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诗学”到“文学阐释学”——对一种本土化的文学研究路向之省思

中国的文学研究在上个世纪90年代发生了一次重大转型：从以作者、文本、审美为中心向以接受者、语境、文化为中心转移。在这次转型过程中,本土化了的“文化诗学”和“文学阐释学”起到了关键作用。“文化诗学”的核心是“文化”而非“审美”,旨在拓展文学研究的范围;“文学阐释学”的目标是文本所蕴含的社会政治、文化诸因素而不是文本本身结构与修辞,旨在追问“关于什么”和“为什么”。这两种文学研究方法有着相近的学理逻辑,都注重文化整体性关联,强调对话性;都是侧重于“意义建构”而非“发现真相”,都强调“生产性”;对科学主义和本质主义的自觉抵制也是它们的共同之处。二者的区别也很明显,各有各的旨趣所在,并不能等量齐观。     

我看“新生代”

“新生代”不是９０年代的一个创作流派，而只是一个以年龄段为界限的“一茬”小说作家的统称。他们虽然没有共同的文学主张，但客观上也存在着某些共同之处：他们多数人往往以个人的方式感受时代的脉搏，对物化时代的现实生活表现了强烈的现实关怀和人文关怀，表达着对“当下”状态的体验和感受、情绪和思考。他们中少数人将笔触伸向“历史”，但这种“历史”也是被“个人化”了的。“新生代”中少数人可能有所谓“边缘化”倾向，多数人并未退居生活的边缘。但无论对现实还是对历史的表达，都是相当“个人化”的     

“五四”新文学经典构成

从今天或将来的视点看,“五四”文学经典构成是中国新文学发展的最关键性的内容。“五四”文学经典构成包括原创和经典化两个阶段。其原创是由新文学派、复古派和学衡派共同参与的,其经典化则由多种因素参与,而文本品性又是“五四”文学经典构成的基本因素。     

关于“改革文学”的思考

当前,我国正经历着一场开国以来最深刻、最广泛,最复杂的变革。全国处处,各条战线、各行各业的人们,都被卷进气势磅礴的改革浪潮中去。听从时代召唤的作家,也积极地投入变革的潮流。于是,反映变革生活的“改革文学”应运而生。它追赶着时代的脚步,应和着改革的节奏,生气勃勃,锐不可当,并势将成为当代文学的主潮。如果借用近来颇为流行的未来学术语,把曾在当代文学运动中发生过重大影响的“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称为新时期文学的第一、二次浪潮,那么创作潮头已经涌来的“改革文学”,就是新时期文学的第三次浪潮。     

郝思佳与王熙凤的平行比较

不同国家、民族、时代的文学存在着共同文学规律,使文学有了“可比性”。《飘》、《红楼梦》虽然成书时间相差很远,作者米切尔和曹雪芹的生存背景和文化差异又很大,但它们所塑造的两位女性形象——郝思佳和王熙凤却在出身背景、个人才能、自主意识、务实精神方面表现出惊人的相似性。不同的历史背景、爱情价值观、个性品质等又使两者同中有异。通过对东西方两个女性文学形象的分析,我们不仅发现了不同文化的深层规律,同时也引发了“妇女人格”这一崭新的文学命题。     

史学术语“封建”误植考辨

“封建”本义“封土建国”、“封邦建藩”,原指殷周实行的分封制,与秦以降实行的郡县制相对应。近代中日两国学人皆以“封建”翻译西方史学术语feudalism(意为领主、采邑制),遂成一重要汉字史学术语。自20世纪20年代初期始,共产国际译词在中国传播(如称现实中国为“半封建”),尤其是1929年前后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中的一派,将“封建”泛化,把秦汉至明清这一颇不“封建”的两千余年历史纳入“封建时代”。由于特定的社会历史原因,此一论说在近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中国通行。而负荷新义的“封建”,脱离了中外古今概念坐标系的正轨,既未求得古今义流变的合理性,也没有达成中西义对接的准确性,故其效用不佳。笔者从语义学与历史学的结合部,追踪术语“封建”误植的过程,并建议恢复“封建”古典义,又与英文术语feudalism相通约,将殷周称“封建时代”,秦汉至明清的社会,不宜冠以“封建”,从政制角度可称“郡县制时代”,从较宽泛的历史学言之,可称“宗法专制帝制时代”。     

国内文学语境研究综述

我国文学语境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从最初的偶然使用到多元化、普泛化的发展,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当前主要集中在六个研究层面:运用语言学的或泛化的"语境"概念进行的文学研究、文学语境的理论探索、文学文体的语境研究、文学修辞的语境研究和文学翻译的语境研究.我国文学语境研究伴随着"语境"概念在人文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泛化发展业已形成一股趋势,但对"文学语境"的独特性关注不够,尚未形成系统的文学语境理论.     

论日本“轻小说”的发展及社会影响

“轻小说”是用英语的light（轻）和novel（小说）两个单词组合而成的日式英语,现在英语圈中也以这个词来指代这一源自日本的特殊文学体裁,也称为“轻文学”,其内容包含恋爱、科幻、时尚、推理、恐怖等主题。近年来,随着轻小说与动画、漫画以及游戏创作的密切互动,不仅开创了“ACGN”有机交融、共同发展的新时代,而且进一步丰富了日本大众文学的内涵和表现形态。     

“新兴”还是“尖端”？——试论刘呐鸥的文艺观

在对新感觉派的研究中,苏联唯物主义美学理论和资产阶级文学如何共同构成刘呐鸥的文艺理论一直是一个语焉不详的问题.从刘呐鸥的日记和译介入手,方可弄清施蛰存所谓的“新兴文学”和“尖端文学”究竟包含了哪些文学思潮和作家作品,从这看似对立的两个群体之间挖掘出他们共同对刘呐鸥产生了吸引的介质,广泛存在于“尖端文学”中的象征主义意象化技巧为刘呐鸥实现“新兴文学”的美学理想提供了最为有效的手段,这种目标和手段的一致性使得刘呐鸥能并行不悖地使用二者创造出其独有的“新感觉”.     

