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人类关系模式"的正义考量--戴维·米勒社会正义理论述评

牛津大学著名政治哲学家戴维·米勒从他所谓“人类关系模式”入手,提出了一种新的多元主义正义理论。他将人类关系分为三个基本模式:团结性社群、工具性联合体与公民身份。在这三种关系模式中,分别存在着三种对应的社会正义原则:需要原则、应得原则和平等原则。这些原则一起确定了如何把利益和损失分配给社会成员,实现了这些原则的社会就是一个正义的社会。     

用交往权力制衡社会权力——重评哈贝马斯的商议民主理论

哈贝马斯通过方法论上的商谈模型的建构,区分了影响民主商谈过程的两种不同的社会因素:一种是通过反思地加以调节的文化因素,一种是通过政治和法律控制的社会权力因素。在哈贝马斯看来,尽管社会权力因素受到了政治和法律的控制,它们还会影响民主商谈过程,而自由的、公开的商谈会制约它们的影响力。商议民主和经济学民主、选择民主以及法团主义的差别在于,商议民主把政治权力看作是交往权力转化的结果,而其他的民主理论则把政治权力看作是社会权力相互制衡的结果,从而使民主政治失去了社会整合的功能。     

以“商谈伦理”建构“公平正义”的社会秩序——以哈贝马斯和罗尔斯为研究对象

当代哲学大师哈贝马斯提出以“商谈伦理”实现现代社会的政治认同,罗尔斯则认为公平正义才是现代社会的基本价值。倘若抛却两位大师的理论纷争,以一种融合的视阈来重新审视商谈伦理和公平的正义,重构多元社会的政治认同——商谈伦理为公平的正义奠定并给与了持续的合法性,而公平正义的制度设计则为商谈伦理设置了效力边界,注入实质的价值内核,为防止多数的暴政限定高压线,二者便形成了一种理论的耦合,为实现公平正义的社会秩序提供了规范的依据,并能有效地回应中国当下社会发展中的理论困境。     

儒家与人权的“普遍性”论证

在原始儒家与人权关系的讨论中,儒家思想既可以被阐释为支持人权,也可以被阐释为反对人权。因此,需要区分儒家的观点究竟是一种人性的概述还是政治上的规范性论述。在儒家的观点被视为一种规范性论述的条件下,上述问题就被转化为儒家是否支持人权的“普遍性”形式。从海德格尔前存在论的角度来看,儒家的“普遍性”有两个区别于传统形而上学的特征：一是它以“等差之爱”为生成的动力,从个人伦理逐渐发展到普遍伦理;二是它构成了社会规范的统一原则,而不一定构成最高原则。在进一步比较这两个特征与人权的性质后,可以发现儒家的“普遍性”形式更符合国际人权社会多元化的诉求。     

哈贝马斯的商谈共识论及其理论形式

面对技术理性统治所带来的西方社会的合法化危机,哈贝马斯在其商谈政治观的理论框架下提出了商谈共识的理论思想,试图为解决价值多元社会的发展困境提供一个可行的路径。哈贝马斯的商谈共识在哲学认知论、政治哲学论以及政治实践论三个层次上表现为不同的理论形式。把握商谈共识论的理论形式,可以为建构政治共识论的一般性理论形式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儒家“大同”世界与马克思主义社会理想模式之比较

儒家的“大同”世界与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是为了解决现实社会的问题而提出的两种社会理想模式。虽然大同世界和共产主义在本质、依靠力量及实现途径上存在着差异，但它们都是基于完善人性而对人类理想生存空间所做的设计和构想，它们所包含的境界都是人类和社会的必然要求，这就决定了其理想模式在原则上有某些相似之处，如都主张“天下为公”、“按需分配”；都向往“没有阶级”、“没有剥削”的生存状态；都坚持理性主义，主张理想世界此岸性。所以，通过对儒家“大同”世界和马克思主义社会理想模式的比较研究，找出其内在的融合点，从而为我们现代社会协调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     

中国共产党人“两个理想”相统一的逻辑进路——基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之理想信念

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性是中国共产党人“两个理想”相统一的历史逻辑;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人类社会最终走向共产主义的必然趋势,奠定了共产党人坚定理想信念、坚守精神家园的理论基础;中国共产党人是“两个理想”相统一的忠实践行者。     

论领导班子的团结

新形势下，领导班子团结尤为重要。但这种团结要以政治、思想和工作为原则基础。以此作判断，对“一团和气”、“认识上有分歧”和“班子个别成员闹不团结”现象不能“误诊”。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实现班子团结的五条基本途径。     

试论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思想

哈贝马斯在交往行动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商谈伦理学,指出交往行动实质上是主体之间以语言为媒介的商谈(对话)关系。商谈是其核心概念,普遍化原则和话语原则是其两大原则,认知主义和程序主义是其基本特征。通过商谈伦理学的建构,完成了他的交往理论的论证过程,把理论层面的交往理性扩展到实践层面的交往理性,并将商谈伦理学作为交往行为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共同构成批判的社会理论的规范基础。     

现代性价值：从“实体之自由”到“关系之和谐”

