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括的亲属、交游及佚著

任何伟大人物的出现,都有其特定的客观条件和主观因素,沈括,这位伟大的科学家、学者、政治活动家的出现,与北宋的社会环境,亲朋的影响和个人的努力密切相关。关于社会条件,人们论说不少,亲属情况,仅见周生春有专文探讨,①这里打算做些补充。沈括的交游,尚缺乏专文,本文拟侧重探讨一下他与王安石的关系。沈括著作     

北宋诗人使用杜诗典故论略

在宋代崇杜、学杜的背景下,北宋诗人作诗喜用杜诗典故。北宋初期的王禹偁是最早较多使用杜诗典故的诗人。北宋中期的梅尧臣、苏舜钦、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大部分诗人都大量使用杜诗典故,苏轼是北宋使用杜诗典故最多的诗人。江西诗派也普遍喜用杜诗典故,江西诗派中使用杜诗典故最多的诗人是黄庭坚。     

沈括著书梦溪园(初稿)

沈括是十一世纪我国伟大的学者和政治活动家。他晚年定居京口,埋头著述,写成名闻世界的古代科学杰著《梦溪笔谈》。 沈括(1031—1095)字存中,北宋杭州人。自幼好学,钻研各门学术。其父沈周一度做过润州刺史,后来在别的地方做官,也常常经过镇江,沈括小时随父出行,对镇江有良好的印象。成年以后,历任地方小官,即以勤奋尽职为人所知。中进士后进入中央政府任职,做过提举司天监,主持改订历法;判军器监,加强国防武备;疏浚汴河水道,视察两浙(江苏南部及浙江)农田水利等事,以实际行动支持和推行王安石发起的新法运动。又曾出使辽国,办理外交;镇守     

王安石与苏轼关系新论——兼论宋学流变中新学与蜀学之争

王安石与苏轼之间，虽然曾经一度因为道德文章而相互倾慕，但终其一生，二人关系“怨”多于“谐”。这不仅是因为二人个性气质之迥异，更是出于二人所学之不同。因此，王安石与苏轼之间的分歧与冲突，实质上隐含着新学与蜀学这两大学术流派在北宋中后期话语权力层面的交锋。     

论王安石与苏轼孟学思想之差异

王安石从孟子思想非常切合北宋时代建设儒学心性之学与富国强民的需要出发,对孟子之学采取了完全尊信的态度。而苏轼从对儒释道一视同仁的借鉴吸收和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态度出发,反对孟子的性善论和权变思想,因而与王安石的孟学思想形成了强烈对比。王安石的孟学思想极大地促进了儒学的振兴和孟子升格运动的发展,而苏轼孟学思想中的辨孟部分也从反面对孟子升格运动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史学批评的歧路——从《东坡志林》中的一则笔记谈起

苏轼在《东坡志林》中,对司马迁的《史记》提出两点批评:一是“先黄老,后六经,退处士,进奸雄”,二是肯定商鞅、桑弘羊之功.前一个问题乃是班固的老调陈词,范晔、沈括等早已提出批评.而后一个问题的产生,一方面是与苏轼对待王安石变法的态度及其因反对变法而获罪的经历有关,本文试对此略作分析.     

汉文系研究生班举行苏轼讨论会

我院汉文系研究生班于近期举行了苏轼研究学术讨论会,对苏轼的政治、哲学、文艺思想及其作品风格进行了比较广泛的探讨。讨论主要集中在对苏轼政治思想的评价上,一些同志认为,苏轼政治思想的主要倾向是保守的。有的同志通过对北宋社会状况和王安石变法的分析,认为苏轼不应该反对王安石变法。同时认为,在为苏轼恢复被“四人帮”诬陷的名誉时,不能矫枉过正,连他的错误也全盘肯定。《谈苏轼的爱民思想》等三篇文章认为,贯穿苏轼一生的根本思想,是对国家对人     