关于“现代性”与“现代化”

时值“五四”七十五周年,作为北大教员,身处“五四”发源地,此时此刻,心情之复杂,是难以言述的。 “五四”的七十五周年之所以特别重要,首先在于它使我们看到,今天的历史情境与五四时代已经有了“根本的不同”(尽管这不排斥五四会对今天乃至以后的思想发展继续产生启发),相信随着二十一世纪的到来,这种“根本的不同”将会愈加明晰,值此“五四”七十五周年之际,我想我们不能不有此自觉。 附带说一下,由于五四的题目太大,所以论者极易将其泛化,甚至以“化约论”的方式治之,这样一来,五四便脱出一个具体历史情境中的事件,变成一个象征、铭文乃至一个“祭坛”了,所以我想极力避免这一点。 其实,五四的一个缺点,正在于对待事物的“泛化”的或“化约”的方式,它提出了许多重要问题,又抽象地混淆了它们,进入九十年代以来,我们总算能够看到这些问题的不同,由于这些问题很多,限于篇幅,本文只能择其与文化及文学相近的两点加以简短说明。     

"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能"与"不能"--价值论言说下的"应当"

本文以"应当"隐含着"能"与"不能"的价值旨趣为路径,认为"能"一方面是道德之外的有为,另一方面是道德之内的准许.前者是道德主体的能力所为,后者是道德原则的划界.由此认为,"应当"包含着已然与未然的张力,实现主体应尽之责与其能力、善与可欲之善有机结合,预示着伦理原则对人的引导和激励,并担当教化、教言的使命.     

“宗教”与“科学”

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具有深刻的两面性:一方面,宗教追求的是"信仰",科学追求的是"知识",二者是有本质区别的。这种区别,既有可能导致宗教势力对科学行为的禁锢和迫害,又有可能诱发科学成果对宗教信仰的颠覆和批判。另一方面,如果宗教以理性为工具来追求信仰的话,就会在追求的动力和方法上与科学相联系。这种联系,既有可能促成科学的发生,又有可能促进科学的发展。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常常只注意到宗教与科学之间相互冲突的一面,忽视了二者之间彼此联系的一面。而在西方的历史上,宗教的追求与科学的产生、宗教的热忱与科学的动力、宗教的信仰与科学的方法之间,都曾有过密切的联系。     

"狼"与"启蒙"

本文以《孤独者》、《山上的小屋》、《怀念狼》、《狼图腾》四个文本为例,探讨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中狼形象与启蒙含义之间的复杂关系。     

“养老”·“教养”·儒家“教化”

虽然以往一些论著已经注意到"教养"这一说法的出现与上古中国庠序中的"养老"有关联,但对这"养老"的具体内涵的解释却并不准确。文章对"养老"的内涵重新作了分辨,并进而考察了先秦儒家在春秋战国之际对"教养"内涵的改造,从而找出了"教养"之所以后来与人的人格修养关联在一起的人文逻辑线索。通过对"教养"原意的追溯,论文揭示了先秦儒家教化的独特品格与其对于人的生命成全的重大意义。     

从“主义”到“问题”

我国法理学直接来源于苏联的法理学 ,间接秉承着欧陆法理学传统。该传统在以往的特点是特别关注法律的“宏大”问题。 2 0世纪以来 ,欧陆法理学明显出现的对司法中微观问题的系统论述 ,并未在我们这里得到回应。只是近些年来 ,随着中国司法改革任务的提出以及司法在法治乃至整个社会、政治生活中地位的日显 ,我们才开始关注司法并同时关注欧陆和英美关于司法的理论。尽管如此 ,我们对于司法中法理学问题的探讨还只是初步的 ,还没有引起法理学界的共同关注。这就需要我们不失时机地将法理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放到以司法为核心的法律之“微观论证”上来。本组笔谈的目的即在于此。     

"梦境"与"鬼气"--龚自珍、鲁迅梦意象比较研究

龚自珍和鲁迅一生都与"梦"结下不解之缘.龚自珍的"梦"是忧患的宣泄,理想的升腾,往事的感怀,做的大凡是美梦、好梦、奇梦,体现出绚丽浪漫的色彩;鲁迅的"梦"则远远溢出"梦"之常态,成为内心黑暗影子的暗示和强化,做的大凡是苦梦、噩梦、毒梦,播撒出阴森愁惨的"鬼气".这种明显的差异,表现出两位先觉者各自不同的心理个性和时代的哲学思考.     

“启蒙”与“救亡”

"救亡"和"启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两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它们之间的"关系"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是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一些观点至今仍然被沿袭使用,对中国近现代思想以及文学研究都有很深的影响.本文将对这一问题进行重新探讨.     

从"个人"到"人民"——《新青年》视像的演变

本文从封面、插图的角度考察<新青年>杂志"人"的视像的演变.文章认为,<新青年>杂志早期注重个人视像的建构,后期倾向于以底层阶级或革命阶级为代表的人民视像的营造.视像话语变化与文化思潮演变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