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的中庸思想

一、王阳明与中庸之道中庸思想在儒家学说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作为以圣学正传自诩的王阳明,自然也非常重视中庸之道。他面对当时政治腐败、士风日下的现实,慨然叹道:“呜呼!圣学晦,而中行之士鲜矣!”(《王文成公全书·湛公墓表》。下引本书只注篇名)因此,他在毕生的讲学生涯中,竭力提倡中庸之道。中庸的“中”,是一个很重要的哲学范畴。程颐曰:“不偏之谓中”,“中者,天下之正道”。朱熹曰:“中者,无过不及之名。”(《四书集注》)陆九渊曰:“中之为德,言其无适而不宜也。”(《陆九     

一般理论的出路何在?——论亚历山大的“在场理性”

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社会学一改从前各个流派彼此攻讦的状况,而试图通过互相参照、互相借鉴达到“新的综合”。在这种综合中J.C。亚历山大因为强调一般理论的意义而格外引人注目,而他所提出的“理论逻辑”似乎表明一般理论是社会学的题中应有之义。亚历山大是基于他对“在场理性”(present reason)的信念而形成他的一般理论观并建立他的一般理论的。最近,他在题为《后实证主义模式中的一般理论:认识论的两难困境与转向在场理性》的长篇论文中,详细说明了一般理论与在场理性的关系。①在该文中亚历山大明确指出,一般理论即滥觞于在场理性。那么,什么是在场理性呢?亚历山大是从他对西方文化、尤其是西方哲学的历史考察中     

在青岛的路上匍匐前进

事实上，青岛有很多的DV短片爱好者和尝试者，但出于种种原因，多未遂。看过青岛的一些DV短片——其实是不能称之谓“片”的，也就是些个自娱自乐的“小玩意儿”。像一位青大的电影青年拍过一个片子——剧中他是惟一的演员，他四处游荡，且一直沉默无语。至于他要表     

龚自珍的德教方法及其现代价值

龚自珍是清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他对于道德教育非常重视。在长期的德教实践中,他提出了“各因其性情之近”的因材施教、“语而不论,论而不辨”的身教示范、“人外无诗,诗外无人”的情感教育、“心无力者,谓之庸人”的意志锻炼法和“以教之耻为先”的自我教育等德教方法。透过这些方法,我们可以窥见龚自珍对我国传统德教所做出的重要理论贡献。这些理论贡献,对我国近代的道德教育曾产生过重要影响,即使在当代,仍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值得我们认真研习、汲取。     

论智■一念三千的实相论

“一念三千”是智晚年的“终穷究竟极说”,是天台宗实相论的经典性表述,也是天台宗哲学最重要的理论构成部分。本文论述了构成这一命题的理论来源、基本环节及其所蕴含的哲学意义。作者认为,“一念三千”是智关于实相,亦即世界现象如其本身所是的实存相状的揭示,它是关于现象的存在实性的;因此它既不是一个知识论命题,也不是一个本体论命题,与一般所理解的“唯心主义”是没有关系的。不仅如此,智在关于“一念三千”的论证过程中,还表现出了对于先验唯心论的批判与拒斥。在“一念三千”的本然意义上,实相即是众生之刹那心念获得其恰当的、如其所是的表呈的状态,三千世界一切性相作为这种即时表呈的状态是没有主客体之分的,表呈者即是被表呈的本身,由是而呈现出一个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深沦圆具之大全的境界     

王国维“有我之境”、“无我之境”概念形成考

对“有我之境”、“无我之境”的研究,以往主要是从王国维的美学接受出发,就理论描述的相似处判断其理论来源,结果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以至迄今为止仍无定论.事实上,这些讨论均未触及王国维“有我之境”、“无我之境”概念形成的根源.王国维提出这对概念,根本在于他引入了西方的两“我”说;主观之我与客观之我.由于晚清是西学输入的早期阶段,为便于国人理解,西方的两“我”说在输入中土时被本土化,具体的做法是以佛教的义理“真我”(或径称为“我”)与“非我”(亦日“无我”)来对译或指称这两个概念.这样,“有我之境”自然就指的是有“真我”的主观之境；“无我之境”则指的是“非我”(或仅有物性之我)的客观之境.同时,王国维关于这两个概念的描述语言,如“以我观物”、“以物观物”等,也都采用的是这种“格义”的方法.通过这种梳理,王国维“有我之境”,“无我之境”概念形成的渊源不仅清晰可见,其理论内涵亦可得确解,而且学界一直争论不休的诸多疑难问题也大体可据以澄清.     

