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治与德治的关系一从法律的内在道德谈起

法律在双重意义上与道德发生关系。法律的外在道德是指法律的实体目标,法律的内在道德则是指法律的解释和执行的方式问题,即一种特殊的、扩大意义上的程序问题。而法律的内在道德(或称法本身的价值)如强制性、明确性、普遍性、稳定性、官方行为与法律规则必须一致等主要原则对道德具有决定性影响。法律的这一特征启示我们在治国实践中,应明确法治相对于德治的前提地位。     

论法治与德治结合的基点

法德合治是一项系统工程,国家作为行使治理权力的主体,要充分注意这样一些合治的基点立法与立德相结合,立法要引入道德机制,道德建设要借助法律手段;民主权利与公益事业相结合,人民的经济民主、政治民主和文化民主权利的具体化,是法德合治的制度基础,正确评价和保护公益事业,是不断进步的阶梯;权力运作要与道德力量相结合,权力的取得和运用应由法律规定,并且要引入道德的评价作用和道德推动作用.     

将德治与法治紧密结合

《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是对德治与法治结合思想的深入贯彻,是时代的产物。德治与法治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构筑两大体系,全面推进"德治"与"法治"的结合,一方面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体系,另一方面需建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体系。     

论社会主义“德治“与“法治“的一致性

社会主义的道德和法的一致性,决定了社会主义"德治"和"法治"的一致性."德治"和"法治"作为治国安邦的两种手段,都是不可或缺的.加强社会主义道德教育和法制教育,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实施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基本国策的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     

西方国家法治和德治思想探析

起源于古希腊、罗马时期的西方法治思想,经过近代的发展,形成了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这两种主要法治制度模式,而其中美国是民主共和制的典型代表。在法治环境下西方国家的法治措施是对德治的一种重要补充,于我国以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实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法治与德治——基于伦理学、经济学和法学的比较分析

法治和德治都有各自的功能优势与局限,且法治的优势即为德治的局限,德治的优势即为法治的局限,因此必须进行法治与德治的最佳配置,使其功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局限得到最大程度的克服。     

德教、德政与道德法律化——论德治的三种解释

关于德治,有三种重要的解释,也即德教、德政与道德法律化。它们都有各自的问题。德治作为德教的问题在于:德治如何能成为与法治比肩的治国方略?在证成德治时,如何能够从关于道德功用的事实判断推出德治这一价值判断?如何证成道德建设的可行性与有效性?如何证成国家介入道德建设的正当性和必要性?德治作为德政的问题是:德政已是人类社会的常识,似乎没有必要借助于德治的概念来推广,而且它无法很好地解释人们提出德治理念时心中已有的德治与法治的背景关系。德治作为道德法律化面临的挑战是:它可能会危及人们自由选择自己道德生活的权利,毁损人生的意义与价值,扰乱人们的道德认知与评价,并使得法律必须满足的一些要件难以实现,影响法律规则的合理性。     

法律的道德性与法治

法律的道德性问题是法哲学的基本问题,是分析实证主义法学与自然法学之间长期争论的焦点。分析实证法学主张道德与法律是可分的,法律和道德没有必然联系。自然法学认为道德与法律不可分,法律本身应该合乎道德。在法治建设中,法律的道德性要求立法的道德基础、守法的道德义务以及司法的道德判断。     

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德治"与"法治"的同构

从依法治国到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并举治国方略的确立,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进程的必然,是法律与道德功能互补的体现.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的社会主义性质为二者作为治国的方略并举提供了可能与保障.     

论法治与德治的相结合

将“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紧密结合起来 ,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我们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基本方略的创新和完善 ;分析了法治与德治的区别与联系 ,指出法治与德治的相结合是由二者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所决定的 ;介绍了中国古代传统治国理念中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合理思想 ,指出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是对中国古代治国传统的批判继承 ;提出在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工作中 ,必须始终注意法治与德治的紧密结合 ,二者并举 ,不可偏废     

以德治国思想与历史上的德治传统

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以德治国思想,是社会主义政治思想建设中的一个重要发展。文章指出,以德治国思想与中国历史上特有的德治传统密切相关,是对古代以来德治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论法治和德治的现实统一

在法治和德治关系问题上,必须认识到法律的道德性和法治的道德承诺、权力定位之难题以及法治在道德重塑上的任重道远,才能努力探索适应时代要求的治国方略的实现形式。     

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德法律化”和“法律道德化”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德法律化"和"法律道德化"对封建法律的形成和发展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在中国传统社会规范体系中处处表现出强大的影响力;在新的历史时期,应批判继承传统文化中的德治和法治思想,并结合社会主义法治和市场经济的社会现实加以综合创新,正确认识和处理德治和法治的关系.     

论依法治国向实质法治的转变

依法治国指的是依法而治 ,而法治则是指法的统治。依法治国强调法制完备和法律服从 ,法治的要素则包括法律的善良性原则、政府权力的限制原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以及保障基本人权的原则。要实现由依法治国向实质法治的转变必须实行有限政府、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培养法治文化和加强法治教育     

以德治腐与依法治腐

分析了以德治腐与依法治腐各自的作用 ,指出了以德治腐能够预防腐败 ,使人不想贪 ;依法治腐能够惩治腐败 ,使人不敢贪。以德治腐是根本 ,依法治腐是保证。提出反腐防腐斗争应将以德治腐与依法治腐相结合 ,二者相辅相成才能达到标本兼治之目的     

道德教育危机与德性教育回归

德性教育以人的道德品质为教育方向,其实践性为道德教育提供了可供操作的依据,同时,也为对当下道德教育现状的理性分析提供了可靠的理论基础。在教育实践的过程中,道德教育应该像德性教育一样尊重道德主体,从形式主义转到可操作的行为实践道德教育模式,注重德性教育氛围,并理性分析德性教育的社会功能。     

经济法思想史对中国经济法治建设的启示

关于经济法产生的理论,学者的分析多集中于经济法产生的经济与社会基础,而较少论及甚至忽略了其思想基础。法律精神是法律制度的核心。在经济法的产生中,经济法思想史所起的作用是不可磨灭的。根据对经济法产生所起作用的不同,经济法思想史大致可分三个阶段。经济法思想史对中国当前进行经济法治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     

中国传统美德与社会主义道德建设

中国传统美德的内容极其丰富 ,其中强调“为公”、“为群体”的整体主义观念 ,“民本主义”思想以及“见利思义”、“先义后利”、“义然后取”的思想 ,对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义利统一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 ,对抵制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利己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蚀 ,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试论现代西方国家坚持德治与法治相结合的经验

现代西方国家坚持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结合,积累了可资借鉴的经验,主要表现为:政德建设是实施德治与法治的助推器;制度建设是道德建设与法律建设的结合点,其中又特别注重法律体系和道德体系在内容上相互吸收、在功能上相辅相成、在实施中相互支撑;政治反贪治腐是道德建设与法律建设的核心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