苏轼同王安石的交往

一桩历史公案苏轼和王安石都是北宋文坛上有卓著成就的大家.苏轼与王安石的首次交往,现已不可确考,但嘉祐五年苏轼授河南府福昌县主薄的制词却是王安石起草的.制词称苏轼"尔方尚少,已能博考群书,而深言当世之务,才能之异,志力之强,亦足以观".由此可知,这时王安石对苏轼已有所认识,也许互相已能开始有所了解.可是,据说此后不久,欧阳修劝苏轼的父亲苏洵同王安石交游,苏洵竞断然拒绝说:"吾知其人矣,是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天下患!"于是挥笔作《辨奸论》,文中以预言家的姿态,一口断定王安石其人"阴贼险狠".集历史上王衍、卢杞、竖刁、易牙、开方等坏人之大成,一旦由他当政,天下"将被其祸".苏洵死后,安石用事,他的先见之明,果然得到证实.     

千秋功罪任评说——苏轼与王安石关系及其评价的审视

苏轼与王安石的关系是苏轼研究绕不开的话题。苏轼与王安石的直接交往关系是简单的,但当事者本身的丰富性、复杂性和矛盾性,北宋末、南宋初复杂的政治变局,以及当时的政治追星族和文学追星族撰写的真真假假的野史笔记,使其关系变得扑朔迷离。这对如何评价苏、王及其关系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也为苏、王及其关系成为聚讼千栽的不了公案埋下了伏笔。简单而复杂的苏、王关系,其实牵涉到两人在思想、文化、政治、性格诸方面的全面冲突。     

叶梦得与苏轼——兼与王安石比较

叶梦得是两宋之交著名的政治与文化名人,作为蔡京的“门生”,被卷入北宋新旧党争之中,也因此常常被指为“绍述余党”。故“党熙宁,抑元祐”,就成为攻击叶梦得的主要罪证。本文择取新旧两党具有代表性的人物王安石与苏轼,窥探叶梦得与他们的关系及其评价。事实上,叶梦得与苏轼及其后人、门人和追随者之间存在着诸多学缘、血缘和情缘的复杂关系,其对苏轼学术渊源的秉承、生活旨趣的趋同和文学创作的规模,无不渗透出一股浓浓的“景苏”情结。相比较而言,叶梦得与王安石之间没有这样的复杂关系和特殊的“情结”,不过,在叶梦得的心目中,王安石和苏轼同是伟人,并无明显的轻重厚薄之分。     

试谈苏轼与王安石的关系

苏轼一生40余年的仕宦生涯基本上是在北宋中晚期封建统治集团内部复杂而又激烈的党派斗争中度过的。由于他在熙宁变法和元祐更化时期所持的政治态度,使他既无法见容于变法派,也未能见容于反变法派,并以此被谗罹祸,两遭贬黜。苏轼之所以走上一条悲剧性的政治道路,同他与王安石之间的个人关系以及由此导致的熙宁初年对王安石变法所采取的激烈反对态度都有着内在的、必然的联系。     

王安石与苏轼对扬雄和韩愈的接受及其影响

北宋文坛两位大家王安石和苏轼,他们对扬雄有着截然不同的接受态度：王安石对扬雄充满了景仰之情,对扬雄的事业及其文艺观予以充分肯定;苏轼则对扬雄持质疑态度,对扬雄的文艺观基本予以否定。与之相对应的是,王、苏二人对韩愈态度颇为接近,即认可韩愈的文学创作,却对韩愈之道论颇有微词。王、苏二人对扬、韩接受的异同,对二人文学创作及批评产生了较为深刻的影响。     

兴教化、移风俗的乐府新题现象——以北宋文人诗创作为中心

元稹、白居易所发展扬厉的新乐府运动,区分出了乐府诗的不同体裁,其中,借乐府新题创作文人诗,成为一种风尚。这进一步影响了北宋诗风,并成为“宋调”之一种。北宋诗人王禹偁、欧阳修、苏轼、王安石等人都参与了创作与创新,苏轼尤其赋予了乐府新题以士大夫的道德意义以及社会交往的功能。在其中也不乏日常化趣味。北宋诗人对乐府新题的利用和再创造,也反映了诗与乐之间互相借鉴、影响的关系。士大夫对体裁和表达的创新,也包含了对民间文化的吸收与再创造。     

