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水精神与“游子文学”

历来的中国知识分子较西方的知识分子更重山水精神。这与中国文化传统中把山水作为人格修养或寓心明道的象征有关。孔夫子的“智者乐水,仁者乐山”说影响甚远;庄子“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观念,以生命自由与自然的和谐为美的人生也是许多人的精神寓所,特别是文学艺术家们。而作为游子,飘泊异域,羁旅于山长水阔间,对山水精神的体悟自然更逼近生存本质。游子文学中的山水精神表现,应是重要的文学现象,故有探究之必要。中国文学向有寄情山水的传统,东鲁春风、南华秋水以降,至唐人元结而柳宗元,山水文章渐臻成熟。柳宗元…     

论师陀笔下的游子形象

根据师陀作品中对很多曾经漂泊于异乡或是正在异乡流浪的游子的描述,解析了“游子”与故乡人生存状态的冲突及其所受的情感困扰,并结合“游子”的悲剧命运阐释其哲理内涵。     

困境与突围──对经济体制转轨时期上海作家情况的调查

改革开放、商品经济的发展、市场的发育，给包括作家在内的所有的人铺设了多条生存之轨，但同时也由于体制转轨过程中许多措施不完善不健全，市场发育过程中价值观念的倾斜，造成了以文学为生存方式的作家的生存困境。不少人为了突破困境在寻找别样的生存方式，但新的生存方式也并未真正使他们的文学理想得以实现，反而造成了他们自身心理的困惑、定位的困惑。困境的表现在对上海作家进行采访时，一位作家说了一句很形象的话：“不要问我下不下海，是海水涌到了我的脚下。”就是作家们能心静如水，卓有见识的企业家们也不想冷落他们。１９９…     

“天山渔者”王大枢的遣戍生涯与诗文创作

安徽太湖县举人王大枢遣戍伊犁11年之久，还乡后自号“天山渔者”。他在戍地以坐馆教书为生，晚年编定《西征录》一书，不仅是他遣戍生涯的实录，还保留了其全部诗文作品。王大枢的诗歌题材主要分酬唱赠答与吟咏史事古迹两类，从不同角度反映出遣戍文人的日常交往、心态变化及文学活动。他的文作以《天山赋》为代表，用虚实结合之笔摹写异域风物，具有历史、文化、文学等多重价值。     

生存与困境之歌--鲁迅"归乡"系列小说与苏童的《米》比较阅读

现代文学中的故乡情结是一种文化现代性焦虑的产物,寻找故乡则是现代人精神家园迷失于皈依的集中体现.归乡模式在一个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中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叙事模式,鲁迅的"归乡"系列小说与苏童的<米>,在动态叙事中的发掘游子的生存心态和生命际遇,从而揭示人类孤立无援、无可逃遁的生存困境,探索人性本真的奥秘.     

古希腊人的双重生存方式——古希腊文化、文学研究之一

生存方式是人的具体存在形式 ,是人的内外关系的统一。古希腊海陆交错的自然环境 ,决定了古希腊人必然一方面与土地交往 ,建立以土地为中介、以农作物为生活资料的农耕式生存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专制和专制政治 ;另一方面与地中海交往 ,建立以地中海为中介、以武力征伐为基础、以移民或殖民为中继、以商业和贸易为目的的地中海式生存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民主和民主政制。生存方式不同 ,人也就不同。人不同 ,其所创造的文化和文学也就不同 ,文化和文学不过是人的生存方式的精神存在形态和审美存在形态而已。因此 ,生存方式是我们准确地理解文化和文学的基础和钥匙。     

不羁的文化游子与深沉的文化乡愁——浅谈徐志摩与余光中散文的文化性格

不羁的文化游子与深沉的文化乡愁——浅谈徐志摩与余光中散文的文化性格●奚学瑶与西方不尽相同，散文历来是中国的主流文学。散文凝注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性灵，而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中国文学史上的许多文人学者，常常借用这一载体抒发自己的情怀，寄托自身的抱负，亦...     

