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提高粮食主产区综合生产能力来确保中国粮食安全

比之依靠自给自足或贸易进口来保障粮食安全,提高粮食主产区综合生产能力更具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由此,农业发展的目标应是,在确保粮食主产区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高的基础上,更加重视农业结构的优化和调整,提高中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     

农产品国际贸易自由化趋势下的中国粮食安全问题

在未来的 30年里 ,保证粮食供给、确保粮食安全 ,是我们始终需要重视的战略问题。国际粮食贸易自由化趋势的形成和强化将对中国的粮食生产结构调整、粮食进口、政府对粮食流通的调控等产生影响。我们必须从提高粮食生产和利用效率、加快粮食流通体制的市场化改革、强化政府对粮食市场的调控能力、适时适量增加进口等方面做好工作 ,以实现长期的粮食安全     

近代中国沦为粮食进口大国的原因

近代中国沦为世界粮食进口大国的主要原因有:帝国主义经济掠夺造成中国商业性农业畸形发展,影响粮食生产是导致中国近代缺粮的根本原因;同时,近代中国沉重的人口压力也增加对进口粮食的需求;另外,清政府媚外压内的关税政策阻碍了国内粮食商品流通,更使洋米洋面得以在中国乘势倾销。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是中国的良好范例吗?——来自墨西哥和美国的经验

因为金融与粮食双重危机,中国面临着诸多挑战.中国为战胜这些挑战而做出的努力主要体现在其国际贸易谈判中,而这一谈判基于农业(农产品)贸易自由化有益于南方国家农民的理念.作为全球或地区性贸易协定范式,<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深受美国贸易官员青睐,其在美国与墨西哥贸易中的实际影响,或许对中国未来参与双边或多边贸易,协调环境、社会、经济发展关系,正确发挥国家干预力量等能提供借鉴意义.     

基于粮食金融化的粮食安全问题研究

由于城镇化进程加快和居民粮食消费结构变化的双重影响,我国粮食供应缺口不断增大,对外贸易依存度越来越高,粮食安全已上升到国家战略地位。新形势下粮食安全形势堪忧:快速城镇化和家庭农场经营模式都会减少粮食生产规模,居民消费结构变化会提高粮食消费数量,国际贸易新规模可能影响到粮食进口。粮食金融化会从粮食生产、流通、加工和贸易四个方面影响粮食供应。发挥市场对粮食金融资源配置的决定作用,完善粮食主产区粮食生产者利益补偿机制,引导新型粮食生产单位对冲粮食价格风险,完善现代市场体系以提高粮食流通的效率,利用贸易新规则稳定粮食贸易价格和数量是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的必要举措。     

建国以来粮食安全思想内涵的演变：从封闭到开放

中国自古以农立国,历朝历代都把粮食问题摆在治国安邦的重要位置,但中国真正解决吃饭问题,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建国以来粮食安全思想经历了单纯重视粮食生产、逐渐重视粮食流通、强调粮食贸易的变迁过程。发展到今天,当谈及粮食安全的时候,很少会单纯指生产安全、流通安全,或者贸易安全,更多的是指一个粮食生产、流通、贸易综合协调的粮食安全体系。粮食安全思想的内涵表现出由封闭向开放演变的特征。     

构建粮食安全法治保障体系：国际经验和推进路径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安全是我国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重要任务。近年来,随着大国竞争更加激烈,我国粮食安全面临着较大的外来风险,粮食进口渠道受人掣肘、国际粮食供应链不稳定及韧性不足导致我国利用国际粮食市场的难度增大。同时,国际粮价频繁大幅波动对国内粮价的传导效应不容小觑,国际粮食治理机制失序且我国话语权较弱,粮食“武器化”趋势导致我国在国际粮食贸易中处于较为弱势的地位。为保障粮食安全,世界上农业较为发达的国家均高度重视粮食安全法治建设,将粮食安全法治体系建设作为立足点,靶向发力粮食安全体系建设,并依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迅速调整,尤其是欧盟和日本的粮食安全法治保障体系,可作为我国粮食安全法律体系构建的有益参考。立足我国目前的情况,应当明确我国粮食安全法治保障体系的战略定位,分别从国内国际两个层面构建我国粮食安全法治保障体系。在国家战略层面,需要尽快出台粮食安全保障法,并以此为依托搭建国家粮食安全法治保障体系的“四梁八柱”。在国际战略层面,应当多措并举稳定粮食安全进口,实施海外农业投资战略,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同时法律服务“跟出去”。与此同时,积极参与全球粮食安全治理...     

