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理论与实在的关系

以牛顿力学为核心的近代自然科学研究的哲学基础预设了经典理论与实在之间的镜像关系.这种关系蕴含了两个基本假设:其一,科学理论的可靠性与实在性假设;其二,科学方法与科学仪器的有效性与客观性假设.这种观点曾受到马赫、彭加勒和迪昂等人的质疑,却得到了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原子主义的支持.相对论力学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关系.量子力学的产生对此提出的挑战是颠覆性的和空前的.量子理论是依赖于测量条件的理论,它与实在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整体性的模拟关系.模拟的过程是主客观统一的不断相互作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理论不再是对实在的直接描述,而是在特定的模型框架内谈论实在或理解实在.谈论实在是在特定条件下对实在的认知内容的表达,对实在机理的间接模拟,不是对实在本身的直接断言,也不是对实在行为变化的镜像表达.这种观点不需要我们放弃长期以来形成的科学有可能使我们认识实在的直觉与追求,而是承认,科学认知过程中存在的辩护等修辞因素也是对科学真理的探索、辩明与阐释.这是一种介于僵化的经典实在论与多元的相对主义视野之间的一种中间领域的语境认识论.     

狄尔泰的“社会-历史实在”理论刍议

狄尔泰一生努力的目标就是为包括历史学在内的“精神科学”奠定方法论基础。他早期的研究致力于从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区分的角度来实现这一目标。文德尔班的诘难使得狄尔泰改变了研究路径,转而从揭示“精神科学”研究对象的独特性角度,为精神科学寻找方法论基础。因此,对“社会-历史实在”的探讨,构成了狄尔泰最后将“历史解释学”确立为精神科学基本方法的重要环节。与此同时,狄尔泰关于“社会-历史实在”的理论也呈现了其解释学不同于其他形态的解释学的基本特征。     

论科学实在

科学实在是科学客观性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基础.科学实在包括本体实在和理论实在.本体实在即科学研究的对象之所是或外观之所本,理论实在是在具体的科学理论中出现的实在概念之所指.     

论科学实在与技术实在

科学实在是指经由科学家的科学研究活动而在科学理论中所描绘出的实在,它在形式上具有物质性和可感知性特点;在内容上具有复制性和建构性特征。而技术实在,一是指经由人的技术活动而创造出来的具有实物形态的技术产品,此被称之为一级技术实在,具有实用性和创造性特征;二是指通过人的技术活动呈现出来的非实物形态的信息与环境,此被称之为二级技术实在,具有再现性和对象性特征。科学实在与技术实在是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两个不同的概念。如果说关于科学实在的理解是当代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争论的主要焦点之一,那么对于技术实在的理解则应该是技术哲学中技术实在论与反实在论必须关注的问题,因此对科学实在和技术实在问题的关注开辟了科学哲学与技术哲学之研究的交汇领域。     

科学语境中的实在层次及其转化

在人类的知识中,科学是公认的对自然现象的描述、解释和预言的最好方式。为了解释显现于我们经验之中的现象,现代科学继承了古老哲学中现象与实在二分的运思方式。基于实在概念的三个层次或含义的划分,我们就能够清楚看到,科学理论中基于经验实在而悬设的理论实在同时也是对经验的超越,是人类力图在思维中把握本体实在的尝试。随着科学的进步,这种理论实在会得到不断修正和完善而逐渐趋近本体实在,从而使“物自体”从不知变为可知。     

试论技术实在

技术实在通过两种形式表现出来:一种是由技术创造的实物形态的实在,即人工产品,是科学实在的物化形式;另一种是由技术创造的功能意义的实在,虚拟实在是此类实在的代表。技术实在的内涵通过三个层次展开:展现、显现、呈现。     

超验实在主义与经济学理论的“发现”——经验实在主义与超验实在主义在经济学中的应用比较

经济理论不仅要体现事物之间的功能关系,更是要揭示事物之间发生的作用机理,何以存在这种机理的因果关系;显然,这种因果关系的解释是难以依靠经验实在主义加以归纳的,因为它有两个致命缺陷:一是运用经验范畴来界定整个世界的"认识的谬误",二是把人们经历或者给予人们可能的体验视为最核心的特征。相反,超验实在主义强调,不仅要关注的不是事件本身,而是注重去辨明和解释那些左右着或促发经验现象的结构和机理、力量和趋势;并且,它借助于溯因推理或外展推理来从"表面现象"来探究"更深层的"因果联系。正因如此,超验实证主义更适合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理论研究。     

语言与实在

一　　历史地看 ,语言与实在关系的讨论 ,可以追溯到先秦的名实之辨。先秦哲学的总结者荀子 ,已将名实关系的讨论具体化为“制名以指实”的理论 ,所谓“指实” ,意即以“名”指称或表示实在。从指实的维度看 ,名实之辨首先涉及名 (语词、名称等 )与具体对象 (物 )的关系 ,在二者之中 ,名以物为指向 ,其意义亦来自物 ,荀子以前的《管子·白心》已指出了这一点 :“上圣之上 ,口无虚习也 ,手无虚指也 ,物至而命之耳。”“以其形 ,因为之名 ,此因之术也。名者 ,圣人之所以纪万物也。”[1] 因物而命 ,以名指物 ,名与物之间呈现的是一种对应的关系…     