因贫称义——论斯坦贝克作品的悲剧主题

斯坦贝克高度关注人类在贫苦物质条件下的生存状态。除了因社会体制造成的贫穷,他的作品还描写了各种类型的贫困生存方式。他突出强调的是在这种贫困生存中不可被贬抹的人类尊严。这和19世纪以来欧美文学主流关于贫困的书写有着根本的不同。他借助基督教文化传统、东方文化、印第安文化等思想资源,试图阐明：贫困的生活可以成为人类——尤其是现代人获得自我救赎的一个必要条件。他的作品由此建构了一个可称为＂因贫称义＂的悲剧主题。     

罪恶书写的交流功能:论乔治·巴塔耶的文学观

在乔治·巴塔耶的总体思想视野中,"恶"是人类超越生存焦虑的过度形式,是独特的价值选择和生存状态。此种伦理内涵主导着他的文学观念,即文学应该书写罪恶。巴塔耶挖掘恶的真理性,使得他的文学观念在文学作品的罪恶书写这一历史谱系中异常特殊。他提出了一种新的文学功能论:罪恶书写能够充当异质要素的传声筒,使之与理性达成交流。     

现代报刊对传统文学观念的变革

现代报刊的迅速崛起,不仅改变了中国文学传统的流通方式,同时也颠覆了"藏山之文"和"经世之笔"的文学观念.各种文学新观念、新思潮通过现代报刊广为传播,为东西文化的交流和对话架起了桥梁.     

当代藏族文学的文化诠释

文学是民族的文化符号表现，是民族心灵的感性呈现，是时代变革的最敏感神经。整个藏族社会历史经历本世纪中叶民主改革从而发生了深刻变革，藏族文学也因深刻的社会历史变革而从此进入当代发展。当代藏族文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呈现出全新的面貌，让中国和世界瞩目。藏族当代文学的特质，可以概括为“文化的文学”，既不同于传统，也有别于“现代”。“文化的文学”是我们把握当代藏族文学的一个不容忽视的观念。所谓“文化”，简言之，是人类群体在历史过程中逐渐积淀下来的生存方式、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及其观念体系和成果。对民族文化…     

困惑与超越——论夏目漱石文学中的基督教思想

夏目漱石对于基督教的态度经历了较为明显的嬗变过程,内心呈现出极端的矛盾,他反对宗教中的偶像崇拜及形式主义,憧憬宗教的道德伦理和超越思想。夏目漱石关注宗教主要是出于"生存困境"和道德上的探寻。基督教宣扬真、善、美,道德、良知、宽容以及自由、平等、博爱精神,正契合了他的文学理想。他的文学真正地追问人的生存状况,希望从宗教中能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其意义在于超越生存困境,塑造崇高人格,提升社会道德。     

不被遗忘的存在——史铁生的生存哲学分析

本文结合史铁生作品，分析他对人的生存意义的终极探索，归纳他的独特的生存哲学，即强调生的意义的过程哲学。这对于当前注重物质与功利的世俗精神，对于狭隘的、传统的思想观念和思想方法，是一种冲击和解放。他的生存及他的这种生存方式将永远不会被人遗忘。     

玄幻文学媒介动因与文化意义解读

作为文学网站重要作品类型的玄幻文学，借助多种媒介形式充斥在文化生产领域，已然成为重要的文化现象。玄幻文学依托网络媒介产生，深受网络时空观念、网络资源的丰富性与开放性以及网络所体现的后现代主义游戏精神的形塑和引导。玄幻文学以想象力见长，充满天马行空的夸张变形，游戏风格浓重，尽管其艺术风格、审美意蕴等面向有待斟酌，但玄幻文学促成了新世纪以来众声喧哗的文学格局，帮助实现了相互对话与交流的文化生存方式，因此其文化价值是积极和正面的。     

