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的亚洲与法律发展 --第三届亚洲法哲学大会综述

在中国南京召开的第三届亚洲法哲学大会,围绕"21世纪的亚洲与法律发展"这一主题,分七个专题,即亚洲法哲学的新发展、亚洲法治的新发展、亚洲价值观与法律发展、转型社会中的法律与权力、亚洲法哲学的新领域、亚洲的人权与法治、全球化与亚洲法律发展,从法哲学高度探究了21世纪的亚洲社会发展与法制变革之间的内在关系和互动机理,对推动亚洲的发展特别是亚洲法治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探寻中国法律传统语境下"法治"的意义

本文从思想史的角度解析了"法治"一词的内在含义,并重点解构了"法治"现象的社会一政治结构.在此基础上,作者考察了中国古代法律传统,认为中国古代法治与西方现代法治存在结构上的差异.最后,作者分析了当下中国法学几个热点命题,揭示出这些法治命题所存在的理论缺陷.     

马克思主义法律意识观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法律意识在法治社会中占有重要地位,西方学界已经对其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中国正处在迈向法治社会的途中,也有必要加强对法律意识的研究.为此,首先需要对当前中西方学界的马克思主义法律意识观进行回顾和检讨.从当代中国的实际出发,探索真实的法律意识模式,并在马克思主义法律原理的指导下,发挥法律意识的能动作用,以促进和谐的法治社会建设.     

国家法与民族习惯法冲突与交融的审视

中国现正处在一个社会转型思想多元的特殊历史时期,新旧观念冲突异常激烈。在建设中国法治文明的过程中,我们绝不能脱离中国的社会土壤而空谈法治建设。法律的社会规范功能决定它必须回归到社会现实生活中,规范人们的行为、引导人们的价值取向。对于民族习惯法我们之所以关注,并不在于民族习惯法本身,而在于对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的中国法治之路的关心。     

当代中国法律信仰实践进路——从秦代法治的视角

信仰不仅具有神圣性更具有社会性.法律信仰在中国法治社会初创的历史背景下具有重要价值.构建法律信仰的关键在于权力阶层的自省与自控.秦帝国开历代法治之先河.秦以法治吏,以吏治推动法治,以强制力促进法律文化的塑造.重新审视分析秦法治与吏治建设的经验,对当代国家主导的法制建设与法律信仰建构有重要借鉴意义.     

问题导向下党政合署制度中的回应型法治分析

中国的党政合署制度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根据不同时期的历史问题,而向前推进,回应着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法律任务。到了新时代,新的历史问题与社会条件决定了党政合署制度能在规范完整意义上建立真正回应型法治。同时党政合署制度在回应社会治理问题前提下从政治性转向社会性。在解决具体问题的基层党政合署制度建设层面,回应型法治得到落地。     

劳动争议调解中的社会工作-人本主义的社会工作介入

调解是中国特色的法律制度,调解一直被视为社会治理的有效方式和中国社会调整的基本标志.社会工作者在劳动争议仲裁的调解之中可以通过人本主义的综合介入,从而提升调解效果.社会工作介入调解工作将是一种按照现代法治精神运作的,以社会工作专业理念为指导,以建设民主、公正、和谐的公民社会为长远使命的新型的社会工作介入方式.     

当代学者风采

<正>公丕祥,山东蒙阴人,法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法治现代化研究院院长,江苏高校区域法治发展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中国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副会长,全国法学教育研究会副会长,国际法律与社会哲学协会中国分会副主席等。主要著作有:《马克思的法哲学革命》《中国刑法通史》第一分册(与李光灿先生合著)《马克思法哲学思想述论》《法律文化的冲突     

彝族习惯法对构建凉山和谐社会的影响及对策探讨

和谐社会应当是法治社会.在法律多元的格局下,法治社会的的实现离不开各种法治资源的整合与利用.彝族习惯法是中国法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凉山的本土法治资源,对当今的凉山彝区仍有重大影响,对凉山的民族法治建设及和谐社会的构建有着重要的意义.因此,我们应当对其加以重视和利用,兴利除弊,以推进凉山和谐社会的建设.     

礼法传统与中国现代法治

"礼法传统"是中华法制文明在数千年世代相传的历史进程中,所具有的以"礼"之精神为指导,以维护宗法等级秩序及"差序格局"为依归的立法精神、司法理念及执法原理。"礼法传统"的典型特征就是"礼法合一"。古代中国法律保障礼治秩序,礼治支撑法律。而"现代法治"则是西方社会历史及文化的产物,其实质在于以法律支配权力,政党、政府、社会组织及公民个人都必须遵从法律、崇尚法律,法律至高无上。本文以法律史的视野重新审视"礼法传统"与"中国现代法治"的关系。意在说明中国现代法治既有学习西方先进法治经验的一面,又有着鲜明的民族特性与时代特征。现代化的法治,必然有传统的基因。"礼法传统"就是中华法制文明区别于西方法治文明的最重要特征。在建设中国现代法治时,礼法传统蕴含的固有理性因素、机制及生成原理,更值得我们重视与挖掘。     

马克思主义法哲学中国化问题研究论要

马克思主义法哲学是人类法律思维的宝贵结晶.要增强中国法学的科学性和理论的彻底性,就须积极致力于马克思主义法哲学的中国化--使之与中国法制建设和法学发展有机结合,为构建和发展适应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要求的中国当代法哲学和法学理论提供理论支撑.因此,应该努力探寻马克思主叉法哲学中国化的前提、条件、环境、方式、途径、步骤等重要课题,即厘清马克思主义法哲学的历史功绩和时代使命、马克思主义法哲学中国化的理论维度和实践依据、马克思主义法哲学与当代中国法制建设及法学发展等重大问题.     

