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国经济特区发展的几点思考

特区的“特”与“不特”，是个关系到经济特区发展的大问题。本文从世界、全国和特区３个视野探讨了这个问题，认为特区要进一步发展，必须顺应世界经济特区发展的趋势，从全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大局出发，充分发挥各自的特色，再创特区发展的新优势。     

论邓小平的中国发展战略

邓小平的中国发展战略建构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战略布局”和“富强、民主、文明”三位一体的战略目标，其核心是实现中国经济现代化。改革、发展、稳定是邓小平推行战略的宏观原则制导系统。思想解放和理论创新是邓小平战略指导的灵魂，农村改革和建立特区是其战略实施的突破口，重点实行和全方位推动经济体制改革是其战略实施决策的重要特点，经济现代化的“三步曲”是其战略进程的主旋律，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和“三个有利于”标准是其战略实施效果的标准系，原则坚定性和策略灵活性的高度统一是其战略指导艺术的精彩之笔。     

试论邓小平建设经济特区思想

邓小平关于建设经济特区的思想是：在思想上应鼓励特区大胆改革，敢想敢做，在政策上要对特区简政放权，实行特殊政策；建设特区的长远目标是以发展外向型经济为主体；特区要发挥“四个窗口”的作用；我们的经济特区是社会主义特区，要“两个文明”一起抓；要不断冲破“左”的束缚，加快特区发展步伐，在特区乃至全国再造几个“香港”。实践证明，小平同志关于特区建设的理论是正确的。     

特区社会变革的艺术观照——深圳特区文学发展进程的回顾与思考

本文从特区文学发展与特区社会变革的关系这一角度出发,论述了深圳特区文学的文化内涵与审美指向,展示了特区社会现代化与特区人的现代化的历史轨迹,提出了特区社会变革促进特区文学发展的理论观点。     

制度创新与西部民族地区的现代化

西部民族地区的现代化正处于由前现代化阶段向现代化阶段转变时期 ,这是介于“传统社会”和“起飞”阶段之中的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阶段。制度创新是西部民族地区克服后发展负面效应的关键途径。西部少数民族地区要依靠国家政权体系的力量 ,实现制度创新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分类总目次

作者篇名期页【特区研究】内地与香港金融合作:以“融”为主以“管”为重论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国际化的战略转型与路径探索深圳未来发展中的四大战略任务与选择2005:通货膨胀还是通货紧缩论深圳文化品位的提升人的现代化:深圳现代化的人学维度广东社会科学生产力再析澳门博彩业发展的历史考察与成效分析离婚原因、后果及社会支持——深圳离婚女性的实证研究深圳外向型经济的转型和再转型从“深圳制造”到“深圳创造”——论高新技术产品自主品牌的创新之路深圳人力资源开发的战略地位、责任与举措【哲学·伦理学】道家(教)内外景与物自身——…     

基于双因素理论的宁波高层次海归人才效能提升对策

通过政策创新、机制创新和环境创新,激活高层次海归人才的“保健因素”和“激励因素”,最大限度提升人才效能,是加快区域经济创新驱动与转型发展的重要途径。文章以赫茨伯格的双因素理论为视角,在分析制约因素的基础上,从建设人才特区、落实创业扶持政策、提供心理调适服务、创新考评机制、完善创业平台等方面提出发挥人才效能的对策。     

关于建立西安文化产业特区的理性思考

随着“经济特区”在中国大陆的成功实践,“产业特区”的建立也成为一种历史必然。笔者正是在上述思想的启发下,提出了建立“西安文化产业特区”的构想．本文首先运用“增长极”理论和“矛盾发展不平衡性原理”,分析了建立西安文化产业特区的理论依据,接着从“区位优势”、“资源优势”及“社会综合优势”三方面剖析了建立西安文化产业特区的现实基础;最后从实现西安经济赶超东部沿海城市,推进西部大开发进程,增强我国文化国际竞争力三个维度,指出了建立西安文化产业特区的重大意义。     

