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资本的逻辑”到“决断的逻辑”——以施米特与凯尔森的分歧为视角

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切入,构造了“资本”这个“特殊对象的特殊逻辑”;施米特从政治危机切入,构造了一种区别于凯尔森“纯粹规范论”的“主权决断论”。施米特深刻地揭示了“决断”这一似乎是完全空洞的概念在政治生活中的核心地位,但他据此认为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是黑格尔“辩证的决定论”的经济学版本,则是忽视了马克思“市民社会的辩证法”中所蕴含的内在张力,误读了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如何以马克思“资本的逻辑”为参照,构造一种“决断的逻辑”,以作为把握现代政治生活的“抓手”,当是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课题。     

在现实政治与理想政治之间——透过施米特政治哲学看马克思哲学的当代价值

施米特政治哲学在西方是颇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这缘于他对政治的独立理解,即敌友划分的现实主义政治理解,并以这种极端现实化的政治理解来挑战马克思的理想政治制度.回应来自施米特的挑战和深入阐发马克思的政治思想,可以看到马克思政治思想所具有的极为重要的当代价值,即在现实政治与理想政治之间,寻找和构建更符合人性的社会政治制度.     

马克思的读者施米特和政治技术化批判

作为现代性的技术宰制呈现出多重面相,而将其植入一种政治理论和实践的理解,人们须想到施米特。作为马克思读者的施米特,应对经济—技术思维、经济决定论的虚无主义问题,揭露马克思主义与关于秩序的实证主义学说在结构上的异质,以及提升辩证法的政治—实践哲学取向等等都值得我们细心体味。尽管施米特以模棱两可的方式对待技术,他片面地蜷曲在“整个政治的历史即敌人严格定义的历史”这一中心点上,从他的理论只能浮惑地和主观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推动者——无产阶级理论。但是,无论马克思主义揭示的是生产规律,还是施米特思虑的是权力政治秩序,都不能抛开既定的“现实性”,也要为必须建立秩序的社会的人的各种可能性开辟道路。     

论施米特的政治神学

近年来,在施米特研究领域出现了一种神学化转向,认为施米特政治理论的根本基础在于其基督教信仰。针对这种神学化解读方案,需要全面梳理和分析施米特政治神学概念的意义,从概念上为深入理解和讨论施米特的政治理论奠定基础。所以考察施米特对政治神学概念的使用、政治神学与世俗化问题、政治神学与主权决断、政治神学与政治概念以及后人对施米特政治神学概念的借鉴和批评,澄清对神学化的误读。施米特的政治概念依然是其政治理论的核心。     

三种理性批判及其回应——卡尔·施米特与马克思的论战

西方哲学自其产生之日起,就有着极为浓重的理性色彩,这可以看做是西方人所具有的思维特质。马克思作为西方著名的思想家,对传统西方哲学进行了颠覆性的批判。出于反对不同论敌的需要,马克思进行了大量的阅读和思考,并从经济、技术、历史等方面对资本主义社会展开了深入的剖析。然而,这些批判在片面强调敌友政治逻辑的施米特看来,就是三种理性专政的现实表现,由此就引发了施米特与马克思之间的论战。     

大革命与现代政治的正当性:施米特与阿伦特的竞争性阐释

施米特与阿伦特对于现代政治正当性问题有着不同的论述,他们共同面对的难题是民主革命奠基政权的正当性悖论。对此,施米特以“主权决断论”提出了一种人民民主专政的论证,而阿伦特则建构了一种“政治行动论”的论证。阿伦特的论述较之施米特的理论对现代性条件具有更为敏感与切实的把握,对当代民主理论的发展也具有更为丰富的启示。     

从“真正的民主制”到共产主义：马克思人的解放方案的逻辑进路

“人的解放”问题是马克思政治思想的核心主题。“真正的民主制”作为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反思现代国家的缺陷,以实现“人的解放”所提出的政治方案,实际上尚未脱离“政治解放”的理论语境。以“犹太人问题”为中心的政治批判帮助马克思厘清了政治解放与人的解放的内在逻辑关系,明确了“当代的普遍问题”才是理解“真正的人的解放”的钥匙,并由此促使马克思转向了市民社会批判。在对市民社会的解剖中,马克思历经了以“异化劳动”为基础的“人的解放”方案的实践探索到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真正共同体”的理论建构,最终实现了对旧的“民主制”解放方案的彻底超越,形成了一个建构性的解放方案——“共产主义”。     

