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改革文学的审美思考

“改革文学”一词,一般有两种含义,一是指以现实生活中的改革为题材的文学,即写改革的文学;另一是指改革时期的新文学,即改革着的文学.目前在“改革文学”的论者中,有人专谈写改革现实的文学,有人则专谈改革中的新时期文学.而有些谈改革中的新时期文学的人,往往不屑于去谈写改革的现实生活的文学,认为那是“甘当时代的传声筒”的文学,是不够“超脱”的文学,是不能算作“纯文学”、“纯艺术”的文学.而有些写改革现实的文学作家,又反对那种只重表现“自我”,无视社会时代,脱离现实生活,偏于“为艺术而艺术”、“为文学而文学”的所谓“超越时代”、“超越社会”、“超越生活”、“超越现     

近代以降中国社会的文学伦理话语权

文学的伦理话语权源于文学对社会伦理教化功能的理论自觉与实践,并随社会的变迁而流变.近代以降,社会动荡下的文学更是充当了倡导社会伦理和人文精神启蒙的重要角色.20世纪的中国文学履行着文化启蒙、政治代言、革命鼓号等功能,经历了“文学革命”、“革命文学”时代变奏而获得了显赫一时的社会伦理话语主导权,但也一度因政治强权和伦理专制而异化、疏离了文学本身.新时期,“新启蒙文学”为时代代言,但旋即在社会大众文化和消费伦理的冲决下走向“死亡”、“失语”.社会转型时期,文学伦理话语权的倡导和回归已然成为当下文学健康发展与社会和谐进步的时代需要.     

从《文潮》到《文艺新潮》:一条不可忽视的文学史线索

1944年创刊于上海的《文潮》是1956年问世于香港的《文艺新潮》的前身,二者之间延续的“从上海到香港”,绝非单纯的现代主义或城市文学传统,而是“跨越1949”的现代文学传统.为“挽回这中国文化逐渐低落的厄运”而创办的《文潮》可以归于上海沦陷时期的左翼文学,而此时的中国左翼文学,其思想倾向是中国左翼文学史中最为开放的,又看重时代潮流中艺术质量的提升.此潮流中的《文潮》的文学取向是“综合”的:“左翼”和“现代”的交汇,文学的本位立场和社会使命感的互补,对大众文学的自觉驾驭和文学消费社会的有效应对.“采摘禁果”的《文艺新潮》自觉选择了现代主义,这既是对“抹杀、压抑和消灭异己的文学艺术和思想”而导致的“社会的功利和肤浅”的反抗,也是战后中国大陆南北诗坛走出1930年代“京海”对峙,合力开展“新诗现代化”以“重建中国文学”努力的延续,其对于文学与政治、社会关系的把握更为深化,在这种深化中其现代主义的取向也就更加开阔、恰当,而追求和对追求的反省同时展开的立场、态度更是《文艺新潮》,也是1950年代香港现代文学运动最有价值的成熟.从《文潮》到《文艺新潮》的延续,开启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一种流动性叙述:从上海到香港.中国现代文学的传统正是在这种流散中得以保存、发展,而文学史叙述本身也需要在流动中才得以展示其内在的丰富性.     

论科举制度的消亡对白话新诗的生成的影响

科举制度的改革和取消直接和间接地影响了汉诗的发展 ,促进了白话新诗的生成。人才选拔制度的改革带来了国人习诗目的及汉诗功能的巨变 ,特别是不再“以诗取仕”使国人在诗的“写什么”和“怎么写”上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 ,不仅汉诗的个体抒情功能和诗人的主体性得到重视 ,它的“启蒙功能”也在特定时代得到充分的展示。功能决定文体 ,抒情功能和启蒙功能都需要自然明白的通俗化文体 ,特别是抒情功能赋予了诗人更多的文体自由 ,为以汉诗的诗体大解放为主要目的的新诗革命创造了重要条件。科举制度取消后引发的留学生运动、平民教育运动及平民文学的繁荣都有助于白话诗的生成 ,对新诗的形态与功能的形成产生了较大影响 ,也刺激了新诗革命的爆发 ,催生了在内容与形式、功能与形态上都与科举制度时代的“旧”汉诗迥异的“新”汉诗     

论王国维对文学特质的认识

王国维先生所标举的“意境说”,是他运用当时西方美学思想和方法对中国传统的抒情文学的本质特征所进行的一次重新认识,也是他对传统文学理论关于这方面认识的一个总结和发展.下面分三点谈谈我们的看法.一、情《人间词话》为什么要冠以“人间”二字,陈鸿祥同志认为,这一方面是承袭了其词集的名称,另一方面也是他此时哲学思想和文学思想的直接反映和表现,《词话》正是他对诗词中所表现的“人生之问题”所做的艺术的、美学的考察.这一见解无疑是正确的,更确切一点,应该说这一用语深刻地体现了王氏要求文学必须回到“人间”,写人言情,反映“人生之问题”的文学主张.     

