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学范畴之“重”与“轻”

清代况周颐提出“重、拙、大”之“作词三要”,将“重”定性为词学的三大基本范畴之一。词学范畴之“轻”与“重”的形成和界定有一个独特的过程,一方面,词之题材内容由“轻”入“重”;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动荡变迁,词体本身题材的丰富扩大,意象风格也从局限于轻柔婉媚而扩大到庄严厚重、慷慨雄壮。从内涵的界定来看,词之“重”者,既指词作外部风貌的浓墨重彩、题材内容的包孕丰富,又蕴涵了沉挚深厚的感情、思力深刻的思想以及沉着雅正的气格等等。相对而言,“轻”范畴的涵义更具多重性,褒贬兼而有之:既可指向语言意象的轻清倩丽、艺术风格的轻灵浑成,也指向题材内容的单薄狭隘,流于轻浅、缺乏浑厚沉着之致。     

哈佛燕京学社所编引得的内容与特点

引得之学,在我国学术史上还是一门比较年轻的学问。虽然我国古代的类书已经具备引得的某种功能,宋代的《群书备检》也已具有古籍篇目索引的性质,但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引得学在我国的发展还是近现代的事。引得是index的译音,可见这是一个舶来品。 我国有组织有系统地大规模进行引得编纂工作的第一位学者,是当代已故的著名历史学家洪业先生。由他领导的哈佛燕京学社于一九三○年建立了引得编纂处,是国内最早运用科学方法编纂中国古典文献索引的学术机构。引得编纂处自一九三○年至一九五     

“中国学”的本土化

"中国学"本土化需要特别重视四个问题:第一,要破除"欧洲中心论"的思维方式."欧洲中心论"或称"西方中心主义"曾经在西方学术界相当流行,把欧洲(主要是西欧)的历史看作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主轴和主要动力,"欧洲的一切都是普遍的";"把自己看成是若干文明之中最卓越的文明,认为自己是文明世界,并把这种长期积淀的文明优越论、价值观和偏见"强加于人",形成"话语霸权"."欧洲中心论"的思维方式,就是把西方社会的文化、价值观和发展道路普遍化的思维模式.中国学术界在上个世纪相当长的时段内,对西方理论就是盲目信从和生搬硬套,从而产生一味模仿的"汉学心态"和唯汉学是尊的"汉学主义"风气."资本主义萌芽"理论就是一种典型的"西方中心论",它将近代英国走过的经济变迁道路视为普适性的经验,因此将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定位在寻找这种"普遍道路"发生发展的蛛丝马迹,或者拷问它为什么没能在中国发生的原因上.即便在今天的学术研究中,我们仍大量使用来自西方的知识体系,用西方的逻辑、观点解释中国与世界.学术主体性的严重丧失,导致我们在观察中国和世界的理论中处于"双重失语危机".     

“狂人”高二适的“君子之学”

20世纪书法史上,高二适在章草方面的造诣和研究至为深刻。他不仅著有《新定急就章及考证》,还开创了狂草新体,自命为"草圣"而被贴上了"狂人"的标签。考察高二适的书学观念,可发现其理念及方法与理学家曾国藩极为相似。高二适对章草的研究和传习,严谨而率性;在对书家的评论和审美趣味的追求上,他抑怀素而褒杨凝式,推崇的是"中和"的观念,可以说,高二适的书学之道并不是"狂",而是"君子之学"。     

中国文章学成立与古文之学的兴起

关于中国文章学成立时代的讨论,不仅是对成立时间的不同判断,更涉及对中国文章学的基本内涵、理论体系、总体特色与历史演变的理解与认同。魏晋南北朝中国文章学的基本内涵已经明确,理论系统初步建构,并且产生代表性成果,可以视为中国文章学成立的时代。魏晋南北朝文章学以诗赋骈文为中心。宋代以后,散体古文占据文坛中心地位,古文之学的兴盛引发中国文章学中心发生转移,并导致文学批评的一系列变化。不能以古文文章学的成立等同于中国文章学的成立,文话也难以称为中国文章学成立的标志。"文章"与"文章学"应视为动态的、有弹性的历史概念,中国文章学系统兼具开放与稳定的特点。     

