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桔北积,道能为一--从《太平经》《抱朴子》看早期道教美学思想的变迁

<太平经>的民间道教思想中包含了丰富的美学思想,既是汉魏时期中下层老百姓美学意识与宗教思想相结合的产物,又是中原古代文化中审美文化的宗教化和民众化.<抱朴子>既是学者型学术著作,又是神仙道教理论思想体系的集大成,体现了上层人士、上层知识分子的神仙道教理想及其美学思想,具有江南文化色彩.两相比较,<抱朴子>的神仙道教美学思想,既是古代道家美学理想的宗教化,又是古代神仙理想和魏晋美学理想的结合;同时,它既是早期道教包括<太平经>在内的美学思想的主流化发展和理论提升,又是早期道教美学意识、美学思想的分化.     

读《庄子·寓言》札记

<庄子>的<寓言>一篇与其前面的<外物>篇有密切关系,特别是其沿着言意之辨的思路所进行的论析,具有重要意义.其所云的"受才乎大本",指人的躯体为天地所生,但人须待灵魂附体,才算真正有了生命,此即其所谓的"复灵以生"之意.庄子引述孔子之语说明若要使人心服口服,靠各种"言"都是不行的,而必须靠阐明大道的"意".<外物>篇所提出的"得意忘言"的命题,在<寓言>篇中得到进一步阐发.     

试比较《老子》之“道”与基督教“三位一体”在本体论上的异同

<老子>哲学与基督教哲学代表了中西方哲学最显著的成就,也是中西方思维方式最为突出的体现者.从本体论的角度来考察<老子>之"道"与基督教之"上帝"在思维方式与境界论上的异同,并重点从<老子>"道"的内涵"道"、"无"、"有"之关联与基督教"上帝"的"圣父"、"圣灵"、"圣子"三位一体"之关联的层面,探讨两者在价值、本体和终极意义上所存在的联系与区别,以期说明两者思维方式的不同.     

"古史辨"派与20世纪的《春秋》性质研究

孔子所作<春秋>是一部蕴涵作者"微言大义"的政治学著作.20世纪初期,"古史辨"派在学术界发起并主导了一场关于<春秋>性质问题的讨论.在当时社会反封建思潮的鼓动下,"古史辨"派继承并发挥了传统今文经学家的怀疑精神和古文经学家的"六经皆史"说,得出"孔子不作<春秋>"、"<春秋>为史学著作"等错误结论."古史辨"派的<春秋>性质研究对整个20世纪的<春秋>研究产生了消极影响,也制约了此间经学史、史学史领域相关问题的研究.     

《性自命出》篇心性论大不同于《中庸》说

郭店楚简<性自命出>篇的心理心和<中庸>"至诚"本心不同,其气性论和<中庸>"德性"论也不同.从心性论角度看,<性自命出>篇不属于思孟一派,更接近荀子.或可说它介于孔子和荀子之间,为<荀子>心性论的渊源之一环节.     

《唐律疏议》词汇特点及价值举说

<唐律疏议>在词汇上有如下特点一般意义的词形相同而意义有别;与后代语词词形相同而意义有别;词语他书不太常见;一些语词在<唐律疏议>中的出现远早于一般所引.因而<唐律疏议>在唐代词汇研究上具有不应忽视的价值.     

《花间集序》:一篇被深度误解的词论

在<花间集序>中,欧阳炯第一次勾勒出可歌之"词"发展的大致线索,并明确提出了"清"、"清绝"的审美标准.但是,长期以来,他的词史线索未引起人们的注意,而他的词学观点却遭到完全相反的理解他所反对的,变成了他所赞成的.造成这种深度误解的原因,约有四端受<花间集>词的连累;受他所采用的骈体文的影响;受他的词作的影响;受<玉台新咏>及<玉台新咏序>的影响.     

《诗》"经"的解构与文学的张扬——试论《世说新语》引《诗》的特点及其产生原因

<世说新语>引<诗>继承了先秦两汉以来赋<诗>言志的传统,并有所新变,其主要特点为引<诗>用于戏谑等不庄重的场合,<诗经>的地位由汉儒宗为圣典而沦为日常谈笑之资;引<诗>形式渐趋丰富,用<诗>注重化用<诗>的意境,表现出对<诗>的审美鉴赏意识等,使<诗>的文学性得以凸显,这反映出魏晋时期对<诗经>经典尊崇的消解和文学阐释的张扬,其发生与<诗>的文学阐释自先秦以来的不断发展,以及魏晋时期经学中衰,儒、道、释思想并立,人的主体精神的自觉与文学的自觉等有深层的联系.     

《老子》之"道"的现象学诠释

本文认为,要把握<老子>"道"的实质,必先理解<老子>提出其"道"的方法和原则.<老子>提出其"道"的方法就是比参法.通过这一方法,不仅认识了存在者的存在状态,也认识了存在者之存在的存在本质,这就是<老子>那个"寂兮寥兮"的"道".     

论傅斯年五四时期的文学革新观

傅斯年是五四文学革命的坚定支持者与宣传者.1918至1919年间,他先后发表了<文学革新申议>、<戏剧改良各面观>、<怎样做白话文>、<白话文学与心理的改革>等文章,提出了强调发展变化与新陈代谢的"进化的文学"观、以思想启蒙为主旨的"人化的文学"观与开放的而非锁国的"欧化的文学"观,系统地表述了他关于中国文学革新、发展的方向及一般进程的可能性选择的思想.所论与胡适、陈独秀的文学革命主张异声同调,对五四文学革命的开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积极作用.     