《出师表》中隐含的策略

“《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这是南宋著名爱国诗人陆游的诗句。但是,《出师表》究竟“名世” 在何处?却语焉未详。早于陆游600来年的著名文学评论家刘勰,在论及《出师表》时,也只极为扼要地写了寥寥数字:“志尽文畅,……表之英也。”近世不少书刊,陆续对《出师表》发表了许多鉴赏文章,但拜读过后,总感到意犹未尽,总觉得有个相当重要的地方被评论家们忽略了,这就是:“先帝”一词在《出师表》中出现的频率,及其所隐含的政治策略。     

《文艺争鸣》、《钟山》提出“新状态文学”

今年以来,国内文艺理论和批评界积极关注文坛现实,呈现出活跃之势.在文坛颇具实力和影响的《文艺争鸣》和《钟山》两家刊物,联合推出了“新状态文学”,推动创作,组织研讨,引起了人们的热烈关注.《光明日报》、《文汇报》、《中国文化报》、《文摘报》等十余家报刊对此作了报道.“新状态文学”这一概念的提出,有其现实的必然性.时值90年代中期,伴随着社会、经济体制和深入改革,中国文化的深刻转型已日益显露出不同以往的“新状态”,中国文坛和文学发展在经历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困惑和调整之后,也以一种新的姿态显示着重新获取的信心和活力.一大批长篇新作的问世和规模广泛的新散文创作热潮,表明着文学对90年代新的生活状态和文化状态的极大敏感,在创作内容和形式上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可以说出现了不同于80年代文学的一种整体性的新趋势.“新状态文学”即是对时下文坛出现的新创作趋势的一种把握和描述的企图,它旗帜鲜明地宣布了告别80年代文学,倡导文学直面90年代新的生活,鼓励探     

《金瓶梅》与《漂亮朋友》的现实主义力量

把莫泊桑的长篇小说《漂亮朋友》比作西方的《金瓶梅》,是不无道理的.除了赤裸裸的男女情欲的过份渲染,都被指摘为“淫书”、“污秽的书” 以外,深刻暴露当时社会的黑暗、罪恶,从而展示了历史发展的逻辑性,塑造了由市井无赖而发迹的流氓淫棍西门庆和杜洛阿等文学史上罕见的典型形象,其独特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确有不少相似之处.当然,《金瓶梅》所反映的十六世纪中国明朝嘉靖、万历时代和《漂亮朋友》所反映的十九世纪末叶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初期,是根本不同的.前者正值中国资本主义因素初有萌孽,封建社会日益衰微破败;后者则是已经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并处于上升阶段,但充斥着政治黑暗与精神堕落.作为深刻反映这相隔三百年、相距几万里的不同时代、不     

论宋玉《九辩》的悲秋模式

文人悲秋,自古而然,但开先河者则是战国后期楚国的大辞赋家宋玉。虽然,《礼记·饮酒义》中有“秋为之含悲也”,“秋之为言愁也”之说,《诗经》和屈骚也将忧思、悲愁与秋景结合起来写,但是,《礼记》意在说明人对秋季的气候感受,《诗经》仅仅是以秋的音响和景物作抒情起“兴”的借用物而已,而屈骚点明“悲秋风之动容”,则在表现秋风对人的情感刺激。直到宋玉《九辩》,中国文人才开始自觉吟起深沉哀婉的悲秋咏叹调。“悲哉,秋之为气也!”由宋玉的一声哀叹,便在中国文学史上产生了经二千年而不息的巨大回声。正如陈继儒所评:“秋气可悲,想古闷如也;自玉一为指破,遂开千古怨端。”于是,“凡与秋可联系着之物态人事,莫非‘蹙’而成‘悲’,纷至沓来,汇合一‘涂’,写秋而悲即同气一体。”经过历代文人对悲秋主题的扩展与积淀,尤其是在抒情文学中,它成为文人士大夫对社会和人生慨叹的一种     

