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唐代冥婚习俗及其原因

冥婚习俗作为中国传统婚俗的特殊形式，在唐代显示出流行的趋势，唐代冥婚主要有活人嫁死人或死人嫁死人两种形式，而其冥婚的缔结，一般要经过纳聘、赠送迎亲版与冥婚书或赠送信物、墓祭、迁葬几个环节。籍冥婚可以安慰死者，籍冥婚可以使殇者完成归葬家族墓地、牵忖祭家庙的礼节，籍冥婚可以使家人获得实际利益是唐代冥婚盛行的主要原因。     

冥婚形式及原因探析

起源于上古时代的冥婚习俗,是中国婚姻史上的一种特殊现象。自周以前产生此俗以来,不断发展。隋唐五代、尤其是唐代,冥婚现象自上而下已蔚然成风,明清时亦屡见不鲜。冥婚现象在我国流行的范围比较广,产生了各种花样不同的形式。历代论者大都认为冥婚陋俗与礼不合,荒诞无稽,提出各种批评看法。然而,冥婚之俗并未因时代推移而消逝,直至民国时一些地方还存此俗,就是当今社会也未绝迹,进行冥婚者仍时有见闻。     

冥婚考述

综合历代文献记载冥婚的材料,并借鉴前人研究冥婚的成果,从而构勒出冥婚在历史上起源、发展、变化的大概轮廓,同时论述其发展、流变的原因及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和作用.     

宋前文言小说中的冥婚及其文化意蕴

冥婚是一种特殊的婚姻习俗,在宋前文言小说中常常出现。它突破了狭义的未婚夭亡的男女合葬,不仅指死人与死人之间的结合,也包括活人与死人的婚恋等。从宋前文言小说来看,冥婚故事大致有三种类型:合葬式、入墓(庙)结为夫妇式、女鬼自荐枕席结为夫妻式。作为古代婚姻嫁娶的一种特殊形式,冥婚具有鬼魂信仰和婚姻门第观念的文化意蕴。     

合葬：身体的乌托邦归途

合葬或者说冥婚原型在中国文学史中屡见不鲜，但在不同时段，却显示出不同的文化心态，由此出发概括出爱情的合葬、无爱的冥婚、革命的合葬三种模式，并通过互文性解读而透视出：合葬的根本意义是对于身体不朽的乌托邦梦想。     

唐代人鬼相恋故事的几种模式

根据故事情节发生的特点，唐代人鬼相恋故事大致可分为类冥婚型故事、禁忌型人鬼相恋故事、亡女复活型相恋故事、路遇型相恋故事四类。类冥婚型故事依附于冥婚习俗，多发生在人间男性和女鬼之间；禁忌型人鬼相恋故事的经典模式是“禁忌～惩罚”，故事中男子或是气色有异或是暴亡，不具备重情之特色；亡女复活故事表现的足追求爱的力量强大以至于死而复生，给人以很强的震撼力；路遇式人鬼桕恋故事重在对男女两情相悦的描摹和歌颂，是义人幻想爱情的白日梦的载体。庸代人鬼相恋故事不但丰富了古典小说的题材，其人物形象刻画和故事的发生模式，对后世同类小说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太平广记》人鬼遇合故事的主题类型与文化蕴涵

《太平广记》人鬼遇合故事按其主题可分为婚配型和偶合型两种亚类型,每种类型又可分为若干次生类型。这些故事蕴含了冥婚习俗、世俗情爱和阴阳哲学等文化观念。     

人妖恋模式及其文化意蕴

:古代人妖恋小说情节模式可分两段探讨。前段有四种模式 :再生还魂型、缘尽而散型、人鬼冥婚型、生死夫妻型 ;后段以《聊斋》为代表 ,多为爱情三部曲模式。人妖恋模式是神话原型、人神恋小说嬗变的结果。通过这些模式 ,可以窥见时代、作家的文化心态     

魏晋六朝志怪中人鬼婚恋故事的文化解读

人鬼婚恋是魏晋六朝志怪中常见的题材。这类故事的产生和流传有悠久的鬼魂崇拜和生殖崇拜的遗迹,古老的冥婚习俗也为其提供直接来源。人鬼婚恋故事是男性话语权下文人内心痛苦的表白与消解,更是他们对男性个体人格与伦理道德的完善和实现的渴求,而鬼魅的人化为女性追求理想爱情和人性的自由解放提供了展现空间。     

鬼文化与《牡丹亭》情节的形成

鬼文化包括鬼俗、鬼魂观念、鬼魂巫术等子系统，鬼文化对《牡丹亭》情节的形成有很大影响：冥婚风俗是人鬼恋故事原型形成的基础，鬼魂及地狱观念是“梦”、“魂游”、“冥判”等情节单元形成的基础，画像巫术、姓名巫术等通魂巫术对于“玩真”、“叫画”情节的形成也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搜神记》故事的民间信仰及其文化模式举隅

干宝《搜神记》是著名的志怪小说,因其对民间生活与神怪信仰的直接反映,可视为研究古代民间信仰的重要史料。通过故事抽样可见其民间信仰的模式特点：民间相信无名神祗可以定人生死,但是其兼具通融人情的特点;平民百姓的日常修为,可以作为与神商讨自救的资本。这种民间信仰与主流文化之间存在着互文关系。     

