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他治”走向“自治”——新中国农村公共生活模式的历史变迁与未来发展

公共生活是公共管理研究的重要方面,考察公共生活模式的变迁路径也是认识农村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视角.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公共生活经历了从“他治”到“自治”的模式变迁过程.“自治”的公共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协调了村民的个体理性和农村社会的发展方向,增强了农村的发展活力.当然,“自治”的公共生活模式的建立需要一个过程,促进农村“自治”的公共生活模式的发展与完善,需要健全网络化的治理机制,整合多元力量,实现多元合力;通过实现优化调控,保障“自治”的公共生活朝着良性的方向发展.     

从“乡土中国”到“离土中国”:城乡变迁的时空维度

当代中国的传统农业生产正在和部分农村社区、农民的生计相剥离,这种向离土中国的变迁主要表现为宏观结构的城市侵入和微观行动的城乡穿梭。本文以十个村庄的实地调查为基础,发现城市、工业、国家和市场的力量越过城乡边界,对乡村空间进行渗透;另一方面,乡村居民出于教育、谋生、家庭纽带等原因,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在城乡之间穿梭。这是中国乡村离土化过程的时间—空间维度。离土化过程正在导致城乡二元体制向城乡二重性转变。     

乡土社会秩序的现代性危机解读——从权威与秩序的角度透视

现代社会处于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激烈碰撞的时代,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有着传统物质的乡土社会秩序遭到来自本身结构深层的裂变和外来西方工业文明等现代文明的冲击,这种震荡和不稳定如涟漪般泛延开来,形成乡土社会秩序的现代性危机.现阶段我们要特别警惕那些宗族性质的黑恶势力与农村基层政权的结合,对乡村秩序的破坏.     

乡土社会的变动与文化选择——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的文化意蕴

尽管对乡土文学的理解颇多分歧,但有一点却为人们所共识,这就是乡土文学强烈的文化意味和明显的文化追求.它总是和特定时代的作家对民族文化、外来文化、传统文化、现代文化的思考与选择有着较密切的关系.固然,文学隶属于文化,无论何种形态的文学又都是文化的一种载体或表现形式;但是,我们所论及的乡土文学,其文化意识似乎更为自觉.     

“乡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换的美学困境——从“五四”到“文化寻根”的“现代性”体验

在“现代性”的进程中,审美现代性一方面反抗现代性的暴力,同时也对现代性的伤痛经验进行弥合和修复.而在普遍的“西方”现代性话语中,中国提供了现代性实践和反思现代性的不同经验,从“五四”对“现代性”的全面引进到80年代的“现代化”成为全民意识形态,中国自身的现代转换和中国知识者对现代的反省,贯穿了20世纪的中国历史.而80年代中期浮出历史地表的“文化寻根”那种既内在于“现代性”又“反现代性”的文学书写,再次显示了“乡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换的美学困境.     

穆木天:从“现代”走向“现实”的诗人

穆木天20世纪二、三十年在代理论和创作上的转变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从"现代"走向"现实"的一个特例。以穆木天生平、创作与理论主张为基础,可以看出穆木天的转变不但与其东北诗人的情感有关,而且,这种转变还包含着不同文化语境下诗人创作的权利。     

论现代社会秩序的构建——以香港社会秩序为参照

香港这个人口与资源如此紧张的弹丸之地,其社会秩序不仅没有因其复杂经济社会因素陷入混乱,反而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如何思考这种现代社会秩序及我国城市化运动中社会秩序形成要解决的问题,本文首先提出了两类不同社会秩序的理论分类并予以简要分析,分析了香港社会秩序形成的几个关键因素,指出未来我国宏观社会秩序生成的关键在于处理好内生秩序与外部供给之间的关系。     

当代中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制度变迁及走向

农村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是提高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水平.影响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关键因素是县乡财政体制.可以说,县乡财政体制的演变是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制度变迁的内源性力量.通过考察新中国成立后县乡财政体制的演变可知,公共财政体制下的协商供给模式可能是今后农村公共物品的理想供给模式.     

从“沉醉”走向“超越”——中国现代诗歌中身体的演变

身体在中国现代诗歌中经历了从沉醉走向超越的演变过程。在新月派诗歌中,身体伴随着唯美主义思潮走入诗歌,身体享乐成为精神港湾。此后,"现代派"诗人路易士把身体引向超越,身体成为追问生存意义、寻找终极关怀的路径。最终,穆旦将诗歌中的身体推上巅峰,一方面,他把身体演变为一把"去蔽"的利剑;另一方面,他又将身体视为现实中唯一的实在,并将其推上神坛。     

知识经济:文明的变迁与社会秩序的重建

作为新生的经济形式,以知识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为基础的知识经济所带给人类社会的,决不只是经济上的变革,它还将带动整个人类文明的变迁和社会秩序的重建。阿尔温·托夫勒在其引起巨大反响的代表作《第三次浪潮》中,曾颇富预见性地指出：“我们正在走向更加全面理解进步的时代。进步再也不会是自动化的成就,也不会单以物质标准来衡量了。”①如今,知识经济引导我们进入的正是这样一个超越工业文明的时代。本文拟从文明变迁和社会秩序重建的视角考察知识经济给社会所带来的深层变化,以期深化知识经济的研究。一知识经济给社会带…     