读《庄子·寓言》篇札记

<庄子@寓言>篇主要发挥了<齐物论>与<外物>的意旨.庄子在论析寓言、重言、卮言等问题以后指出万事万物永远处于变化状态,新事物不断地替代旧事物."方生方死,方死方生”(<齐物论>语).当人去认识去言说当前事物的时候,这事物已经成了旧事物.<寓言>篇"孰得其久”的"久”字当读若旧.庄子认为而这旧事物也不是随便就可以被认识被表达的,只有"和以天倪”的"卮言”才能对于变化中的事物进行有限的表达描述.这说明任何语言也赶不上"意".庄子关于天钧、天倪及其关系的理论,从一个方面说明言、意之辨的必要.     

《人间词话》中一条注释的质疑--兼及李煜、温庭筠、韦庄词语言风格评析

王国维<人间词话>对李煜、温庭筠、韦庄词的评论,注释者通常引用<介存斋论词杂著>"李煜词"一条来注解.实际上,王国维的品评之词是综合了诸多具体材料作出的评论,而并非仅限于<介存斋论词杂著>.     

《春秋》《左传》与孔子的史学地位

<春秋>为孔子晚年依据鲁史所选择、整理的教科书,左丘明以"鲁太史"和"鲁君子"的身份为<春秋>补充了大量史料,编成<左传>,<左传>因此而与<公羊>、<谷梁>二传明显不同.后世儒家学者以经学今古文标准匡范<春秋>及<左传>,其实孔子在<春秋>中寄寓的"微言大义"渊源有自,承袭着古代"记事"、"实录"以外的另一史学传统,同时古代"记言"、"微言"的史学传统也因孔子整理<春秋>而发扬光大.     

论"《春秋》无达辞"的解释学意义

"<春秋>无达辞"见于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是董氏对<春秋>文辞叙述特征的一种概括.针对此种叙述特征,董氏提出了"从变从义,一以奉天"的应对策略.从董仲舒对<春秋>具体事例的解释来看,他首先预设了<春秋>神圣的立场,并在解释过程中注重独修义的挖掘,在方法上通过以例见法,最后抵达"从变从义,一以奉天".这种解释体现了他对经典所包含共时伦理的把握,并超越了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的解释立场.由此观之,经典解释不仅是一种学术活动,也是一种伦理活动.     

《法的阶级意志论的再思考》的思考--与何柏生先生商榷

何柏生的<法的阶级意志论的再思考>一文认为"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理论","是一种过时的、落后的理论","符合专制社会的实际的,而在民主社会里无法得到实证","在理论上是无法自圆其说的,在实践中也是有害的".文章认为由于何先生对所引历史事实的片面理解、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断章取义,以及在论证过程中多处违反基本的逻辑,因而他要完成的对马克思主义法学基本原理的"证伪",不可避免地是错误的、站不住脚的.     

《周易》"德"论析

<周易>通过打通天道与人道,为人道之"德"找到了形上学根基,并通过九卦的三陈建立了由内而外、由个人而天下的完整的"德"论体系."德"不仅是沟通天人的桥梁,而且是谛造君子和天下得平的途径.透过<周易>的占筮形式和思辨语言,可以发现其核心是在表"德".     

评《招魂》为“屈原自招”说

<招魂>内容和先秦典籍再次证明,<招魂>所陈乃"人君"礼体,上帝所"辅"当为"君王",非人臣屈原所可当得;<招魂>所招失魂归返的"恒干",乃在郢都"故居",而不在"江南",与身在放逐之地"江南"的屈原"自招"方位完全不同;"屈原自招"说不能圆说<招魂>序言"牵于俗而芜秽"之义,更缺少推翻王逸所记"宋玉作<招魂>"的事实证据,因而难以令人信服.     

从上博简《诗论》第20号简看孔子的"民性"观

"民性"问题是先秦儒家一个重要理论观念.在孔子的理论体系中,这个观念不仅见诸<论语>一书,而且在上博简<诗论>中亦有重要表述.从<诗论>简文中可以看出,孔子通过<诗·鹿鸣>体悟到"币帛"在礼仪中的重要作用;并且由此而看出"民性"所固有的对于和谐的追求.相关简文由<诗>而论及"民性"观念,是认识孔子思想的一个重要材料.     

无奈地选择--出关--试论述鲁迅的《出关》

鲁迅的许多作品曾引起较大争议,他的<故事新编>中的<出关>也不例外.鲁迅的本意是什么,解读这篇小说的关键是怎样来看待鲁迅对自己的认识,弄清楚老子为什么出关以及<出关>的"关"到底意指何物.其实,老子出关是因为他看透社会本质,出于无奈而出关.<出关>里客观地反射出鲁迅当时复杂的心态.     

王安石诋《春秋》为"断烂朝报"之考辨

王安石诋<春秋>为"断烂朝报",历来为千年来的学术公案.或以为王安石尊<春秋>,故无"断烂朝报"之说;或以为王安石贬<春秋>,而有"断烂朝报"之说.笔者认为,王安石是轻视<春秋>的,且也说过<春秋>为"断烂朝报"之类的话,但是,王安石所言<春秋>为"断烂朝报"是特指其弟子陆佃、龚原对<春秋>的注释,而非孔子删削之<春秋>;对于孔子删削之<春秋>,王安石虽不甚尊崇,但作为封建士大夫王安石不能也不敢公开诋诬之.王安石之所以轻视<春秋>,是因为<春秋>的主旨与其变法思想相抵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