伪"我要":他者欲望的欲望--拉康哲学解读

伪欲望理论是拉康哲学中极为重要的内容之一。拉康否定了弗洛伊德的生理主义的欲望概念,提出了独特的需要——需求——欲望的分层理论,拉康特别突出了一种以无为对象的不可能的欲望。同时,拉康提出的大写他者的欲望逻辑是阉割式的不可能,这却是欲望最真的内驱力。人的欲望总是他者欲望的欲望,因此,个人主体之“要”永远是伪“我要”。     

论曹植的表

曹植诗文成就都很突出。在曹植诗歌形象中那些隐括着的思想感情 ,在他的“表”中则清楚地表达出来。读他的表文 ,他那当时的处境 ,他那些应对 ,他的识见 ,他一生的悲剧都会在眼前“逸”出来。刘勰说曹植“诗丽而表逸” ,用一个“逸”字来评价曹植的表 ,无论就其文思情感的飞涌充沛 ,还是就其语言修辞的舒卷自如 ,也都是恰切的     

略论张载

上引张载的七绝《芭蕉》,正是他治学精神的概括,也是“关学”学风的写照。以张载为代表的“关学”,是北宋中期思想战线上与王安石的“新学”、二程的“洛学”鼎足而立的学派。他建立的气一元论唯物主义体系又是明清唯物主义思想家“匠者之绳墨”“射者之彀率”。历史地、辩证地评     

论牟宗三的儒佛之辨

佛之辨广泛涉及心性论、本体论、功夫论、伦理观等哲学基本问题,但受限于两教内部复杂之理论系统,遗留下“两教教间批判的不彻底”“同教教内批判的失当”“两教未能真正的会通”三方面的理论困境,这三方面的理论困境也是未能明确地建立一能代表儒佛同异的纵贯性的判定基准所致。近代,牟宗三从“体用”视角入手,在儒家,他以儒家道德性的“本心性体”为基点而建立起“实体性”“纵贯创生”的体用论;在佛家,通对“般若系”“阿赖耶缘起”“真如心缘起”“天台圆教”体用思想的诠释而建立起佛家“缘起性空”“流转还灭”的“虚紧无碍”的非体用的体用。体用论之异也成为牟宗三分判儒佛的基准性原则,在此基础上我们可对学术史上儒佛之辨所遗留的难题予以回应。     

荀子“性伪论”的美学意蕴

“性”、“伪”是荀子哲学的核心概念。他借助于这对概念，不仅系统地阐述了“人性本恶”的主张，而且通过对“性伪之分”、“化性起伪”、“性伪合一”的具体解说，探讨了以礼为核心的整个社会文化的起源。其学说不仅具有重大的伦理学、文化学价值，而且具有不可低估的美学、艺术学价值。一、“性”、“伪”及“性”、“伪”的辩证关系荀子说：“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人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是性循之分也”①。具体说来，他所说的“性”，是由“情”、“欲”两个东西构成的，所谓“性者，天之就也；请者，性之质也；…     

自开户牖 四面涵虚——试论李渔诗词

李渔(1610—1680年)号笠翁,浙江兰溪县人。他有才华,有学识,有经验,“能为唐人小说,兼以金元词曲擅名”,是一位著名的戏曲家、小说家和戏剧理论家。他在戏剧理论上所作的富有创造性和开拓性的工作,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和肯定。而他在其他方面,如小说和诗歌创作上的成绩,却被人们所忽视和否定。有的人批评他“不为经国之大业,而为破道之小言”;有人指责他“其行甚秽,真士林所不齿者也”。     

铸魂:中国教育论 ——献给新千年伊始

在公元第二个千年最后一年的新年钟声敲响之际，我曾写下《新千年：祖国您走好》的短文，提出人口、生态、精神三大战略性课题。其旨在何，不言自明。今借第三个千年伊始之年的第一声报春钟声敲响之际，我另提出“铸魂”一题，小议教育。其旨在何，亦不言自明。在第二个千年最后一个世纪之初，中国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就曾说过：“国家的基础，是建筑在人民思想之上。”在他看来：“人心就是立国的大根本”。孙先生的伟大在于他用他的智慧和胆识提出并解决他提出的问题，即用他创造的学说、理论改造“人民思想”，塑造“人心”，且奋…     

墨子的执拗与批评方法的自觉

本文认为,墨子的以“三表法”为核心的方法论思想远较其文学和美学的“尚用”观念富有独创性。如果说孔子的仁学方法思想尚紧裹在其仁学本体的内核之中,那末墨子则已开始将方法论作为相对独立于本体论之外的一种研究对象进行思考了。本文比较了墨子和孔子的思维方式之异同,认为墨子正是在对孔子方法思想的反思和持异基础之上建构起他的方法学说的。     

