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中恶的因素对分权制衡原则的影响

分权制衡原则是宪政的基本原则之一，是构成法治的要素。分权制衡原则的形成和发展过程表明正是出于对人性中的恶的因素即人性中权力欲望的深刻认识，导致了分权制衡原则的产生，从而使权力能够被引导、被控制。分权制衡原则是人类政治法律制度的一大成就，具有普适性。     

论现代权利观念

本文从耶林主张为权利而斗争的思想出发，引申出现代权利观念的概念。认为现代权利观念由权利知识、权利感情和权利意志共同构成其基本内涵，它不仅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也是现代民主政治的观念前提。现代权利观念的确立对于当代中国的立法、司法以及法制教育均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对中国历史上分权制衡的思考

分权制衡的制度设计与政治运作相对完善地出现在宋代,已略具近代分权制衡的外观雏型,但人治主义的文化传统和君主专制的制度桎梏,终使尝试归于失败。在中国传统的政治遗产中,缺少近代西方分权制的理论前提:社会契约论和性恶论,因而不利于从契约层面上考虑权力运作中人性恶的因素,进而设计出有效的制度程序实行约束和制衡。近代中国始终未能真正跨入分权制衡的门坎,表明制度设计固然重要,但远不是问题的全部。对中西分权制衡的历史资源的衡估,能对当代中国的政治改革提供有益的启示。     

身体思维与中国早期国家观的形成

中国早期在历史的发展中产生出了一套和西方迥异的国家观念,这套国家观念是建立在一种身体思维基础之上。古代中国思想家在思考政治问题时常常采用一种身体隐喻方式,即将政治组织的构成或政治现象从身体的角度予以阐释。在此脉络下,早期中国形成了一种身体思维视野下的国家观。这种国家观形塑了传统中国的政治价值、政治制度以及政治行为诸层面。     

注重市场经济、政治法律和伦理道德的制衡研究

注重市场经济、政治法律和伦理道德的制衡研究唐能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近几年来，我国理论界对于这一工程的研究和讨论重点，主要是围绕市场经济与道德建设的关系问题进行的。本文则从另一视角即从市场经济、政治法律和伦理道德的相互制衡...     

毛泽东阶级斗争学说的早期来源与晚期表现

毛泽东在早年即确立起阶级斗争是“通过群众的行动确立起来的群众政治权力”的观念,并作为他理解中国社会发展动力的基本观念,这种观念有别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概念,同时也有别于同时代其他人的阶级斗争观念,这种观念构成晚期毛泽东阶级斗争实践的观念来源。     

20世纪中国文学观念的发展及演变

20世纪中国文学的真正发端,本质上是由于文学观念的变革。20世纪中国文学的性质,也是由文学观念的性质所决定的,为政治、为人生。为艺术成为本世纪文学观念多元构成中的三大基本线索。围绕这三种基本观念,我国文坛上一直贯穿着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话语论争。     

钱穆的文化自由主义

近代思想史上,学者对自由主义的关注常常停留在西化派知识分子身上,近代中国命运多舛,政治自由主义在中国并未能成功,原因多归结为救亡压倒启蒙。而西化派知识分子所提倡的"自由"却很少被质疑。自由的内涵除了政治自由主义,更有文化的自由,文化自由体现着传统儒学中特有的自由观念。梳理钱穆对西学的看法,可以感受到文化自由的观念与精神。文化自由实可以作为对政治自由的补充与制衡,展开儒学与自由主义更为内在的对话。从传统学术的精神中发掘出的文化自由观,将可以开创出儒学中西会通新境界的良好平台。     

价值观念与文学思潮及文学流派

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 从总体上说, 价值观念对于文学思潮及文学流派的理论前提作用和制约关系, 主要表现在： 一是不同的文学价值取向, 决定文学思潮和文学流派之间的观念对立和理论制衡; 二是价值观念在历代文学思潮演变中具有“上源下流”的联结组合功能; 三是同一价值取向下的不同艺术主张, 相互间起到观念互补的作用     

关于中国文学本质观念的一种追问——基于中国形而上学传统及其影响的考辨

中国政治伦理意义上的形而上学传统,作为中国文学本质观念的传统哲学基础,具体到对文学本质观念的影响及理解上,即是经由一种政治伦理诉求的元叙事模式以获得合法性认同,其经典的合法表述,就是中国传统而正统的文学"载道"说。中国传统的情志合一文学本质观念,是在文学"载道"这一文学本质言说的合法性认同表述中获得合法存在的,在此认同表述中,政治伦理构成文学合法与否的依据,能为其所容纳的情感诉求也往往表现为一种道德情感的认同,而不是放任个性化情感的抒发,以服务于现实的政治教化目的,并构成中国传统文学的主导倾向与整体面貌。对此,显然不能不予以厘清与分辨,否则,谬矣,而这也正是所谓中国文学抒情本质的观点及其抒情传统论的理论误区所在。     

道与势:传统史权与君权的紧张

与西方古典史学相比,中国古代史学家似乎更强调"史"的终极裁判权力。在中国传统史家的观念中,始终存在一"史权"的观念,认为"史"不仅代表着公正,代表着最高道义的裁决,而且体现着一种能够"贬天子,退诸侯","与天与君并",制衡君主威权的力量。这种史权的观念,一方面来自于"巫史合一"的早期史官的文化形态,另一方面则来自于历史理性下对于"不朽"的理解和价值追求。这种对史的权威的强调,除了构成中国古代史家自律的责任意识外,也透露出在那个时代,"史权"与"君权"之间,即"道"与"势"之间存在着某种紧张。而一部中国传统史学史,在一定意义上,也展现为一部专制政治与"史权"此长彼消的历史。     