寂寞中的呐喊 窘困中的突围──'94文学旗号之我见

一也许，未来的中国文学史提到1994年会描上独具风采的一笔。别的不说，单就以若干刊物为阵地亮出的色彩缤纷的大学旗号就足以令人赏心悦目的了。如《北京文学》的“新体验小说”．《钟山》、《文艺争鸣》的“新状态文学”，《上海文学》的“文化关怀小说”．《上海文学》、《佛山文艺》的“新市民小说”，《花城》的“新小说”．《特区文学》的“新都市文学”，等等。这些旗号所指不同．内涵各异，展现的方式也各有千秋，但是面临文学的生存竞争所表现出的抗争性拼搏，则不能不说是它们的根本一致性，不论它们本身是否坦诚认同。八十年代中…     

视觉文化与文学的跨媒体生存

消费社会中,视觉文化不仅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而且其特征也发生了重要变化.在新的视觉文化背景下,文学的生存方式呈现出新的特点:在跨媒体传播,尤其是影像传播中,文学更多地被作为一种元素组合到影像作品之中.文学的跨媒体生存,既不能完全抛弃传统表现手法,也不能不吸纳现代表现方式.     

城市空间与文学的现代性问题

本文梳理了城市与文学发展之间的对应性关系。人们在既往的文学研究范式中多注重传统意义上的内部和外部研究，而未强调历史进程中城市文化现象与文学表征之间的有机联系。作者指出，人类生存环境的变迁，尤其是以城市为标识的生存方式及其基于都市经验的精神状态，对于文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塑形作用，它不仅带来了文学书写主旨的变化，同时也促使文学融入文化现代性之中。文学的现代性问题是一个多元的论域，它既包括文学书写的主旨、策略以及文学研究理论指向的变化，也有效补充了人类生存空间的迁移对于认知的激发作用。对于文学现代性问题进行跨学科和多重要素的考察，有利于人们认识文学以诗性语言呈现思想的有效性。     

当代文学媒体化生存论略

媒体的变革彻底改变了文学的生存方式,文学的数字化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文学的本质.数字化媒介的引入,特别是文学的网络化生存,是技术革命对传统文学的一次从观念到现实的颠覆.它不仅改写了传统的文学创作的真实性原则,而且正在解构文字决定一切的传统文学的生产与消费模式,一个新的"图像时代"即将到来.     

从传播工具到功能主体——大众传播时代大众传媒与文学的关系

快速发展的大众传媒不仅以工具的形式为文学的生产、传播以及文本的转换提供了更多更好的条件,而且作为一种重要的外部力量进入文学内部,以自己的市场化为特征的运作理念、运作方式和审美导向、评价标准影响文学,干预文学的创作、传播与接受,促进文学生产方式、流通方式及消费方式的变革。文学则以开放的意识、亲和的姿态和积极的选择,表达了对大众传播时代文学生存方式与发展模式的理性认同。这既是大众传播时代大众传媒掌控文化领导权的必然结果,也是市场经济时代文学所做出的功利性选择和商业化转向。     

独白与复调——20世纪20-40年代中国现代诗歌新思考

巴赫金的复调理论以独特的方式构建了一种新型的文学分类法和“动态”的文学史模式，它以“独白的文学”与“复调的文学”相对照，把作品里的声音由“独白”到“复调”的变化，作为传统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区分。这种文学史分析模式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考察20世纪20-40年代中国现代诗歌的新思路。依循这种思路，我们发现原有的分析系统可能既缺乏准确的把握力度，也存在一定的漏洞。事实上，20—40年代中国现代诗歌并不是“线性地”从象征主义发展到现代主义，而是存在着“独白的诗”和“复调的诗”的杂错与对话。前一种诗以李金发、戴望舒、卞之琳等为代表，他们的诗是个人的“心灵史传”，反映着诗人个人生活中的一系列“精神事件”；后一种诗以鲁迅（《野草》）、穆旦为代表，他们的诗是分裂世界中的思想对话，是把主体推向他所在的世界，推到他的对立面，通过对话性描写，展示比主体世界更为丰富的“生存全景图”。两种诗歌既分属不同的系统，又统一在相同的对空。二者的共存和对话，说明中国现代诗歌“共时”地展现着传统的文学气质和现代的文学心声，透露出20世纪中国文学仍属“转型文学”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