“新子学”与中华文化之重构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实现中华文化复兴是最深层次的问题,也是最关乎全局的问题。中华文化的现状如何、怎样实现中华文化的复兴等问题,思想界、文化界至今并未真正形成共识。20世纪以来的100多年间,较大规模的讨论集中在三次:上世纪初到二三十年代对传统文化的批判,20世纪80年代掀起的文化热,本世纪方兴未艾的国学热。在中国文化论争中,因主张的不同而形成三种不同的派别。虽然时间过了100多年,但这三种不同认识依然各自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只是在不同历史时期因不同的社会环境在认知上出现变化而已,为此,应当着手进行中华文化的重构。     

“中国模式”和中国学

近几年来,"中国模式"成为国际主流媒体关注的一个热点,2008年北京奥运会、200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庆典、2010年上海世博会、201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庆典、2012年中共十八大的召开以及中国政府在处理2008年以来国际金融危机采取的有效举措,更是凸现了"中国模式"的国际影响.但在国内外学者关注"中国模式"的背后,我们发现有三种倾向需要防止.     

重建“为己之学”

重建“为己之学”李春青我们如何面对古人？古代学术文化人已沉潜的价值功能如何进入我们的文化语境从而为今日之文化建构注人活力？这是当前“传统文化热”、“国学热”中最需要回答的问题。文化研究中的纯客观主义态度显然无法对此提供合理的答案。将古代文化当作纯然的...     

论王夫之的“天人之学”

王夫之“天人之学”包括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身心的关系,其“人从天治”与人有“功于天之化”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丰富、发展了中国传统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其“理势合一即天”与“君相可以造命”、“一介之士可以造命”的人与社会历史及其规律的关系是对中国传统历史观的突破、具有近代历史观的启蒙意义;其“先天之性,天成也。后天之性,习成之”的人与人之身心关系改造了中国传统的人性学说,突出了“习成”对“天成”的实践作用,但它并未超越中国传统道德价值观的框架。     

神会“中国马克思学”的“实”

"中国马克思学"在当代的出场,必须抓住其"实".从内在属性的"实"来看,"中国马克思学"是科学与哲学的辩证统一;从方法论的"实"来看,"中国马克思学"遵循解读而非解构的学术主旨;从价值论的"实"来看,"中国马克思学"是学术与意识形态的辩证统一;从时代定位的"实"来看,"中国马克思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的重要取向之一.     

明代的“鸟兽虫鱼”之学与士人社会

随着知识的分化与书籍的增多,明人关于"鸟兽虫鱼"的认识逐渐从"鸟兽草木"之学中脱离出来,形成"鸟兽虫鱼"之学。梳理明人的"鸟兽虫鱼"专书,至少可以得到35种关于这一领域的论著。以这些专书为例分析明人对于"鸟兽虫鱼"的认识,可以发现他们在认识的各个阶段都受到撰者自身的士人身份与所处士人社会的影响。因此,讨论"鸟兽虫鱼"之学与士人社会的联系,可以挖掘自然知识的社会史价值,并能从中发现士人社会在促进"鸟兽虫鱼"之学发展的同时也在制约着这一领域的进步。     

洪业与二三十年代中国现代学术的转型——以燕京大学、哈佛燕京学社为中心的考察

国人论学,常常不能分清思想与学术的畛域,而将社会影响与学术贡献等同视之.所谓"学术思想史",究竟哪些是学术,哪些是思想,似乎不易截然分清,但区分思想史和学术史的思路,对于深入梳理20世纪上半叶的学术转型应该很有必要.本文以区分思想史和学术史的思路为前提,纳入高等教育与海外汉学等宏观视角,借助成立于二十年代的哈佛燕京学社这一学术机构,以洪业为中心,把哈佛燕京学社、燕京大学、国学研究、<燕京学报>、中外交流等放在一起加以观照,讨论民国时期不以思想论争名世而以学术积累见长的学者,聚焦于其学术背景和学术贡献,以呈现出民国时期学术转型的另一面.     