苏轼精通医药

说起苏东坡,人们都称道他是文学艺术上的全才,其实他还精通医药,这从他的文章、信札和别人的笔记以及《苏沈良方》一书中,可以找到不少材料。《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卷十“子部五·医学类》:“二人(苏轼、沈括)皆不医名,而皆能通医理。”但在“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的封建社会里,士大夫辈对医药一行是不屑为之的。苏轼精医术除个人爱好外,主要原因是他在仕途上一再受贬谪,接近下层人士,同情人民疾苦,因而留意于“卧者使之起”、“鬼门转其足”的“歧黄”之术,诚如明刻本《苏沈内翰良方》序所称,这是“坡老之隐抱”。据记载,苏轼于宋哲宗元祐五年来杭州任知州,是年杭州瘟疫流传,他献出早年得之于四川隐     

金批《水浒》的曲笔与《史记》

李卓吾首先指出,《水浒》也是“发愤之所作也”。过了半个多世纪,金圣叹又进一步在《水浒》批文中,指出《水浒》是“托笔骂世”之作,而且把《水浒》与《史记》作了许多分析比较。他说:“《水浒传》方法,都从《史记》出来,却有许多胜似《史记》处。若《史记》妙处,《水浒》已是件件有。”他对施耐庵和司马迁都极其佩服,称他们是“真正才子”、“非常之才者”,说施耐庵“如是手笔,实惟史迁有之,而《水浒传》乃独与之并驱也。”不独如此,金圣叹评点《水浒》,也用了许多《史记》的笔法。只要我们将《水浒》和《史记》的曲笔手法稍加比较,就会发现两者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梁启超文章学思想及其"新民体"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文坛上曾以“新民体”影响了一代人的文风和思想的文章学大家,也是对文章作过系统而深刻研究的文章学家。他对文章本体规律、文体分类、文章翻译、文章鉴赏、文章章法、文采、文体革命等都有过开拓性的理论探索,尤其在文体分类、本体规律及“新民体”理论的探索上均做出了突出贡献。他对文体的分类,彰显了科学分野的开创之功,开辟了文章、文学分离的先河。他提出的文章写作规律的二层次说及四条规矩,提供了解决文章写作规律与技法相矛盾的方法。在“新民体”的理论构建上,影响了一代人的文风和思想及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一批“先进的中国人”。他的传世专论,其远见卓识体现了梁启超作为一个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对古代文章学理论的批判继承和对近代文章学理论集大成的建构,在文章学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桥梁作用。     

《孟子·梁惠王下》首章“王变乎色”的现象学考察

孟子见于齐王(齐宣王),问询齐王是否“尝语庄子以好乐”,齐王听闻此语瞬间“变乎色”。这一强烈的身体反应,是一种值得关注的“现象”。东汉赵岐等认为齐王的“变乎色”是一种“怒”,“愠恚庄子道其好乐也”;南宋朱熹认为是一种“羞惭”,“惭其好之不正也”;元人陈天祥认为惭、怒兼而有之,“惭者,惭己所好之不正而为孟子所知;怒者,怒庄暴不为己隐辄以告孟子也”。从羞怒心理的产生来看,一是缘于齐王有基本的道德心,“好之不正”给他带来了强大的精神压力;二是因为庄暴的告知,使孟子作为“他者”登场,造成齐王在孟子面前产生羞愧心理;三是孟子作为外国嘉宾及贤者身份,使齐王经由“回返自身”而感到羞怒。从“王变乎色”这一现象,既可以看出齐王作为一国之君的政治品性,又可以看出政治生活中公理与私欲之间的张力,还可以看出古典政治观念中的“王道之阶”之所在。“好乐”之“乐”字,宋人陈善、清人阎若璩等读作“悦乐”之“乐”,但孟子所谓“今之乐由古之乐”属于对齐王的开导诱掖,是权变之辞,属“救时之急务”,其根本的政治追求依然是劝导国君与民同乐,推行王道。     

“我们”何以要向左转——威廉斯的“我思”与其“内在的语境主义”

晚期威廉斯用“内在的语境主义”来对作为“生活形式”的实践作出批判性解读，该解读内在地关联于威廉斯对“我思”结构的阐释。威廉斯将“我思”结构中的第一人称作复数理解，依此区分两类“我们”。他又将“思”作“批判性反思”理解，强调实践同时是批判之实践。因而他将“对比性的我们”作“左翼维特根斯坦式”的理解，并在靠拢社会批判理论的基础上用“批判理论检测”来思考规范性问题。该批判自带对于制度环境的敏感性(历史感)。威廉斯的这种“超级反思立场”赋予我们对于生活以合理信心，同时也使其理论面临着各种真实的“两难”与“不安”。     

瓜伊多:委内瑞拉“自立总统”是何方神圣?

正35岁、就任议会主席三周、导师是著名反对派……在支持者眼中,瓜伊多是“战士和乐观主义者”;反对者则称他为“美国傀儡”;在马杜罗眼里,他是“毛头小子”;而对更多人来说,他是一张不同于传统反对派刻板印象的“新面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