公民社会与社会转型中法治秩序的构建——以公民责任意识为视角

法治社会的建立,离不开公民社会的培育、公民文化的弘扬和公民意识的塑造.而在此过程中,塑造与法治社会相匹配的公民意识则是关键.公民意识的内涵非常丰富,其表现是多角度和多层次的,其中公民的责任意识是一个重要方面.公民责任意识包含着"公民"、"责任"、"公民责任"和"公民责任意识"等逻辑范畴.公民责任意识包括公民责任感、法律规则意识、理性意识和道德责任意识等要素,并具有主体性、公共性、民主性和权责统一性等特点.在社会转型时期,公民责任意识对当下法治秩序的构建具有重要的功能和意义.     

制度文明建设与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

制度文明是存在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之间的第三种文明形态.它包括社会基本制度的文明,也包含一定社会形态下具体政治、经济、文化、法律体制的文明.其实质是法治文明,因而具有民主、制度权威、平等与公正、宽容与大度的内在规定性.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当代中国,制度文明建设的核心是,通过制度创新,实现由人治文明向法治文明、由政治灌输文明向政治制度文明的转变.     

大学生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的培养

大学生作为社会公民其法律知识的掌握,法律意识的薄弱直接反映道德建设工作的实施成效.在法治社会中,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形同虚设.本文从大学生法治理念培育的现状及其原因出发,探究大学生法治理念培育的有效途径.     

事实与价值的二元对立:哈特与富勒论战新探

哈特与富勒论战不仅是两大法学研究方法的正面交锋,也是西方法治思想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二者的争论体现了法治两大要素的对抗,即事实判断与价值分析。哈特关注社会事实,认为法律规范是一种事实判断,提出"最低限度的自然法";富勒则着眼于价值分析,认为法律规范必然与义务道德发生联系,提出"程序自然法"。哈特事实上主张的是形式法治,而富勒主张的是实质法治。形式与实质的二元对立是法治理念内部存在张力的结果,无论是形式法治还是实质法治都是"良法之治"的必备要素。探析论战发生的背景、争论焦点,对当下中国法治建设有着重大的参考意义。     

新农村法治文化的社会化

中国农村法律文化表现出传统法律文化与法治文化并存的二元格局.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一定要在整合传统法律文化的过程中实现法治文化的社会化.而新农村法治文化的社会化应以政府为主导力量.     

以人为本与法治发展——兼论程序公正的权利表达

在法治发展中坚持以人为本,首先应通过法律尊重和保障人的正当权利。现代意义的权利理念是从西方起步的,但权利公理作为本土法律文化的一部分,其论证路径必定依循本国法治发展的内在逻辑。就当下中国而言,需要处理好民本的固守与正当性权利概念的引进、"国家悖论"与地方性权利的参与、回归政治国家与权利的程序法则三个基本关系。中国的权利公理在前现代社会是以福利为基点的,而在现代社会则是以权利为基点的。权利本位导向的"积极福利"理论应是法治发展的基石。权利公理的证成及"积极福利"理论的兴起,都要求在实现以人为本的法治建设中关注权利的程序性规范问题。在司法过程中,司法公正的特殊品质决定了程序公正优先,它是走出"丛林正义"、迈向法治社会的先决条件。     

从“畏官”到“畏民”看“民愤”风险的化解——法文化视角的透视

当下中国各种群体性事件频发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官民关系紧张,致使“民愤”堆积.因此,如何化解“民愤”风险已经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从中国传统法文化中汲取“畏民”的理念并进行当代转换,实现从“民畏官”到“官畏民”的转换,是化解当下“民愤”风险的有效途径,也是中国法治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     

邓小平法治思维的当代价值

邓小平的法治思维倡导法律的至上权威,主张通过集体领导和权力下放消除权力过分集中现象,强调制度安排的重要性并崇尚从制度方面解决各种问题。对于当前我国的法治社会建设,邓小平的法治思维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价值。     

影响中国法治建设的外在因素

20世纪末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依法治国”的基本治国方略被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这是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也是中国建设法治国家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在 2 1世纪的中国 ,尽管法治的道路是漫长而艰辛的 ,但“依法治国”的信念却是不能动摇的。如何从各方面加速法治的进程 ?如何处理法治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本刊特邀六位法学界的知名学者 ,就这一问题进行讨论。公丕祥认为 ,应该凭借自身基于本民族需要和条件的创造性行动来创设现代司法文化与制度。徐显明认为 ,2 1世纪中国法治的发展 ,将取决于我国平等权、财产权、自由权、生存权、发展权这五大权利群的整体进步与发展。卓泽渊认为 ,改革与发展、冲突与互动、和平与稳定将是影响中国法治乃至整个社会发展的重要外在因素。徐祥民认为 ,在当下中国 ,选择的法治只有经过一个演进的过程、尤其是宪法的良性运行和公民法律文化的建设 ,才能成为稳定的、良好的法治。温晓莉认为 ,实现现代法治价值 ,建立一个符合法治精神的宪法制度框架 ,并在充分肯定法治的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 ,将法治与德治、制度建设与道德建设很好地结合起来 ,是 2 1世纪中国法治建设的主题。赵正群认为 ,公民的得知权及与其相应的政府说明义务构成了政务公开政策的法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