比较的视阈：1940年代中国两种浪漫主义诗学的文化精神

1940年代中国浪漫主义诗学呈现出两种文化路向,即“七月”浪漫主义诗学继续按照卢梭的浪漫主义美学和五四新文学所开辟的浪漫主义传统之路前进;而“延安诗学”的浪漫主义则更多地承继了高尔基的政治学的浪漫主义之精神内核,更加突出了政治功利色彩。这两种浪漫主义诗学的最大区别是：前一种诗学是一种思潮,是一种哲学,它主要通过主体与个性精神的高扬来反帝反封建并进行思想启蒙。而后一种浪漫主义则是一种创作方法,这种浪漫主义就是对政治概念或政策图解后的一种主观理想与想象的展望和乐观的自信。其情感只能算是感觉论情感。它们都与政治结缘,但在表现时却有着审美的差异与分歧。     

唯物史观与政治哲学的关系问题的两种论说

马克思力图运用经济学的分析范式进行历史和社会建构,马克思的名字在思想史上以创建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结合著称。按理说,这与政治和政治哲学没有直接的关系;如果说,与流行的经济—技术性思维携手并进,则显而易见是对马克思的误解。他毕生的革命要求,被曾借助其权威性的所谓国家社会主义的失败所“证伪”——一方面,马克思的政治理念被由“实证化”或“伦理学化”的词汇支配的言谈所取代;另一方面,唯物史观的“人类真正可以接受的那种社会秩序观念”被溶解为无批判的自然观念。但是,正是在所谓马克思所留下的政治哲学的真空中,在常常被称为现代性的时代状况下的今天,却有力证明了唯物史观从来没有越过马克思时代中所谈论的问题和情境。这表明,经济学与政治哲学的紧密联系,构成了唯物史观研究社会经济现象的基本规范。     

马克思哲学的超验性维度之我见

同一切真正意义上的哲学一样 ,马克思哲学也内在地具有超验性的维度。重新发现并正视马克思哲学所固有的超验性规定 ,乃是有效地矫正过去对马克思的误读 ,从而“回到马克思”的需要。马克思虽然未曾直接在肯定的意义上使用“超验”或“超验性”这个词 ,但他的著作却无疑包含着对超验或超验性规定的肯定。在马克思的中学作文、博士论文、《1 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等著作中 ,都表达了超验规定和超验维度。在马克思哲学系统中 ,“有”→“无”→“有”与“无”的扬弃 ,成为超验性的完整的表征结构。这是马克思哲学的一大特点 ,同时也是其真正的优点。     

给予与创造:认识本质的历史把握——解读施米特的《马克思的自然概念》

本文是关于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理论家施米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一书的专题研究成果。作者集中讨论了该书中施米特基于马克思经济理论研究之上的经济认识论思想。特别是施米特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本质的研究 ,即从经济学意义上的物化工具中介论 ,到对认识本质给予性与创造性关系的历史认定 ,最后提出在工业文明之中所谓的世界的构成命题。     

“哲学中产生的党派”——论恩格斯对马克思共产主义转向的认识及其启示

恩格斯认为《德法年鉴》时期的马克思已经转向共产主义,并将这一共产主义界定为“哲学中产生的党派”,称马克思为“有学识的共产主义者”。通过对这一时期马克思与共产主义关系的实际考察,我们发现虽然此时的马克思并未把共产主义当作明确的思想或政治主张,但恩格斯的观点实际上不仅把握住了马克思思想展开过程中表现为必然性的“现实”,更把握住了这一共产主义是从“哲学中产生的”这一关键之点。事实上,只有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是真正从哲学中产生的,是“建立在健全的哲学原则的基础上”的,“是新黑格尔派哲学的必然产物”。更重要是,“哲学中产生的党派”实际上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规定,与马克思、恩格斯后期对“党”、对“马克思主义者”的本真性认识遥相呼应,对于我们今天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马克思主义者的自我认识具有重要启示。     

现代性状况下人的形象——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研究

马克思的《论犹太人问题》是我们反思现代性的重要理论资源.针对犹太人问题,马克思具体剖析了布鲁诺·鲍威尔的政治解放方案,并指出政治解放是抽象的、有局限的解放.现代性状况下人的形象并不是真正的自由个性,而是抽象的个性和抽象的普遍性相互分立.布鲁诺·鲍威尔之所以误解政治解放是普遍的解放,其内在的思想逻辑源于对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颠倒性理解.马克思主张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犹太人问题的真正解决在于市民社会批判.犹太精神是市民社会的精神,人的解放就是“社会从犹太精神中获得解放”.     