梁启超后十年的文学研究

梁启超青壮年时代是一位资产阶级文学革新运动的主将,他倡导的“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和“戏剧改良”对近代文坛有极大的影响,并推进了中国文学的近代化。其中有些论著如《译印政治小说序》、《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和《饮冰室诗话》,不仅对推动近代资产阶级文学革新运动的发展有不容忽视的作用,而且也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倘以1920年为界,将梁启超的文学活动分成前后两期(这里是为叙述方便所作的假设,并非梁启超一生文学活动的分期):前期的文论多侧重对文学外部规律的探索,政治色彩比较浓重;1920年后,他在文学方面的论著则多属     

中国文学中的别一景观──谈“写妓女”的文学和妓女写的文学

中国之有“写妓女”的文学当自《霍小玉传》始。唐人小说中写妓女的作品甚多,但 其思想和艺术,都不如《霍小玉传》、《李娃传》、《虬髯客传》。及至宋、元,写妓女的话本便在市民和 普通百姓中流传了。明代写妓女的文学,在观念上有了新突破。曾朴的《孽海花》,应是在中国帝制 的封建社会里写妓女的压阵之作。妓女中最早创作文学作品的是六朝南齐时的苏小小。唐代妓女 人多,诗妓也多。宋代妓女中能诗而又有志气者当推歌妓严蕊。明代妓女中出现了散曲家。在妓女 出身的文学家中,要算明清之际的柳如是最为有名。她的作品,为妓女写的文学作品作了很好的终 结。“写妓女”的文学和妓女写的文学,都是文学遗产的一部分。     

中国文学的第一个抒情主体——屈原

《诗》三百零五篇,即便除开“民间口头创作”篇章,也没有一首诗留下了作者姓名。《诗经》在收集整理以至编纂过程中,为什么不记下作者姓名,这也是一个值得探究的现象。这不正表明,诗的收集与编纂,并不看重文学(当时尚无这个词语)更不看得作者,而注重诗所反映的社会内容。不看重抒情主人公内心世界的抒写,而注重“三百零五”这个整体的诗集、整体的内容。不重视个体。那么,—个个的抒情主人公都消融到群体之中,消融到笼统的“无邪”的内涵之中了。对于诗,对于中国文学,这是一个缺陷。     

诗圣诗史唱大风——杜甫的反战诗论略

唐代是反战文学的自觉时代,反战文学繁荣发达。杜甫是其中的佼佼者,他写了不少反战的诗歌。《兵车行》、《洗兵马》、“三吏三别”就是其反战诗代表作。正是有了他对苍生黎民的同情,有了对社稷江山的忧患和对穷兵黩武的批判．才成就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诗圣地位。     

抒情传统论的“汉学主义”理论范式反思

陈世骧等人标举的抒情传统论,作为一种影响广泛而有代表性的观点,表现出明显的“汉学主义”理论范式。这种理论范式从西方浪漫主义文学观念及“抒情”界定对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做出个体情感表达及自由表现的解读,并形成对以群体主义为特征的中国文学传统及其抒情取向的极大误解和误读。不同的理论需要在对话中丰富与发展,在比较视野下使用“抒情”等概念对中西文学进行某种对照、分析与考察,是有其必要性的,但也应建立在对中国文学本身所处的历史语境及其话语系统的充分把握与准确理解的基础之上,否则就会出现不应有的误读而偏离其真实状况。这也正是抒情传统论的“汉学主义”理论范式的失误所在,并消解了自身理论的存在。     

“物感”说与陈世骧“抒情传统”论反思

陈世骧“抒情传统”论从西方浪漫主义的文学抒情观出发,对中国文学传统做出自我个体的内心自白与倾诉的言说与解读。西方浪漫主义的文学抒情观以其主体性哲学为基础,认为情感的表达与抒发并不缘于心物感应的自然触发,而是主体的自我表现,这与建立在中国传统气类感应哲学基础之上的“物感”说有本质不同。陈世骧“抒情传统”论对中国文学传统做出的言说与解读实际上是一种西方理论话语的预设及推演,造成对中国文学“感物兴发”的情感表达特点及传统的误解与误读,并有违中国文学史事实。这使其学说缺乏文学史实的有力支撑,而最终走向自身理论的瓦解。中国文学传统研究应该基于对中国传统话语体系及文学史事实的准确理解和深刻把握,而不是仅仅从某种先在预设的西方理论话语做出推演,这是陈世骧“抒情传统”论及其“汉学主义”理论范式的问题与误区所在。联系中国传统的“物感”说,反思与检视陈世骧“抒情传统”论的问题得失,有助于我们深化对中国文学传统的正确理解与认识。     