从“人情”到“国家”——晋法家政治伦理内在逻辑脉络

法家的伦理思想几乎全部针对于政治,而晋法家作为法家的核心代表,其思想对于中国古代政治伦理的建构有着奠基性的意义。从历史上看,晋法家强调政治的起点是人的自然属性与基本欲求构成的"人情",而最终目标则是要确保国家和社会的整体秩序,由此也就构成了中国古代具有理性主义和国家主义倾向的政治伦理理念。这一理念对于中国古代的政治实践产生了重要、深远的影响,也是人们将中国古代政治称为"阳儒阴法"的重要因素之一。     

两种形态政治监督的比较及思考

在人类社会的政治活动中存在着两种不同形态的政治监督。第一形态的政治监督是指政治权力的横向分权和制衡，第二形态的政治监督是指政治权力的纵向分权和制衡。形态虽然不同，但有相同的政治监督追求，又有各自不同的政治监督机制。各有优劣。     

性别、文明与种族——论曾广铨翻译哈葛德小说She的文化政治及接受语境

1898年曾广铨在《时务报》上对于She的翻译,是H.R.哈葛德的小说首次登陆中国,其译本展现出从“言情”到“保种”的多重观念意识。曾广铨的翻译活动与中国维新运动的思潮密切相关,其在大胆呈现原著情爱主题和性别观念的同时,基于国家种族竞争的比较视野,将有关中国文明的焦虑以及强国保种意识融入翻译实践中,进而过滤和改写了原文的修辞表达,展现出翻译行为背后的文化政治,最终构成了哈葛德小说在中国初受“冷遇”后又不断受到青睐的接受语境。     

权力与制衡

权力制衡理论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分权与制衡是资本主义各国政治上共同的现象。权力制衡有利于有效地管理公共事务,防止滥用权力;有利于社会民主和政治稳定,促进经济发展;有利于进制和最大限度地消除腐败行为;有利于推进依法制国,建设法制国家。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完备权力制衡机制,首先要建立机制,完善法律法规;其次要强化人民代表大会的职能;最后要确保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     

媒介生态学视野下的电影观念与文化伦理

作为一种颇具大众性的现代传播媒介,电影构成了人类赖以生存的信息环境,对人的生命存在正在产生深刻的影响.电影是商业的,但又原本是艺术的,所以既不必要求它脱离商业,又不必让它服侍商业,只任它成为浑然的商业的艺术就好了.这不仅是好莱坞电影给予我们的重要启示,也是在商品经济繁盛的时代,从媒介生态学的角度考察电影所得出的电影观念.这种观念对于弘扬精英意识,实现审美超越,制衡电影拜金主义,回归文化伦理,维护健康、平衡的电影环境,促进电影与人与文化的良性互动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自发的秩序与无为的政治——中国古代的天命意识与政治的正当性

天命是中国古代思想世界中的一个重要观念 ,中国有一个独特而又深刻的天命论传统。对于中国思想而言 ,天命不是起源于宗教神学的实体性上帝 ,而是发源于民众的生活 ,它体现为民情、民意、民欲等等 ,它就是以民众生活为基础而形成的一种社会—政治的秩序。中国思想认为 ,天命并不具有人格性、意志性 ,而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 ,因此 ,天命被理解为自发性的社会—政治的秩序。正当性的政治必须充分尊重这种秩序 ,而不能去人为地干预它 ,这样的政治就是无为的政治。“忠君”的观念也可以从这个角度获得恰当的理解。     

预防政治腐败之制度设置的经济分析

作为预防权力滥用和政治腐败最有效的手段， 制衡政治制度只能在民主政治的基础上设置和安排， 而民主又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结果。所以， 市场经济是制衡政治制度建立的最终根据， 市场经济在我国的确立和发展， 决定了制衡政治在我国的建立成为必然， 但现阶段市场经济整体力量的弱小和运行机制的扭曲， 使我国制衡政治制度建立的经济基础较为脆弱。因此， 当前加快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最主要任务是加快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理顺市场经济关系。     

试论微观思想工作文化——兼论二十一世纪思想工作形态

将文化内容引入思想工作，已成为未来思想工作的发展趋势。未来思想工作文化的形态主要由以下内容构成：一条轴线、三维制衡、多重兼容。所谓一条轴线是指主体意识高扬下人的全面发展；三维制衡指的是动态政治的“允许度”、生产力发展水平给定的文明度，认同效应与风格流派多样化的密度。而多重兼容则是指价值选择的并存互补作用     

“权利制约权力”的文化困境及对策研究

"权利制约权力"是一种强调体制外制衡的制约范式,意即以公民普遍而广泛的权利来实现对公权力的直接制衡。这是近代权利文化的必然逻辑,而权利文化的相对成熟则是实现这一制衡的必要前提。反观中国却有一个"重义轻利"的漫长历史,权利意识的缺失、权力至上观念的盛行以及民主法治意识的薄弱等等均成为我国实现权利制约的枷锁。因此,有必要从四个方面提出建议,以提升我国公民的权利意识,营造有利的权利文化氛围。