存在之真理及其政治哲学之解构

从马克思的“生存———实践”观和海德格尔的存在之真理观 ,来看待政治这一人类事务领域 ,我们发现马克思、海德格尔攻击柏拉图主义与解构政治哲学是合为一体的。存在之真理观不允许对政治作独立的流俗性理解 ,它所能容纳的只是存在自身出演的方方面面的戏剧 ;“生存———实践”观则真正终结了柏拉图肇始的政治哲学 ,指示了根本的政治问题解答的先在标准只能到经济领域中来寻找     

何谓小政治?——论施米特对施特劳斯的一个回应

施特劳斯和施米特之间关于政治概念在不同时期都有思想对话和交流。1932年版的《政治的概念》于1963年再次修订,在这一修订版的新增注释中,施米特共三次提到施特劳斯。在小政治这个话题上,施特劳斯在1932年的评注中对施米特提出了挑战,施米特则在1963年做出了回应。这次回应尚未得到充分研究和重视。施米特和施特劳斯的碰撞是一位政治现实主义者和一位政治理想主义者之间的交锋。     

评阿伦特对马克思“实践”概念的批判

阿伦特通过回溯西方政治哲学传统,对马克思的“实践”概念提出了重大批判,其核心论点是:柏拉图通过“制作”来解释和实践政治,将暴力引入政治领域;马克思用“劳动”逻辑替代“制作”逻辑,进一步强化了柏拉图政治哲学传统.阿伦特错误地将马克思的“实践”与“劳动”简单等同,未能认识到马克思通过“实践”所要回答的正是如何现实地创建“自由人的联合体”,而这一创建将彻底摒弃极权和暴政.     

卢梭对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兼论20世纪20年代梁实秋和鲁迅的论战

在中国现代思想发展史上,“浪漫主义运动之父”卢梭的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史一定程度上也是西学东渐之后浪漫主义在中国的接受史、发展史。在近代中国的救亡背景下,浪漫主义思潮被赋予了浓烈的政治实用主义的功能指向,被改造为颠覆主义和理想主义;审美领域的浪漫主义缺少自足性和独立性,浪漫主义文艺只是途径,政治变革才是真正的旨归。对于20世纪20年代梁实秋和鲁迅关于卢梭的论争,也应从这一文化视角进行重新审视。     

从创作表现手法看《离骚》的浪漫主义特色

伟大爱国诗人屈原的代表作———《离骚》是一篇具有深刻现实性的积极浪漫主义作品,它发展了我国古代人民的口头创作———神话的浪漫主义,成为我国文学浪漫主义的源头。我们仅从其表现手法看,就可见其具有鲜明的浪漫主义特色。首先,《离骚》浪漫主义的最大特色是浪漫主义表现手法与现实主义精神的和谐统一,这既符合浪漫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也在作品中有鲜明的表现。屈原创作《离骚》源于他的社会实践（即政治斗争和生活遭遇）,源于他对客观现实的认识。在《离骚》中,他揭露了楚国“规矩而改错”、“众皆竞进以贪婪兮”的腐败政治以及楚君…     

马克思政治哲学的范式、性质及其自信——基于马克思政治哲学与近代自由主义的比较性考察

深入推进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研究,一个重要前提是增强马克思政治哲学研究的自信,而自信的来源便是对于马克思政治哲学的范式和性质的正确理解。比较来看,马克思政治哲学与近代自由主义相区别的根据是对市民社会的合法性问题的不同解答,马克思政治哲学是在揭示市民社会之内在矛盾的基础上提出人的自由问题,从而对肯定市民社会的近代自由主义实现了范式意义上的转换。马克思政治哲学将自己的基本性质始终定位于市民社会批判基础上的全体社会成员对社会财富总和的联合占有,从而真正实现每一个人在个体和类的双重意义上的普遍性政治。申明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独特范式和性质是极为重要的,否则任何以公开或隐蔽方式将马克思政治哲学以自由主义范式进行理解的尝试,都是对马克思政治哲学的误解或曲解。     

追寻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基础：从伦理学到元伦理学

迄今为止,马克思政治哲学的规范性基础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针对这一问题的回应分裂为道德主义与非道德主义两大阵营。马克思否定道德的独立性以及从意识形态维度所作的伦理学批判,使得从伦理学角度寻求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基础面临着巨大的理论困境,但另一方面,这一困境并不相反地意味着马克思政治哲学以非规范的事实为基础。从元伦理学而非规范伦理学的角度来看,马克思对道德原则的批判以及围绕着资本批判所形成的各类政治哲学讨论,展现了事实维度与规范性维度的相互缠绕,呼应了元伦理学对“是”与“应当”关系问题的探索。不仅如此,由于马克思借助实践原则超出了事实与规范的二元论,所以,其政治哲学不是建立在道德实在论或道德非实在论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超越事实与规范二分的元伦理学的基础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