现代性有两种版本，一种是资本主义现代性，一种是社会主义现代性。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最高价值追求是“个体自由”，其理论旗帜是自由主叉；社会主义现代性的最高价值追求是“社会和谐”，其理论旗帜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预设了现代性价值由“实体之自由”发展到“关系之和谐”的历史必然性。正是这一必然性，为我们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政治实践中重建社会主义现代性提供了可能。     

论社会主义社会的独立形态性

长期以来,人们已习惯于一种观点,即认为共产主义分为两个阶段: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或称共产主义初级阶段)和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叫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叫做共产主义社会。笔者认为,这种把社会主义社会仅仅当作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的一个阶段的观点,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上来看,都是不可取的。社会主义社会具有其独立形态性,它与共产主义社会是有着质的区别的两种不同社会形态。本文拟从以下     

普遍性原则与自由原则：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理念探源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来源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问题。一般认为,康德道德形而上学有两个来源：一是休谟;二是卢梭。康德在对休谟的“因果大原理”分析与批判的基础上明确区分了“自然”与“自由”,从而为“道德”提供“地盘”;卢梭社会契约论展现出来的“普遍性原则”和“自由原则”促成了康德对先验纯粹的“道德法则”与“意志自律”原则的道德形而上学原理建构。除了休谟和卢梭,莱布尼茨也是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重要来源,其理性灵魂单子的“自发性”与“自决性”思想开启了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自由”理论---“先验自由”与“实践的自由”。     

论李大钊的大同思想

大同思想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理想社会观。在中国近代 ,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大同思想开始与西方各种社会思潮相结合 ,形成了各种新的理想社会的模式。李大钊从共产主义理想与儒家理想社会观的内在联系出发 ,在唯物史观的科学基础之上 ,从社会发展规律、人类大联合和互助的角度来阐述“大同”,赋予大同思想以崭新的时代内容 ,构想出社会主义与人道主义、大同团结与个性解放相统一的理想社会 ,进而实现了近代大同理想社会从空想到科学的转变 ,并且对实现“大同景运”的具体途径进行了有益的初步探索     

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探析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正确认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关系问题上必须解放思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是同一社会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而是两个社会,但不是两种社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有其内在的联系,但也有实质的区别。只有区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才能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克服教条主义,防止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犯“左”倾错误,并且脚踏实地地在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朝着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奋勇前进。     

怎样理解列宁讲的“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

马克思关于“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和“共产主义社会分为两个发展阶段”的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都分。列宁把马克思说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叫作社会主义社会。此后,马克思的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两个发展阶段,就逐渐地变成了我们今天说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这样两个阶段。所以我们今天说的“共产主义社会”这个概念,已和马克思说的“共产     

形而上学的价值论底蕴

文章从三个方面对形而上学的价值论底蕴进行了分析：形而上学的发端是出于对人类生存状况的深切关注；形而上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偏离了其价值论轨道而表现出了浓厚的知识论倾向，逻各斯（理性或上帝）成了万物的最终尺度，人不再是“是其所应是”的价值性存在；作为价值论的形而上学，不是一种有特殊对象领域的哲学部门，它本质上是一种人生哲学和幸福哲学。     

过渡时期与社会主义

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到共产主义最终实现,历史的进程究竞要经历哪些阶段?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之间的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社会,究竟是同一时代还是两个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这都是一些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问题。近些年来,由于林彪、“四人帮”以及那个“顾问”的干扰和破坏,流行着一种“两阶段划分”、“一个大过渡”的观点,把资本主义以后社会的发展仅仅划分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两个阶段,把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以前的社会统统称之为过渡时期,把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社会,看作只是     

道德共识何以达成——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及其现实道路

哈贝马斯对商谈伦理原则的践行即是如何达到商谈伦理的普遍化以及对现实道路的探索,以秉承启蒙理性的精神。交往理性的现实指向就是商谈伦理与普遍共识,使主体能在没有任何强制和任何约束的环境下进行诚实的交往与对话,以达至相互理解,这是哈贝马斯商谈伦理的宗旨。这种重构的商谈伦理学秉持着两个基本原则,即可普遍化原则和话语伦理学原则,通过商谈伦理所达成的道德共识中,交往理性实现了多元声音中的统一性,从而使道德乌托邦得以可能。     

剧变后的中东欧国家"共产主义后继党"

在中东欧国家的“共产主义后继党”中，除捷摩共未执过政外，其它均作为各自国内左翼力量的主体，与其他政治势力轮流执政，在有的国家实现了两度执政或连续执政。“共产主义后继党”已成为中东欧各国主流政治生活的有机部分，对中东欧各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转型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卢卡奇现代性批判理论的双重路径及其理论意蕴

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吸收了马克思商品拜物教的科学内涵，沿着以物化理论为核心的现代性批判和以资产阶级形而上学为对象的现代性批判两条路径，展开了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这种现代性批判路径既表明卢卡奇在一定程度上站在了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原则高度上，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深刻批判，又可以看到卢卡奇深谙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开启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的崭新路径。然而，卢卡奇的现代性批判理论又戴着“黑格尔眼镜”，使其从事的现代性批判无法摆脱形而上学的理论困境，依然没有达到马克思的原则性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