粮食收储制度市场化改革与粮食安全保障体系构建——基于临时收储政策改革的观察

以玉米与大豆临时收储政策改革为突破口的粮食收储制度市场化改革，是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顺粮食价格形成机制、破解粮食“三高”等突出问题的重要举措。但是，粮食收储制度市场化改革对粮食安全保障也产生了巨大冲击。粮食收储制度市场化改革短期冲击效应明显，长期稳定机制尚未有效建立；粮食市场波动明显加剧，粮食生产者面临着较强的收入不确定性冲击；玉米高库存问题得到扭转，但粮食供需结构性矛盾依旧存在；在需求刚性增长约束下进口数量激增，进口安全风险防范压力明显增大；粮食生产者直接补贴政策存在溢出效应，粮食生产者支持政策有待完善。新形势下，应加快粮食安全保障顶层制度设计，健全粮食生产稳定机制，完善国际粮食进口风险防范机制，加强粮食产业安全保障机制建设。     

社会网络视域下中国粮食国际贸易格局及社团分布研究

近年来,粮食国际贸易趋势愈发明显.基于2010-2019年粮食国际贸易数据构建粮食国际贸易网络,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探究中国粮食国际贸易格局及社团分布.研究发现,世界粮食贸易具有较强的关联性,粮食贸易网络已经成为不可分割的有机体;网络密度与互惠性指数的基数较低,但呈现出小幅上升趋势,中国在优化粮食资源配置效率方面具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粮食国际贸易网络具有明显的中心性特点,各国粮食贸易关系差异变化微弱,但粮食贸易联系具有愈发紧密的趋势,中国在粮食国际贸易中的地位不断巩固,承担了粮食贸易网络中更多的"桥梁"功能;粮食国际贸易国家社团分布呈现一定的地域特点,同时又突破地域限制.通过对中国粮食国际贸易格局及社团分布的研究,可以为粮食国际贸易的顺利开展提出合理的决策建议,同时,对确保中国粮食安全具有深远的意义.     

新时期中国粮食安全主要挑战及应对策略

当前中国在粮食生产、供需、贸易等层面仍存在较大粮食安全保障压力，其主要表现为：中国粮食生产遭遇增产瓶颈、种植成本持续上涨、水土资源约束及生态承载压力加剧等困境；粮食供需面临品种结构偏离、产销区域结构失衡等问题；粮食对外贸易中出现外粮依存度上升而国粮自给率下降、国际粮食贸易供应来源和运输路线过于集中、国际粮食贸易摩擦加剧、融入国际粮食治理体系受阻等难题。中国亟需从生产、供需和贸易三个维度构建高水平的粮食安全保障体系：牢牢守住耕地数量及质量红线、提高农业经营规模水平、加快农业科技研发推广，提升粮食可持续供给能力；优化粮食作物种植结构，破解粮食产销区域失衡难题；提升外粮资源自主管控能力、参与国际粮食安全治理，降低国际粮食供给输入性风险，全方位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可持续发展。     

中国粮食供给状况变迁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分析了中国粮食供给变迁及其影响因素,认为粮食生产是中国粮食供给最主要的来源,粮食储备是粮食供给的重要补充,谷物净进口占中国谷物的供给比重很小,但中国大豆的进口依存度却远远超过粮食安全要求的水平;影响中国粮食生产的主要因素是土地和灌溉用水等资源性投入以及肥料等现代生产要素;机械总动力对粮食生产的作用并不明显;自然灾害对中国粮食生产的不利影响较为明显。     

供需视角的发展中国家粮食安全政策

在粮食供给方面,发展中国家主要从粮食生产、粮食流通、粮食贸易等方面采取相应的促进政策提高粮食的自行生产能力以及调剂余缺的能力。在粮食获取方面,主要通过提高人们的劳动生产率和收入水平来提高其获取粮食能力,并加强安全网的建设应对临时冲击。发展中国家提升粮食供给和获取能力的政策与减贫的政策存在内在的必然联系,缓解和消除贫困是确保发展中国家粮食安全的根本。加强对农业的支持是改善发展中国家粮食安全的最主要途径。     