在现代化史脉络中理解“中国式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新命题。这一命题,既是中国现代化自晚明开启其进程以来的、一个中国现代化当下模式的概括,也是世界现代化史持续五百年发展的一个中国果实。只有在现代化史的脉络中,才能找到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锁钥。现代化史展现出高度关联的社会环节,构成了现代化史的复杂性与中心性线索：只有在现代化的世界史这个大历史线索中,才能认识“中国式现代化”的小历史;只有在现代化的世界史这个国别结构图中,才能辨认“中国式现代化”的驱动力。“中国式现代化”一定是现代化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诸方面的一个合成结构。但世界现代化史并不将“中国式现代化”标示为绝对例外的历史产物,它约束并规定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性：现代化是上位特征,中国式是下位特征,现代中国历史被现代化规定了国家方向与发展状态。     

小康社会:社会发展的目标整合与模式创新

小康社会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目标、一个阶段,也是中国社会发展的特定模式。“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解决了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问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中国特色的社会发展理论,是社会发展理论的创新。     

“飞地经济”共赢发展的基本条件:一个初步的分析框架

在构建地区间横向生态补偿机制过程当中如何运用“飞地经济模式”实现互利共赢和可持续发展是亟待解决的新难题。文章首先对飞地经济的概念进行了界定,阐述了“飞地经济”在横向生态补偿机制战略中的定位。然后运用模糊数学工具,引入一个包含经济—生态—资源—社会等指标的政府目标函数以确保“飞地经济”模式实现可持续运行,并量化政府目标函数值以使合作双方政府达成互利共赢。最后总结出“飞地经济”模式实现互利共赢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在此基础上提出立足本地优势、坚持体制机制创新,规范政府行为、加强顶层设计、激励性与制约性制度相结合等对策建议。     

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效率的空间关联网络结构及驱动因素

绿色创新效率作为“绿色发展”和“创新驱动”的融合点,已成为推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从社会网络视角,对流域绿色创新效率的空间关联网络结构及驱动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流域省际间绿色创新效率的相互依赖关系与空间溢出渠道逐年增多,空间关联网络密度逐年提升,各省市皆受到其他地区和整体网络的影响,等级森严的空间结构逐渐被打破,网络结构也日趋稳定,但各地绿色创新效率的协同发展仍有待提升;网络中板块的形成打破了传统行政边界的桎梏,各省市逐渐由离散走向联合,扩散辐射作用使流域省市间形成集群化发展;板块间关联传导机制具有明显的梯度溢出特征,“马太效应”明显;此外,囿于流域间在经济发展模式、绿色创新环境的较大差距,跨地域创新合作的意愿与动力被削弱,绿色创新效率的要素流动受阻,导致省市间存在关联的概率降低。因此,流域省市应依据其在空间关联网络中的角色与作用,从整体上把握绿色创新效率提升的空间传递机制,形成“属性—关系”驱动型发展思路,缩小绿色创新环境差异,促进要素跨地区流动,进而实现全流域经济的绿色协同发展。     

荀子名实观探微

荀子的名实观主要是对孔子正名主义的继承,同时也受到名辩学派的影响。荀子认为,“名”的实质是“期累实”;其作用是“明贵贱”、“辩同异”;重视“名”的分类,并对“乱名擅作”进行了批判,形成了“依实定名”的唯物主义名实观。     

中国公司法的功能再定位与价值导向矫正

《公司法修订草案》对现行公司法进行涉及七个方面的较大篇幅的增订、修改,但未能清晰地显现中国未来公司法的价值功能定位。中国到底需要一部分什么样的公司法？是制定或大篇幅修改公司法首先应有确定答案的问题。否则,将影响公司法体系的和谐统一和调整效果。“管制型公司法” “自治型公司法”均已不合时宜。中国未来的公司法应是“促导服务型公司法”。相应的价值序列必须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和交易安全。公司法的修改应当围绕着这一价值功能定位,废除过时且无效的规定,填补漏洞和空白,创新规范,平衡协调公司及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为公司创新发展,增强竞争实力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从而推动中国社会经济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这一概念甫一诞生即受到了国内学界的广泛关注。学界主要围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出场逻辑、科学内涵、逻辑体系与主要特征、重大创新与重要意义等方面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取得了颇为丰硕的研究成果。但理论研究无止境,总体来看,当前国内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研究仍存在一些薄弱环节,如研究深度不够,创新性不足,方法单一等。未来,应加强基础性问题研究、深化学理研究、丰富研究方法,促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研究向纵深发展。     