虚拟实在与客观实在

由于信息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产生了一门崭新的技术──虚拟实在技术。虚拟实在技术导致产生了一个崭新的世界──虚拟世界。就目前已经实现或部分实现的方面而言,已有虚拟驾驶、虚拟企业、虚拟银行、虚拟办公、虚拟旅游、虚拟情爱、虚拟友谊、虚拟医疗、虚拟购物、虚拟游戏、虚拟图书馆、虚拟团体、虚拟社区、甚至虚拟国家等。那么,从哲学上说,“虚拟世界”是真实的世界,还是虚假的世界?虚拟实在与客观实在是什么关系?虚拟实在具有什么样的认识功能?显然,对信息时代提出的这些深层次的哲学问题作出理论上的回应,是以实践性和开…     

理论上探索，实践中发展——谈马克思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

马克思的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来源于俄国民粹派的"村社社会主义"思想,认为俄国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直接进入社会主义."跨越"设想在理论上存在着一些矛盾,在同俄国、中国革命相结合的实践中不断扬弃矛盾,从而得到发展与完善.苏联的"一国社会主义理论"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都是"跨越"思想在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国家的具体表现形式.从理论到实践、从"设想"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者对社会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的认识不断走向成熟和深化.     

论服务型政府的价值基础与理论基础

服务型政府是一种新型政府模式 ,它崭新的服务理念还未获得普遍认可。服务型政府将民主、正义和效率作为其存在的价值基石 ,而民主行政理论、治理理论和后现代理论则构成服务型政府的理论基础     

人文教育的历史与历史中的人文教育

历史上,大学人文教育受东西方文化的影响,一方面形成并保留了各具特色的教育传统,男一方面随着社会变革又加以发展、丰富且赋予了新的内涵,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视域下人文教育的特征对当代中国人文教育的重建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主要体现为:以历史的眼光,把握人文教育的根本;以开放的眼光,吸收世界人文教育的精华;以战略的眼光,重塑未来人文教育的形象。     

思想政治理论课实施案例教学的思考

本文结合教学实践,就思想政治理论课实施案别教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以及要求加以思考。     

历史·历史学·历史哲学--李大钊对历史学几个相关概念的马克思主义诠释

对历史学的几个相关概念进行的马克思主义诠释 ,是李大钊创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重要方面。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 ,李大钊对历史、历史学、历史哲学等概念进行了科学的诠释 ,为建立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体系做了基础性的工作。通过研究李大钊对有关历史学概念的诠释 ,能够为进一步系统地研究李大钊的史学理论体系 ,提供认知的前提。     

多民族文学史观与多民族当代文学史建构

从多民族文学史观到多民族当代文学史建构,需要做好的基础性工作是:厘清少数民族当代作家的身份问题与多民族文学史观念关系,与多民族文学史写作策略关系,与多民族文学史价值评价标准关系。     

历史与生命的长歌--论李瑛20世纪90年代的诗歌创作

1990年代以来,李瑛在诗学观念、创作主题和情感基调等方面出现了迥异于过去40年的创作转向,这种转向形成其1990年代诗歌创作的基本倾向对自我生命与时代的反省、对民族精神的探寻、对宇宙自然的思考,诗中体现出一种理性精神、历史感和现实情怀,在现实主义的艺术底色里,更广泛地运用了一些现代主义的写作技巧.本文通过比照李瑛过去40年的诗歌而对其1990年代的诗歌进行了一些诗学探讨.     

现代性叙事与被叙述的历史--对于20世纪文学史建设的思考

现代性话语在以现代化为标志的社会转型期形成了以往历史叙事的基本格局。但中国加入现代化进程的后来者身份 ,使文学叙事与对这种叙事的历史讲述之间 ,出现了种种由现代性思维难以涵盖和解释的历史缝隙与驳杂之处。重新梳理历史的要义不仅在于丰富 2 0世纪文学史 ,更在于体现一种相对于现代性叙事 ,由他者角度形成的理论视野     

西方新文化史的兴起与走向

新文化史是 2 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当代西方史学理论和历史编纂中一个最主要的发展趋势 ,它取代了经济—社会史而成为历史研究的主流。新文化史在形成过程中 ,主要吸收了三个方面的理论和方法———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和法国年鉴派史学、后现代文化批评和历史叙述主义、文化人类学。这三个方面的共同作用 ,决定和影响了当今新文化史研究的基本形式与走向。     

文学史的理性与实践

在中国文学史写作的进程中,探寻文学史自身的话语和问题非常重要。中国文学史家自觉将世界文化交流意识融入了文学史写作,高等教育的体制和思想方法也直接影响了文学史的叙述。２０世纪中国文学史写作虽已成为过去,但文学史的理性与实践有着永恒意义。文学多功能的认识和教育素质的文学培养,及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更加密切的联系,都将为文学史未来写作提供新思路、多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