中国养老保险体制路径选择变迁的分析——从国有企业角度

现收现付型养老保险体制是我国建国后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的产物 ,它使国有企业背上了沉重的社会性政策负担 ,并且恶化着国有企业低效的治理结构。欲改善国有企业治理结构 ,就要使现收现付型养老保险体制转变为“统账结合”型养老保险体制 ,以使国有企业减轻养老保障负担。但倘若不事先解决转轨成本 ,这种转变由于会造成“空账” ,而只能是名义上的转变。国有股减持可以达到化解转轨成本和改善国有企业治理结构的双重功效。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经济变迁与秩序生成——近代以后中国二元社会秩序生成的考察

人类社会自从法律形成以后,社会秩序就一直表现为习惯-法律的二元秩序样式.近代以来世界秩序的变革受两种模式的经济变迁的决定:一种是一元的经济变迁,一种是二元的经济变迁.由此形成一元经济下的二元社会秩序和二元经济下的二元社会秩序,前者面临的秩序矛盾是单一的,后者面临的秩序矛盾是多重的.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二元社会秩序的生成是由中国的传统-现代二元经济所决定的,这种二元秩序中的规则关系表现为法律和习惯两种规则体系的矛盾和冲突.如果承认当下中国传统-现代二元经济的现实,就应当承认传统经济下习惯法权存在的合理性,也应当承认在这种传统经济中形成的习惯规范的合法性,继而协调法律与习惯的矛盾关系,俾使当下中国的秩序治理走向和谐.     

社会秩序何以可能——对中国社会秩序重建的理论考量与路径探索

社会秩序何以生成或社会何以可能是一个深刻的学术命题,它甚至成为一个学科的研究主题.社会秩序与人类社会的历史一样久远与神秘.从人类诞生开始,人类就表现出明显的群居倾向,而后逐渐演变为社会.无论原始的人类社会形态多么简单、多么低级,它都有维持其运行下去的秩序规则.随着人类社会形态的日益复杂,社会秩序也发生了改变.     

现代国家对乡土社会的渗透与整合——基于集市变迁的分析

传统国家的统治机构与乡土社会是彼此隔离的,乡村社会处于自治状态,远离政治权力的支配.随着现代国家的出现,国家权力的触角开始全面向乡村社会渗透,包括对乡村场市的控制.1949年后,国家为掌控资源,借助统购统销制度和人民公社体制全面介入农村集市,把历史上的自治场市变成国家统合乡村社会的工具和手段.改革开放后农村集市的发展使得市场力量蓬勃生长并逐渐约束政府的行为,国家对集市的绝对控制让位于规则制定和秩序引导,从而对乡土社会的整合由国家的单向强制整合逐步走向国家整合与市场社会自我整合的互构.于是,集市的变迁透射出现代国家对乡土社会的渗透与整合历程.     

中国文化现代化的选择与走向

市场经济不仅是一种经济现象,还是一种文化现象,忽视了这一点就难以实现社会主义两个文明的共同建设。可见,在市场经济发展中加强文化现代化建设具有十分重要意义。一、对中国文化现代化历程的回顾中国近现代的文化发展,虽历经坎坷,但却始终是在告别古典主义,增强现代意识,追赶世界潮流的逐渐现代化的道路上前进。在一个半世纪的文化交流中我们看到,如何克服民族文化危机,以建立新的社会文化发展规范,这一价值取向构成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讨论的核心内容。而且这一讨论自始自终存在着三种主张、三种选择。第一种选择和主张是…     

“抓大放小”:中国走向21世纪的战略选择

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必须能够与开放的国际社会和全球经济体系相融合，并拥有与自己的国际地位和大国身份相称的经济地位。不言而喻，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以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仅不能涉足国际市场与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共享全球资源，而且自己领域内的市场也可能被列强侵蚀和瓜分，而且更会在这个地球上没有铿锵有力发言的权力。因此，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键时刻，江泽民同志运用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深刻总结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经验和现实经验，提出了改革国有经济…     

从国有企业角度看中国养老保险体制路径选择的变迁

中国的养老保险制度起步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国家颁布的《劳动保险条例》和《国家工作人员退休条例》,其保障对象是城镇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职工,且以国有企业职工为主体,其主要特征是由国家规定统一的养老待遇,各类单位和企业支付养老费用,国有企业的经营由国家统负盈亏。这实际上是一种享受对象经限定的由国     

感性选择与我国乡村社会秩序的构建

理性选择理论自从提出以来,不仅在经济领域得到广泛应用,还扩展到了社会研究领域。但是理性并不能解释人类的所有行为。尤其是对于我国乡村社会这样一个＂熟人＂社会来说,其感性特征更为明显,因此,本文认为要构建我国乡村社会的良好秩序,必须将国家的外在制度选择和制度安排与乡村社会内在的文化传统、自发秩序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