论平台“封禁”的反垄断规制

随着数字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互联网人口红利见底,国内数字市场进入存量竞争阶段,互联网平台间竞争加剧,以“封禁”为典型的反竞争行为呈现频繁化、规模化、常态化趋势。在扩张多元市场、构建产业生态体系之际,社交平台运用封禁手段把控流量入口,在严重影响生态外竞争对手的产品和服务之余,也形成了市场准入和拓展壁垒,抑制了市场竞争活力和创新动力,侵害了消费者和社会公共利益,逐渐成为阻碍数字经济健康发展的症结所在。故此,应立足于《反垄断法》,结合数字经济竞争特点,洞悉平台流量垄断本质,构建多元而动态的反垄断规制体系。一是要发展监管科技,保障平台行为动态合规,适当施以平台开放义务,弱化事后处罚机制。二是要充分考量竞争损害的构成要素,重构反垄断分析范式。三是要把握市场公平与效率的动态平衡,必要时以结构性救济为兜底保障。     

《民法典》之数字经济治理效能论析

数字文明、数字经济、数字技术的颠覆式创新引发既有法律制度在法律关系、法律价值、法律体系三个层面的变革。中国《民法典》诞生于高速发展的数字时代，从规范数字经济要素、数字经济活动以及数字经济社会三个层面构建数字经济治理体系。《民法典》的数字经济治理效能体现为:以私法自治原则为前提，以共商共治共赢的合约治理模式为基本路径，实现多主体、多手段、公私法规范协同下的数字经济“共治”；规范电子商务交易模式、完善网络侵权责任制度、兼顾个人信息保护与数字流通使用，实现以良法夯实数字经济的“善治”；《民法典》规范并保障数字经济安全有序发展，同时数字经济的飞速发展与信息技术的持续创新也在不断延伸拓展《民法典》的适用范围，推动《民法典》吸收、凝练新的内涵，实现《民法典》与数字经济的“现代”协同发展。     

试论如何办出院报的海洋特色

院报作为一份专业性较强的报纸，作为高校的喉舌和宣传阵地，要在办报过程中突出学校的办学方向和专业特色。21世纪是海洋世纪，海洋特色集中体现在高科技、新领域、开放性、多元化、民族性和法制化上。本报作为全省惟一的海洋类本科院校的专业性报纸，应力求办出海洋特色，从开辟专栏与专刊等方方面面作好“海”字文章。     

百年创新，百年奋进——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成果

中国共产党已度过百年华诞,但仍保持着青春活力,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有着强烈的创新意识、卓越的创新能力的创新型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一部不断创新的历史。中国共产党集中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智慧,进行了一系列伟大的理论创新,取得了影响至深至远的重要成果。其成果集中表现在毛泽东、邓小平和习近平三位杰出的代表人物身上。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念、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习近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就是中国共产党创新成果的主要代表。21世纪,中国共产党将继续保持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在新的征途上继续开拓创新,必将取得更加丰硕的创新成果。     

公正是公共管理制度创新的首要价值

在中国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过程中,人们的物质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近年来的经济市场化和彻底的商品化打破了人们原有的生活基础和背景体制,人们的精神要求也发生了改变,人们越来越积极主动参与公共管理,要求公正的呼声越来越高。本文首先论述公正的概念、内涵,继而讨论了公共管理制度创新的必要性,认为公正应被视为公共管理制度创新的首要价值,提出了其作为首要价值的必要性及重大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