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与民族之间：近代边疆社会转型中民族商人政治参与的地方性轨迹——以滇西北为例

文章以滇西北地区白、纳西、藏、回等民族商人在近代西南边疆社会转型重构过程中的活动为研究主线,对近代民族商人参与地方政治生活的演进关系进行了梳理和提炼。民族商人群体作为近代边疆社会重构过程中的重要参与群体,无论是以抗争求存还是以商谋权为表征,在地方政治生活的积极参与过程中,对近代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变迁转型都产生了特殊的冲击和影响,充分折射出他们身上具有边疆性与民族性融合交错的时代风貌。     

族际商贸交流与近代西南边疆民族的经济生活——以滇西北为中心

本文以白、纳西、藏、傈僳、普米、怒、独龙等多个民族世居的滇西北地区为研究中心,试图展现民族间商贸活动与近代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生活变迁间的具体联系,并在此基础上揭示出族际经济互动是促进近代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区域经济生活转型的内在动力和重要基础。     

民族聚居区乡村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研究——基于对浙南遂昌三仁畲乡的实际考察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经济的发展关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以及社会的安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农业经济持续增长的着力点和切入点,对解决民族地区乡村农业供给结构性矛盾,促进民族地区乡村农业一二三产业融合,推进农业现代化、特色化、产业化发展,提高人民群众生活质量和水平发挥着重要作用。关注民族地区乡村农业发展问题,有利于促进民族地区农业可持续发展,缩小地区差异,实现各民族和谐共生。以浙南畲族乡村为例,通过分析畲族乡村农业发展现存问题,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视角,以期为畲乡或其他民族聚居区农业发展提供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城乡关系变动与乡村工业变迁——以近代天津与高阳织布业的发展为例

近代以来,传统社会中的城乡关系在工业化过程中逐渐演化为一种新型关系。乡村在以农业资源支持城市发展的同时,城市也在以不同的方式促成了乡村的变迁。高阳织布业依靠天津提供的技术和棉纱,实现了“技术革命”和“原料革命”,依靠天津提供的市场与金融服务构建起产销体系,而得以兴盛和发展。这表明良性互动的城乡关系以及城乡间产业结构的重塑是乡村工业变迁的动力所在。从城乡关系变动的角度思考近代乡村工业的变迁,探索其内在逻辑,对当今乡村工业化和城镇化建设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民国时期乡村手工业转型的扩散效应——以山东潍县为个案

民国时期,潍县乡村手工业的近代转型主要表现为技术创新和市场发育.它不仅引起手工业内部结构的变迁,而且使整个潍县城乡社会经济发生重要变化,如传统农家经济结构的变迁、商业性农业的发展、各种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行业的兴盛、城乡集市贸易的发展、以规模生产和大宗集散手工产品为特征的手工业型市镇的勃兴.     

近代民商与边疆地区的民族经济开发--以广西少数民族农家经济变迁为释例

以广西少数民族农家经济的变迁为视角,探寻近代民商及其工商活动与广西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关系及其影响.这不仅将有助于我们深刻把握广西作为一个经济后发展区域,近代以来其经济变迁的历史特点及变迁动力,对于今天的西部大开发特别是民族地区招商引资、扶贫开发和市场经济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商人组织与近代西南民族地区城镇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广西为释例

从历史学的角度对近代以来广西城镇以同乡会和商会为主体商人组织的发展数量、规模及其对城镇市场经济发展的作用进行了初步探讨,以透视其在广西近代城镇社会经济变迁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影响。     

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至甲午战前中国农产商品化的特点

封建社会末期,中国农业生产的商品化已经有着缓慢的发展。但是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以后,中国农业生产的商品化发生了什么变化,有什么特点,带给中国农民什么后果以及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有什么影响,这是当前中国近代经济史的教学和研究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滇西北各民族宗教的相互影响及其启示

滇西北是举世瞩目的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都非常富集的一个区域,该区域有“三江并流”、“丽江古城”等世界自然和文化遗产,也是“藏彝走廊”和“茶马古道”的重要区域.多元化的宗教信仰是滇西北各民族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通过翔实的资料,论述了滇西北各民族宗教及其相互影响,诸如整合多种宗教因素而形成新宗教、跨族宗教信仰、各民族圣境灵地的共同信仰、不同民族之间的活佛转世等.提出当下面对宗教的变迁,应该借鉴历史经验,促进滇西北各民族宗教关系的可持续和谐发展.     

绍兴商人与绍兴旅沪同乡会

同乡组织是一定地域范围内的同籍人士在客居地自发设立的一种社会组织,以会馆、公所为活动空间的同乡组织始于明初为旅外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服务的试馆。明中叶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人或以商人为主体的会馆、公所开始大量涌现,并持续发展,从而形成多个地域性商人群体即所谓商帮。20世纪初,这些同乡组织无论是形式,还是组织制度、活动内容和功能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近代变迁,这也是商帮近代化的反映。本文想对学术界研究不多的绍兴旅沪同乡组织的近代变迁作一考察,以揭示同乡组织近代演变的一般趋势。绍兴地区位于杭州湾侧,包…     

多元文化传播与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商品经济成长--以明清时期的滇西北地区为例

在商品经济欠发展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族际多元文化传播与区域文化结构上多元性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即是对外交流的一种重要方式,也成为商品经济孕育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本文以滇西北多民族交错聚居区为例,试图展现明清时期族际多元文化传播与滇西北少数民族聚居区商品经济发展的具体互动历程,并在此基础上探析促动培育多民族聚居区商品经济发展的内在特殊性.     