日本藏南宋遗民诗人严子安“和唐诗”辑考

据日本国会图书馆藏万里集九《晓风集》抄卷,参照内阁文库本《三体幻云抄》,可辑得严予安“和《三体唐诗》绝句”一百六十一首,比照相关文献可考知严子安可能是南宋遗民诗人,其身份近似汪元量.他以和唐诗的方式表达了亡国之痛故国之思.这些诗在传世文献中多已散佚,长期不为人知.从新辑出的诗作看,流行于日本江户时代的各类“三体唐诗”抄卷的文献价值值得关注.自宋以来就有“和唐”之事,但和写整部唐诗选本是《三体唐诗》一书流传之后的事.这既证明《三体唐诗》一书影响甚大,也反映出“和唐”“拟唐”在元已成一时风气.这是当时习诗者的一种学习方式,也是一种解诗方式与抒情方式.这一风气推动了以选本为中心的唐诗经典系列的形成,强化了人们关于唐诗的经典意识.     

毋暇:晚清诗界革命前期重要诗人

自1900年6月起,毋暇诗作就频频见诸《清议报》,数量之多,居“诗文辞随录”栏目150多位诗人之榜首,表现出革新图强的思想性和求用于世的功利性.纪念戊戌变法,缅怀献身政治改革的死难者,表达矢志维新事业的坚定信念,揭露列强瓜分中国的狼子野心,弘扬尚武精神乃至鼓吹暗杀主义,是其较为集中的主题意向,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且符合梁启超倡导的“三长”兼备的诗界革命创作纲领.无论从诗歌数量来看,抑或从诗歌内容和特征衡量,毋暇均称得上晚清诗界革命前期重要诗人.     

“抒情”如何“现代”,“现代”怎样“中国”——“中国抒情现代性”命题谈片

“中国抒情现代性”是王德威继“晚清现代性”之后提出的又一重要学术范畴.一方面,它的命题与问题意识直接来源于普实克、夏志清、李欧梵等人代表的北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传统,另一方面,它借鉴了陈世骧、高友工等人上世纪中期在北美和台湾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开创的有关中国古代的“抒情传统”的思考.王德威尝试将二者嫁接在一起,重构现代中国的情感结构与文学谱系.“中国抒情现代性”接续了他在“晚清现代性”研究中所表现出来的问题意识,将对“中国现代性”的寻找由晚清延伸到中国古代——进一步拓展到中国思想与情感的内部,表现出海外中国研究者对文化多元主义、“后学”、文化研究以及批判理论等在内的当代西方人文思想的回应,同时也表现出这一代海外中国研究者独特的文化乡愁.虽然无论是以“抒情”这一西方诗学概念来描述中国古代美学传统,还是以“抒情”对“史诗”的对抗来描述现代中国历史,王德威都面临着一系列知识难题与思想陷阱,但王德威的“抒情”方式仍然有其不可替代的意义.     

《抱朴子外篇》略论——《抱朴子外篇校笺》前言

子论从汉到晋特别兴盛,这一方面是子部演为集部过程中的必然现象,同时也是子书逐渐式微文集日益发达的显著标志。葛洪的《抱朴子外篇》,就是东晋初年写定的一部杰出子论。全书内容丰富,“词旨辨博”,尤其是对社会和文学,颇能“越世高谈,自开户牖”,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见,是我国文化宝库中的一分珍贵遗产。     

析楚辞研究中的“错位”现象

在当代楚辞研究中,似乎存在着一种“错位”现象。也就是说,一些国内外研究者由于未能准确把握时代和文学发展的脉络,因而对作品的性质、人物的身份乃至作者等问题,作出的判断不够准确,姑将此现象称之为“错位”。1984年,笔者曾写过《评<楚辞>研究中的“巫化”倾向》一文,(河南出版社《文学论丛》1984年第四辑)所谓“巫化”倾向,其实也是“错位”的表现,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本文是继前文之后的进一步思考和补充。近读三泽玲尔先生的新作——《<楚辞>生成过程展望》和白川静先生的《中国古代文学·楚辞文学》(均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