质界定犯罪性质,以犯罪数额为主要依据予以恰当量刑。     

乡村治理创新中的地方政府——以浙江省J市“村干部创业承诺制”为例

源于上世纪90年代J市的村干部创业承诺制,是一项农民创造、地方政府推动的乡村治理制度创新。地方政府在该制度创新中扮演了探索者、支持者、推广者、制度供给者的角色。地方政府之所以在村民自治背景下主动推动乡村治理制度的创新,主要是由国家宏观政策环境的变迁、乡村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现行压力型政府体制的约束与激励机制等因素决定的。在j≥村治理创新中,地方政府应当理性地确定自己的行为边界,主动地推动村民的有序参与。     

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村干部角色及“无为之治”——以赣东D镇乡村为例

在对已有研究成果批判性借鉴的基础上,通过深入的实地调研,文章对村干部角色提炼出一个新的分析范式——"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它不仅是对当下村干部角色更为客观、具体的表述,而且还可更精准地分析多数村干部的心理动机和行为选择。他们大多工于心计、处事圆滑,善于在政府和农民面前不断变换脸谱,更善于利用职务之便和体制漏洞实现自身的利益。由于角色尴尬和素质所限,村干部难以有效地施展拳脚;工作叫苦叫累,但又希望能够连任;有"聪明"的头脑,却又实施"无为之治"。个中缘由,乃在于其"精致"的面具背后,隐含着"利己"的目的。这种现象的长期存在,是乡村社会走向"善治"过程中亟需破解的难题。     

中坚农民：城镇化背景下中西部农村地区村干部接班人——以湖北宜昌T镇为例

基于典型案例解剖,探析中西部地区村干部接班人的类型及他们的经济社会特征。研究发现,中西部人口流出农村地区,仍有一部分“中坚农民”成为村干部的有效接班人。通过分析当下村干部的主体及其接班人——“中坚农民”产生的经济社会基础及其经济社会属性指出“中坚农民”能够坚守在村庄、愿意作为村庄公共事务的“当家人”的原因,从而为国家和地方政府了解中西部农村地区村干部接班人的现状、制定相关的政策措施,提供第一手资料。     

城乡结合部治理中社会协同保障机制研究——以湖南省湘潭市城乡结合部为例

运用实地研究法中的问卷法、观察法与访问法,对湖南省湘潭市城乡结合部治理中社会协同保障机制的现状进行了深入调查和分析,指出城乡结合部治理中社会协同保障机制缺乏长效性、能动性、衔接性等问题,分析存在这些问题的原因,并从人、财、物、技术、信息、组织、制度等方面提出改善城乡结合部治理中社会协同保障机制的对策建议。     

当前农村社会稳定问题探讨--以湖南省张家界市为例

以湖南张家界市农村为背景,分析了乡村债务、农民负担、农村财务以及治安、土地、移民安置等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剖析了农村不稳定因素的根源及危害性,并提出了从源头和根本上维护农村大局稳定、切实解决农村实际问题、依法行政、夯实乡村基层组织的根基等对策措施.     

民族地区社会管理创新途径探析——以恩施自治州犯罪问题为例

恩施民族地区正在从传统走向现代、从封闭走向开放、从野蛮走向文明,其刑事犯罪由此呈现出很多新的趋势和特点。加强和创新恩施地区社会管理,对预防和减少犯罪,促进社会和谐,实现各民族发展繁荣,具有战略和全局意义。     

走向协同治理:社会治理的内涵解析及其创新前景——以“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为论域

基于社会治理内涵的解析,分析指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战略布局可采取政府和公办社会组织主导、各种社会组织共同参与的格局,策略选择上应注重党和政府的引导策略与地区策略,以及社会组织的参与策略。现阶段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具体模式可以采用协同治理模式,强调政府主导下的社会组织参与。     

从农村社会发展看60多年来村级治理状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来,我国农民、农村、农业发展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村级治理也在新中国成立后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从历史翻身后的理性复归到传统延续发展后的农村社会治理模式的渐变,到当今和谐社会下的新农村建设,代表了党和政府对农村政策发展思想模式渐变及不断深入转化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