民族地区农业振兴的实践困境与经验启示——基于西藏B村的考察

民族地区乡村产业振兴问题一直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和难点。推进民族地区乡村产业发展,农业是根本。本文遵循经验研究路径,以西藏B村为个案,运用田野调查的方法,将该村的农业发展现状和效益以及农业在乡村产业意义上的内容和特点进行概括,认为B村的农业实践困境有二：一是缺乏对现代农业和社会化农业的认识;二是内生性发展和外部市场乏力,制约了产业发展。基于此,本文从内生性发展角度,力图通过发展设施农业、实现社会化农业、盘活乡村内外资源、培育乡村内生性力量、拓宽就业渠道等方面来化解当前西藏乡村振兴战略和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中的困境。     

集中连片民族特困地区的农业商品化实证研究

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是新时代国家扶贫开发与区域发展的主战场,全国14片连片特困地区,民族地区就占有11片,这些地区经济发展落后,基础设施薄弱,是我国"十二五"期间重点扶贫对象。在这些地区,农业是主要的生产方式,因此,这类地区的贫困程度就可以用农业的商品化来判断。由于影响农业商品化的各个因素之间关系复杂,影响程度也各有大小,笔者对影响集中连片民族特困地区农业商品化发展的各个因子作了定量分析,并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方法分析了各因子对这些地区农业商品化的影响程度,进而归纳出这类地区农业商品化发展的模式。     

小城镇的成长与民族地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湖北省来凤县百福司镇的个案研究

本文以田野调查资料为基础,以百福司镇为个案,全面分析民族地区小城镇的成长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作者认为,小城镇的成长过程实际上是民族地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少数民族社会文化变迁的过程.要实现民族地区城乡一体化,必须用新的思路,加强小城镇建设,促进其结构功能的整体升级.     

以绿色发展引领乡村振兴——民族山区绿色农业产业链的形成机理与演进路径

坚持绿色兴农,构建绿色农业产业链是民族山区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通过剖析绿色农业产业链的基本特点与组织特征,从制度变迁和比较利益增加视角阐述了民族山区绿色农业产业链的形成机理。在此基础上,从降低交易成本、缓释信息不对称、增强技术供给等方面提出民族山区绿色农业产业链发展对策,以期以绿色发展引领民族山区乡村振兴。     

国家、民间权威、族群:清代民族边缘地区乡村社会的权力关系——以鄂西南土家族地区为中心的考察

以国家、民间权威和族群作为三个能动的主体,以鄂西南土家族地区为中心,考察清代民族边缘地区乡村社会的权力关系.清初国家强化了对这一区域乡村社会的控制,清代中后期,随着民间权威和族群在社会秩序建构中力量的加强,国家权力日益被地方性知识所消蚀.三者在地方社会秩序的建构中,构成相互依存而又相互矛盾的统一体,并处于动态的变化过程之中,共同完成了这个区域的历史变迁.     

论明清时期儒学在滇西北民族地区的传播简

在封建社会儒学是中央政府在边疆民族地区发展教育的主要方式。明王朝在鹤庆、剑川、北胜等地设置学宫、书院、社学等;至清代,儒学向丽江、中甸、维西等民族地区拓展。明清时期儒学在滇西北民族地区的传播,培养了大批士人,提高了各民族的文化素质,推动了民族融合,改变了滇西北民族的风俗习惯。移民、官员提倡、乡绅支持等是滇西北民族地区儒学传播的重要原因。     

多民族聚居区族际经济互动与山区经济开发——以近代“藏彝走廊”地区白族商人为例

族际经济交流是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形式。近代白族商人在藏彝走廊地区的商贸活动是历史上维系居住于高山峡谷山区居民基本生活的主要形式,也是如今民族地区居民与外界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方式。在我国当前新农村建设和主体功能区区划的发展战略中,通过政府加强各民族间经济交流及互动发展,充分调动民众自主力量,是推进新农村建设和促进多民族聚居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特色之路。     

唐贞元铁桥之战后滇西北地区民族分布的变化——兼及唐代藏彝走廊南端民族迁徙的原因

公元794年,南诏北击吐蕃并夺取滇西北铁桥地区,吐蕃势力由此退到金沙江以北.铁桥之战使原迁徙到滇西北地区的吐蕃移民北移,战后南诏又采取强制手段将一些民族部落迁出、迁入滇西北地区,使这一地区民族分布出现了重大变化.与滇西北一样,在唐代,整个藏彝走廊南端的民族迁徙活动的主要原因是唐、吐蕃、南诏长期的政治、军事角力.     

民族地区乡村债务风险:评估与化解——基于广西、湖南两省(区)六个民族乡(镇)的调查

通过构建民族地区乡村债务风险的分析框架,以广西、湖南两省(区)6个民族乡镇12个民族村的调查资料为依据,对民族地区的乡村债务风险进行定量测评和定性研判,得出了民族地区乡村债务风险"短期内不会演化为区域性债务危机"、"乡村两级无力自行化解债务风险"、"村级债务风险化解较乡级更为迫切"等重要观点.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乡村债务风险化解过程中所面临的重大障碍,提出了壮大民族经济、深化基层体制改革、加大转移支付和完善激励机制等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