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为异国传教人:近代来华新教传教士对天主教的态度转变解析——以The Chinese Recorder(1867—1941)为依据

新教传教士在传教过程中对天主教的态度,经历了由对天主教的两分法到基本否定再到基本肯定的一个转变过程。最初,新教传教士对天主教的传教内容和传教方式持批评态度,但对天主教传教士的献身精神给予了肯定。19世纪末,随着部分天主教传教士袒护教徒、干预诉讼引起民教纠纷以及两教冲突的增多,新教传教士对天主教的态度趋于基本否定。民国后,在新教自身传教理念和天主教传教行为改变的基础上,新教对天主教的传教活动持基本肯定态度。这说明由于处境不同,近代在华两教关系并非像其在欧美那样相互对立和敌视,而是有同为异乡传教人的某种身份认同。这种处境变化带来的认同变化值得重新深入地思考和研究。     

多角度地开展近代传教活动研究

传教活动与反传教斗争,是近代史的一条重要发展线索,也是近代史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1625年西安掘出的景教石碑证明,早在唐太宗时,天主教就已从波斯传入中国,1900年,从敦煌石窟中还发现了唐代的天主教译经。其后,在中国天主教的势力和影响虽有起落,但始终未曾绝迹,不过它也始终不曾对中国社会发生重大的广泛的影响。进入近代以后,天主教传教活动的性质和作用有了深刻变化。从政治上看,传教活动凭借不平等条约在中国取得了合法地位和特殊权益。传教士客观上充当了列强侵华活动的先头部队和得力工具,他们刺探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情报,直接为列强制订侵华政策提供依据和谋略,甚至参予其中的具体活动。如小马礼逊、郭士立、伯驾等人既插手于     

汉民变苗——读史札记

清同治年间入黔为官之徐家干在其《苗疆见闻录》中记有“汉民变苗”之事 ;又据史载 ,明顾成之后裔亦有由汉变苗者。其时 ,在贵州苗疆汉族“同化”少数民族或为少数民族“同化” ,乃是双向过程     

礼物与明末清初天主教的适应策略

明末入华的耶稣会士通过礼物构建人际网络,为天主教的传播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空间。礼物传教是传教士"适应"策略的具体体现,也是天主教本土化的尝试。耶稣会传教士通过向士大夫、官员甚至皇帝赠送礼物的方式,适应中国环境来传播宗教,为天主教寻求保护者和构建高端人际网络,是明末清初天主教成功移植中国的有效方式。从"礼物"角度去审视明清天主教,或可为我们思考基督教中国化提供有益参考。     

多明我会与明末中西交往

多明我会是明末入华传教的主要欧洲天主教修会,在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多明我会的早期入华历程,不仅与西班牙、葡萄牙等西欧殖民势力在亚洲的扩张活动纠葛一处,而且直接影响到明末天主教在华格局的演变以及著名的中国礼仪之争事件的发展。1632年,该会传教士从台湾渡海进入中国东南大陆传教,打破了此前半个世纪耶稣会独享中国传教区的局面。其后,多明我会传教士第一次在福建传教区针对现实中的礼仪问题展开系统调查,并将调查结果提交罗马教廷,终使礼仪问题演变成为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牵动东西方、延续数世纪的大事件。     

澳门学与基督宗教研究

澳门发展史与基督宗教在华传播史有着密切关联,澳门因此成为自明朝以来近代基督宗教在华传播的始点和支撑其传教的据点。无论是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还是新教传教士马礼逊,都以澳门为其入华传教的第一站,并因此而取得了入华传教的成功。因此,基督宗教研究,尤其是对明末清初以来基督宗教传教士的研究,应该成为澳门学不可或缺的部分。本文将从澳门教会的建立、天主教发展、中国明清天主教学者和基督新教发展等方面来对澳门学所涵括的基督宗教研究加以分析阐述。     

加拿大传教士与安阳

1888－1947年的60年间，加拿大长老会先后向安阳等地派出156名传教士，建立了豫北传教区，发展信徒万余人。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加拿大传教士在安阳四进四出，传教活动时涨时落；教会的传教手段主要有三种：借医传教、开办学校以及参与慈善事业和公益事业；一些加拿大传教士为安阳社会的近代化事业作出了贡献。     

明代耶稣会在华传教中的日本经验

有别于天主教在非洲、拉美等地用武力推行传教的策略,在明代中叶进入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强调,传教要"适应"东方的文化风俗和政治环境,用和平的方式在东亚推广天主教.沙勿略、范礼安等人是16世纪中期和后期耶稣会在东亚传教的重要人物,他们在日本的传教经历为在华推行"适应"传教策略积累了丰富经验.换言之,在中国所谓成功的"利玛窦规则",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早期耶稣会士在日本的传教经验.     