读者眼中的《喜福会》民俗文化

《喜福会》给读者展现了丰富的东方民俗文化，充分地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同时也充当了一个中西文化相互碰撞、对抗、融合的放大镜。从《喜福会》中的民俗文化入手，结合读者接受理论，从文中的食物、麻将、鬼魂以及风水四个方面进行探讨，揭示其文化表达功能。     

鬼而人、理而情的生命狂欢——论鲁迅文学创作中的“鬼魂”叙事

鲁迅文学世界申的“鬼魂”叙事，充分体现了“鬼”文化在语义上的丰富性与形态上的多样性。鲁迅对乡间赛神、社戏这些民间节日中的鬼魂扮演中所显示的“狂欢化”特征的赞美，是因为他深切而独到地看到了底层民众在这些狂欢活动中所获得的心灵感觉的复苏与精神力的张扬，从鲁迅的“鬼魂”意象的描写，可以看到但丁《神曲》等西方文化的影响痕迹，而更多的则是对中国古代文学中丰富深厚的鬼魂叙事传统的继承，并在这种继承中体现出五四新文化的时代精神。     

论清代施南府地区的人神、人鬼信仰与民族关系

人神、人鬼信仰是中国古代重要的鬼神信仰之一。清代施南府地区的官方和民间分别有着不同的人神、人鬼信仰体系,官方信仰更多地反映出紧张、对抗的民族关系,而民间信仰则更多的体现出和谐、发展的诉求。在一定条件下,两个不同体系中的人神、人鬼信仰会被另一体系改造、接纳,产生复杂的互动关系。从人神、人鬼信仰考察民族关系,还有利于从新的...     

《诗经》婚恋诗的民俗文化观

《诗经》中有大量婚恋题材的诗篇,生动展示了那个时代人们的婚恋生活和情感世界,并以高度的艺术概括力揭示了社会现实和婚姻现象的某些本质。从民俗文化学这一新的视角研读《诗经》婚恋诗,可以获知中国古代早期的婚姻观念、礼俗和婚恋生活习俗,更有助于认识《诗经》的艺术原貌、艺术精神及其多方面的研究价值。     

上海租界语境下沈从文小说创作中的“民族国家想象”

上海租界寄居生活的生命体验刺激了沈从文,使他体会到了强烈的“民族”屈辱感,处处感受租界殖民话语的凌辱。这种“生命体验”,对沈从文的心理乃至其乡土小说写作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沈从文于北京时期通过乡土小说的写作实现完成的对自我苗族族群族属身份认同的立场得到了强化,他开始理性正视自己已经“重新发现”了的“本质身份”,将苗族血统族属身份的“隐蔽历史”去蔽还原,端正并将自己苗族身份的族群本位立场推向历史前台,以关于苗族的历史记忆、民间传说、神话故事,以及傩事信仰活动,婚恋中的民间歌谣、狩猎、龙舟、放蛊、行巫、落洞等民俗文化作为书写的中心,以苗族族群民众所具有的淳良朴素德行品性作为对“民族”文化重造的思考,塑造民族“想象共同体”集体记忆的“认知物”,进而完成对“中华民族”这一民族国家的想象性建构认同。     

论"鬼"文化与中国现代作家的文学想像

中国现代作家通过对与“鬼”相关的民俗文化的展现,从“鬼”俗民情的直接抒写到国民劣根性的隐喻批判再到“人变鬼”“鬼变人”的两极想像,不同文学时期的现代作家们显示了“鬼”文学写作特殊而鲜活的形态。他们从一种“别样”的文学视角,更深入地揭发和披露了民众的世俗欲望、精神痛苦。     

透视祁、太秧歌中的婚姻问题

作为一种民间艺术形式,祁、太秧歌用它优美的唱腔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对封建婚姻做出了完整的诠释。深入分析了祁太秧歌中的婚姻问题,从中透视了封建婚姻存在的客观性、必然性和局限性,同时也肯定了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进步性。     

民众两性伦理意识探微--以耿村民间故事文本为对象

与正统的伦理观一样,民众的婚恋观仍是以“道德之爱”为统领的。民间故事中所反映的两性伦理一如其代际伦理,基础还是经济或者生活的需求。“知恩/报恩”是民众理想的婚姻达成方式。它被认为是抵御“功利型”婚姻的情感基础。但实际上由“知恩/报恩”维系的婚姻与“功利型”婚姻的差别并不大,二者都不依赖夫妻双方真正的交流,都只局限于“身体化”关怀的层次。因此它们不能彼此否定。在伦理形态上,二者是同一逻辑的两个方面,前者并不比后者优越。     

“左转”中的民俗叙事模式探讨——以丁玲文学作品的婚姻民俗叙事为例

现代文学"向左转"是中国现代小说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现象,而民俗叙事始终主动参与并推动此进程。丁玲是其中转得顺利成功的典型作家。在文学书写的过程中,丁玲始终以女性的视角,采撷婚姻民俗参与作品叙事,赋予作品以生活质感和历史厚重感,为我们总结现代文学宏大叙事中的婚姻民俗参与范式提供了极好的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