经史之学与文章创作——清代浙东学派“叙事之文”研究

清代浙东学派以经史之学著称,主张文章创作应以经学、史学为根底,形成了为文的鲜明特色。黄宗羲等主张文要补史之阙,因此多作"叙事之文",旨在记述、保存一个时代或一个地方的文献,以期有助于世道人心;认为先儒都是"竭其心之万殊者而后成家",作文也应该写"其心之所明",凸显了作家在创作中的主体性。这些主张和创作契合了近代文学启蒙的要求,从理论和实践上开启了近代文学变革的先声。     

太平洋上的“丝绸之路”与“中国之船”

中国人民和拉丁美洲人民的友谊源远流长。据史籍记载,我国早在明清时代,即从1572年至1815年这两个半世纪中,曾经通过菲律宾和拉丁美洲有着广泛的贸易联系,并有相当一部分华人踏上拉美的土地。他们在生产实践过程中,加强于同拉美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也在拉美文明的发展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明清时代中国古代文明在拉美传播和华人参与开发拉美的历史,是我们中华民族对全人类社会进步所做出的伟大贡献的一部分。     

从明儒“斋”“庵”“轩”之号看心性之学

中国人的姓、名、字、号是一门学问。由“名”之字义引出的“字”（如岳飞字鹏举）都是既定的，即是父母给定的，所以会有这样的说法——行不更名，坐不改姓。而作为人名之外的“号”则是另起的或后起的，是自称的或自号的，如葛洪自号“抱朴子”，陶弘景自称“华阳隐居”，并由此在人间著述书札以“号”代名。怀着这种常识，在重读《明儒学案》之余，发现这种起自于晋宋时期的自“号”风气（见《日知录》卷二十三《自称字》），在明代得到极大的普及，以致使黄宗表在编《明儒学案》目录时往往将“号”置“名”前，出现的称呼竟然是这样的：…     

略论阮元的“实事求是”之学

阮元是清代乾嘉学派后期一位具有总结性的人物。他在从政期间,先后创办了杭州诂经精舍、广州学海堂,校刻了《十三经注疏》,汇刻了《皇清经解》,主编了《经籍馔诂》,并亲自摆写了一部总结我国天文学与数学成果的科学史专著《畴人传》。由于他一生大力提倡朴学,勤奋编辑与著述,不仅自己在经学研究上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而且还培养了一批经学人才,所以钱穆称     

“为己之学”片论

“为己之学”是儒学的一个枢纽 ,本文深入地、条分缕析地勾勒了“己”为纯朴 ,“己’为目的 ,“己’为根据 ,“己’为前提 ,“己”为价值的丰富内涵 ,阐述了在当今人类面临的诸多难题中“为己之学”所可能具有的意义 ,表达了抓住这一枢纽 ,返本开新 ,开掘儒学现代生命的强烈向往     

论所谓“治生之学”

中国封建时代的经济思想的主要特色之一是封建主义的宏观经济思想占主要地位。各时期的思想家多半从整个国家、整个社会的角度探讨经济问题,经济思想主要是以“富国之学”、“富民之学”的形式发展的。这种情况同西方奴隶制时代和封建时代往     

论中国早期“学”、“术”的产生与发展

本文通过对中国早期思想文化发展过程的梳理,认为中国思想文化的源头来自于"巫文化",后来逐渐演变为"巫史文化",进而在西周时期形成了以"史官文化"为主体的精英文化,然而这些文化,都是属于"术"的范围。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兴起,通过教育和整理典籍,使思想文化在大众中的广泛传播,导致中国早期"学"、"术"的出现。战国时代,士阶层的兴起与诸子百家的相继兴起,形成了政治理念的伦理化与一元化、宗教的伦理化,这样完成了中国在"轴心时代"哲学的突破,最终为中国早期"学"、"术"的发展确立了方向。     

谈“明治维新”与中国之渊源

"明治维新"是日本刷新政治,改革弊端,赶超列强,迅速崛起的起步阶段;也是日本近代史上闻名全世界的一次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但是日本"明治维新"运动的爆发与中国有着颇为广泛的渊源.尤其是中国思想家林则徐、魏源对日本近代改革思潮的掀起有着不容忽视的启迪和影响.日本直到十九世纪中叶,仍然低垂着"闭关锁国"的重重帷幕.德川幕府自一六三三年以来,连续发布"锁国令",严禁日本人出海,仅留长崎作为对外贸易的唯一港口,而获准来港贸易的又仅有荷兰和中国的商船.因而,透过长崎这扇狭小的天窗,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