15世纪中国一次地方政制改革--贵州建省与明清官员客籍化

贵州建省是 15世纪中国多民族大一统国家建设进程中的一次政治体制改革 ,是明初实行少数民族边远地区政治与中原一体化、加强中央集权、巩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重要步骤。由于正式建省 ,开创了全面派遣流官治黔的新时期。通过干部客籍化 ,中央对贵州的统治管理有了组织保证 ,中原地区先进的政治、经济、文化因素得以大规模地进入贵州 ,揭开了贵州历史发展划时代的一页。从入黔客籍官员的级别结构、素质构成来看 ,可知中央十分重视省一级领导班子的建设 ;从入黔客籍官员的事迹和政声来看 ,可知其中不乏名臣、贤宦、文士、武将 ;从他们治黔的得失之中 ,可以总结出许多正反两方面的经验。     

川盐入黔与赤水河流域的社会互动

川盐入黔是贵州历史上食盐消费的主要方式。历史上贵州的盐业状况主要受制于以下因素,包括自然因素上贵州地质上缺乏盐产、交通闭塞;社会因素方面贵州地域处于中央集权体制下的边缘地区,以及经济落后、民众购买力低、政府的政策失误等。以赤水河流域仁岸为主体的川盐入黔,带动了赤水河流域经济、交通、文化及民族关系等方面的全面发展。川盐入黔与赤水河流域社会互动的历史,反映了边缘化的贵州不断纳入中央治理范围的历史轨迹。探索这一盐运古道和盐运历史具有一定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清乾隆年间查禁澳门唐人庙事件

清乾隆年间，内地民人大批入澳门习天主教，并自建教堂唐人庙。禁教时，唐人庙的活动引起清地方官吏的关注上奏乾隆，进行查封。唐人庙的查封说明乾隆对天主教的控制已不只限于内地，其禁教比雍正更严厉。     

基督教在近代湖南受抵及其原因

基督教的三大教派——天主教、东正教、新教都曾先后传入过中国，来华传教士又以天主教和新教居多，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传教士依恃不平等条约，大量涌入中国，传教规模迅速扩大。基督教许多教派都派遣传教士到湘组织差会，许多差会在进行传教活动的同时创办了一些教会学校和教会医院。传教士的这些活动给近代湖湘文化涂上了一层有别于古代文化的色彩，而传教士的到来引发的多起教案也成为社会各界十分注目的事件。一、基督教在近代湖南受到的抵制基督教所受到的抵制主要是指近代以来连绵不断发生的教案。教案是指中国民众聚集起来，打砸、…     

利玛窦与"南昌传教模式"初探

明末,西方传教士在广东传教遭遇种种失败后,利玛窦等人入驻南昌传教。利玛窦在南昌传教的三年,也是他的传教策略在探索和实践中逐步形成的过程:他与江西的官绅阶层进行了密切交往和友好的对话,并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一套成功的传教策略———“南昌传教模式”。这意味着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产生了一个质的飞跃。这不仅是利玛窦个人努力的结果,也与当时江西深厚的儒学传统文化底蕴和江西文化的一些显著特点密切相关。     

关于庄蹻入滇的线路——答王海平同志

《贵州社会科学》1990年4期,刊载了王海平同志的《庄入滇略探》（以下简称王文）一文。该文从近年我省及邻近省区出土文物的种类和风格比较的角度,肯定了庄蹻入滇的史实,颇有新意。但王文从文献考据角度,认定庄蹻入滇的时间应在楚顷襄王时代,只不过因袭过去的研究成果。王文在“庄蹻入滇池线路辨析”一节中,除袭取陈说认定庄氏入滇系取道沅江逆水而至且兰外,并针对发表在1979年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夜郎考》第一辑中的拙著《夜郎方位考略》一文,认为庄蹻是沿今鄂西的清江入黔东北,然后沿今贵州乌江南岸到达位于今安顺的且兰,再经黔西南到达滇池的观点进行了评议。对此,特答复如下: 王文在正面肯定了沅江沅后说:“最后附举评价一下前几年出现的一种新观点,既有的学者认为《华阳国志》和《后汉书》记载庄蹻入滇所经之沅水乃延水（今乌江）之误,由此导出庄蹻入滇的线路”云云。笔者以为,这与拙著原意不符。首先,我们知道,关于庄蹻入滇的线路,早在《史记》、《汉书》的《西南夷传》中就有“循江上”的记载,“江”在我国古文献中,凡不另加具体名称,一般均指今长江而言,故“循江”之说早在两汉时期已有成说。对此,近年云南方国瑜先生在其《从秦、楚争霸看庄蹻开滇”和《彝族史稿》等论著中     