学术化的逻辑结构与文人化的形象表达——从两篇“万言书”看北宋奏议文的艺术感染力

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与苏轼《上神宗皇帝书》是北宋重要的奏议文献,更是具备一定艺术感染力的文学作品。王、苏二人将学术化的逻辑结构与文人化的形象表达掺入北宋奏议类文章的创作中,带给北宋奏议类文章些许新鲜元素。本文从文章学的角度,通过分析王、苏两篇"万言书"的文法妙处,初步揭示古代奏议类文章产生审美价值的缘由。     

苏轼苏辙对荆公新学的批判

荆公新学与苏氏蜀学、二程洛学是北宋中期鼎足而立的三大学术派别。苏轼兄弟出于从指导思想上否定王安石变法、廓清蜀学的发展道路、与新学争夺儒家道统的正统地位的动机,对新学展开了学术批判,其批判集中在新学搞学术专制及其流入佛老上。     

叶适“洛学起而文字坏”文学史意义阐析

自北宋始,“二程”和王安石对文学的价值多有贬抑.至南宋,文道关系更趋紧张.叶适从重文的立场出发,提出“洛学起而文字坏”的著名论断,公开还击道学家对文学的贬斥,其内涵还包括对王安石新学戕害文学的不满.一方面,这是叶适在大张旗鼓地维护文学的存在价值和独立地位.另一方面,也表明他主动延续北宋欧阳修、苏轼的优秀文学传统,开创南宋新文统的决心.     

苏轼二题

文章针对视苏轼为王安石变法时期“保守派代表人物”的传统观点,以及当今有人企图贬低苏轼学术地位这两个问题,论述了苏轼在为官与为文这两个方面所具有的崇高地位。文章为人们正确认识苏轼,尤其是正确认识苏轼与王安石持不同政见的根本原因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醉翁亭记》与北宋中期的文坛

《醉翁亭记》不仅只是一篇优秀的散文,它的意义在于影响了从庆历到嘉年间的北宋中期的文学:包括诗和词的三种文体,并将音乐、书法与文学联系在一起;引发一时的名公巨卿、文坛翘楚如宋祁、富弼、王安石、苏轼及苏门学士的文学见解;从《醉翁亭记》的传播与接受又可以窥见欧阳修主盟的北宋中期文坛文人唱和交游的基本类型。     

沈括生卒年问题的再探索——兼论《嘉定镇江志》引录《长兴集》逸文《自志》的真伪

沈括，字存中，北宋杭州钱搪（今杭州市）人，是我国历史上卓越的科学家。他晚年所写的《梦溪笔谈》一书，对科学技术等多方面有过巨大的贡献，因而驰名寰球，蜚声千古。在政治上，他和王安石志同道合，兴办了一些有益于国计民生的事业，不愧为北宋变法派里的杰出人物。(一） 沈括享寿六十五岁，史学界历来无争论。他的生卒年，异说纷纭，解放初出版的《梦溪笔谈校证》，对近人张荫麟先生有关这个问题的研究（２），略加修订，主张沈括生于宋仁宗天圣九年（公元１０３１年），卒于宋哲宗绍圣二年（１０９５）③，比张说提前一年。最近学术界…     

三苏蜀学的“人情为本”论

三苏蜀学是北宋中期一个重要的儒学学派。其主要代表人物三苏（苏洵、苏轼、苏辙）认为,“礼”的精义是“顺人情”,圣人制礼的目的就是以礼来调适人情。三苏把“人情”作为古礼的本质内容,他们在解经时往往以人情为原则。表现在政治上,苏轼、苏辙以王安石为不近人情者,用“人情”、“公议”作为攻击王氏的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