云南与湄公河流域国家粮食贸易的SWOT分析

针对云南与湄公河流域国家发展粮食贸易的内部优势、劣势、外部机会、威胁等因素,云南应与湄公河流域国家开展农业合作,建立境外粮食基地;在跨境经济合作区设立粮食贸易加工仓储区;加强与湄公河流域国家粮食企业的沟通、交流,定期举办云南与这些国家的粮食洽谈会;争取国家支持,构建粮食贸易通道。     

近代中国国内的粮食流通与粮食进口

近代中国粮食流通格局的多层级性、长距离性和量大值低性,决定了粮食市场具有重叠性、寄生性和不成熟性;粮食运输方式的缺乏系统性、新旧并呈性和线路曲折性,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粮食流通成本高昂;粮食流通的高成本,又导致了流通的低效率,限制了国内粮食自我调剂的能力,从而为外国粮食进口创造有利条件;粮食流通只是近代中国经济的一环,在整个经济和社会没有得到改造之前,单纯的粮食流通不可能得到根本的改善。     

中国粮食安全研究的新进展:一个文献综述

粮食安全对中国而言具有异乎寻常的意义,在学术界围绕中国粮食安全问题也形成了许多研究成果。从概念界定、粮食生产和需求、国内粮食市场、国外粮食贸易以及粮食安全的基准和测度等方面,对现有关于粮食安全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并指出现有研究成果的不足,为后续的研究工作指明方向,将有利于深化对中国粮食安全问题的理解。     

我国粮食供求结构新变化与改革方向

近年来，我国粮食供求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粮食紧张平衡的特征依然明显，结构性矛盾十分突出；稻谷、小麦、玉米、大豆四大主粮已全面转为净进口且数量逐年增加；粮食库存量持续攀升，库容压力加大，主要粮食品种的库存比例与消费比例不协调。面对我国粮食供求结构的新变化，“稳产能、调结构、去库存、降成本”是当前粮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方向。     

粮食禁运风险与粮食贸易政策调整

未来粮食禁运的可能性及其对我国粮食安全构成的潜在风险,是在有关我国粮食贸易政策调整的讨论中不断被提及和评论的问题。本文考察了国际粮食禁运的历史以及我国与西方国家粮食贸易关系的演变情况;从有关历史事实推断,我国未来面临大规模粮食出口禁运的可能性不大;未来国际经贸环境的演变趋势会进一步降低这类事件的发生机率。文章以美国１９８０—１９８１年粮食出口禁运的失败为例,剖析了制约粮食禁运有效发挥作用的种种限制性条件。文章认为,我国未来粮食贸易方针的调整似应主要依据经济合理性原则来加以判断和选择,粮食禁运风险不足以成为制约有关政策调整的决定性因素。为了降低粮食禁运的风险,应鼓励对粮食进口替置的粮田主要在农业生产范围内加以利用,以求在提高耕地利用效率的同时,储备粮食生产能力。     

美国的粮食生产、粮食政策和我们的对策

我国的粮食生产,自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生产总量居世界之首.但自从1985年起,粮食生产陷入波动和徘徊,始终没有回到1984年的水平;同时由于人口大幅度增加,消费水平提高,需求不断增长,导致粮食的产销面临严峻的局势.这将严重影响我国国民经济的稳定与发展.对此,各研究机构提供了诸多可供选择的方案,其中重要的设想,就是要调整农业结构,以便积极参与世界粮食贸易,适时适量地进口粮食,缓解国内的粮食局势.这势必涉及对世界粮食生产和粮食贸易的总体研究,而其中主要是对美国粮食政策的研究.本文拟对此作些阐述.     

我国加入WTO对黑龙江省粮食贸易的影响及我们的对策

本文在分析黑龙江省粮食贸易现状及存在问题的基础上,研究了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黑龙江省粮食贸易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进而提出了发展黑龙江省粮食贸易的对策建议     

建设大市场构筑大流通

近年来,大连市委市政府对粮食产业十分重视,提出要充分利用大连的口岸优势,加快形成国际性的粮食贸易中心,积极发展粮食中转业,建成东北地区粮食流通走廊的龙头,使大连成为东亚大型粮食仓储、中转、加工和贸易基地。这一发展目标的确立,是根据大连在东北地区特有的地理位置和粮食流通环境特点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