近代外国天主教会在河南活动述略

近代外国天主教会在河南活动述略柴俊青天主教明末崇帧年间在河南开始传行。意大利耶会土毕方济于十六世纪初年来华后，曾在省城开封设立教堂会所，发展教徒。其后，罗雅各、费乐德等人也曾来河南主持教务。清顺治至康熙年间，因清政府对天主教采取了比较宽容的政策，其传...     

明末清初贵州佛教论纲

明末清初的贵州佛教是贵州历史上最为鼎盛的时期，在中国佛教史上亦占有重要的一页。明末中原西蜀战乱，“天下扰乱，贵州粗安”，①南明永历帝乃驻跸贵州安隆，使贵州一度成为南明永历王朝的政治文化中心。于是中原西蜀之禅师纷纷入黔，特别是临济禅宗天童圆悟一系的子孙更是人多势众。他们在黔中创建禅寺，培养弟子，弘教开宗，接引信徒，与士大士往来唱和，同名士文人共参“教外别传”之旨；南明亡后，士大夫又多逃禅，他们或著述直指心源，或咏歌超然物外，或祝发出家以全其志节，复大振黔中境内之宗风，遂使贵州禅宗佛教盛极一时，佛教…     

论广东在明末清初传教活动中的地位

明末清初天主教首先在广东的澳门建立了基地,进而深入肇庆、韶州和广州,然后在北京播种于宫廷、传扬于全国。近代广东得风气之先,在基督教传教活动中起了特殊作用,一因广东具有优越的博采异域文化的地理位置和古老传统;其次由于岭南文化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内引外联的开放性;再次,明末清初天主教传教士在广东的居留与考察,为其了解中国国情、确立文化传教和结交上层、从而获得合法传教身份的方针提供了人文环境。     

近代鄂尔多斯地区各族人民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斗争

一八四○年的鸦片战争,随着帝国主义用炮舰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作为别动队的宗教势力也纷涌而至。一面是穷凶极恶的武装入侵,一面又是扮着“慈善”面孔的传经布道——这是近代史上帝国主义开拓殖民地的反革命两手。 早在鸦片战争前的一八三○年,天主教法国圣味增爵会(又叫遣使会)已悄悄潜入察哈尔西湾子(今河北崇礼县)设立了教堂。西湾子教堂的法国司铎(即神甫)早有觊觎,内蒙古地区传教之心。他们学蒙语,习蒙俗,诱骗个别蒙族喇嘛入教,并报罗马教廷划分“蒙古     

隆武王朝与天主教

明王朝灭亡之后,明宗室在南方分别建立了诸个南明小朝廷,耶稣会的传教活动在此期间曾相当活跃.本文从朱聿键在福建建立的隆武朝廷对天主教的态度及以艾儒略为主的耶稣会传教士与隆武朝臣们的交往和活动,分析此阶段耶稣会在传教政策上的变化以及隆武朝的政治、军事困境对天主教传播的影响,论述中西文化在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交流与融合状况,并以此透视明末清初天主教兴衰史背后的深层原因.     

天主教对义和团形象的看法

本世纪初,法国在远东的势力到达了顶点,在中国,法国自从19世纪40年代就成为天主教传教的保证者,而法语系的教士在所有神职人员中也占大多数,此期间有关中国各教区的消息,经常登载于法文“布道导报”,而后译成其他欧洲语文。可以说,在义和团运动期间,天主教世界对中国的看法,绝大多数受法国的影响。我们来看法语系教士所述的两件义和团教案,以求藉此通过对义和团以及当时受害者的了解,探讨这些记录对日后描绘“殉难者”以激发法语系天主教徒支持传教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